波士頓法會: 回大陸護法的感受
從1999年7月20日以來，中國政府把教人向善的法輪功定為「邪教」，並殘酷迫害千萬計法輪功學員。我每天都注視著國內關於法輪功及學員的消息，並積極參與呼籲美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幫助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各種活動。11月，聽說有的學員準備回中國支持大陸學員，我也很想回去。但思想上也有顧慮，剛剛換到政府部門工作，上班才一個月，是彈性上班時間，假日也多，很適合做更多的弘法及護法的事。但剛上班也沒有假期，一回國就不能保證及時回來上班，工作可能會丟掉，而且正常的修煉環境也可能失去。但通過學法及看國內學員的修煉體會，感到我的顧慮還是站在個人修煉的基點上考慮問題，放下個人，站在大法的基點上，大法是全世界人民的，把法輪功定為「邪教」，等於說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都是邪的，就不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而且目前國外學員與大陸學員直接交流切磋的環境也遭到破壞。在這樣的情況下，回中國與大法弟子交流的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維護大法。既然應該回去，個人的一切都可以捨去，大陸學員為了護法可以放下個人的一切，甚至生命，我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呢？
我於11月中旬回國旅行，先去了北京。首先見到了幾個北京當地的學員，得知他們的修煉環境遭到嚴重破壞，7月份時，學員之間還經常走一走，現在都是個人在家，很少與學員交流。後來又見到外地進京上訪的學員，並到了他們在北京郊區的住處，幾十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每天在一起學法煉功交流，那個場面真令人感動，是最好的修煉環境。每天白天都有人去天安門廣場學法煉功，有的人晚上能回來，有的被警察抓走，每天被抓走十幾個，又有十幾個新來的外地學員，房間裏總是保持有四十多人。有人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有人覺得自己還有執著心沒有放下，就先與大家一起學法交流，感到自己甚麼都不怕了，就走出去。當時我與另外一個美國學員與他們一起交流，我們被他們放下生死的修煉故事所感動，他們也為見到國外學員感到鼓舞，說要把我們的消息帶回去，鼓勵更多的學員能夠站出來。
後來，聽說廣州有大的活動，就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北京的外地學員，去了廣州。到了廣州才知道，已有六、七十位從大陸各地及澳大利亞趕來的學員，正在籌備召開99中國廣州法會。這幾十位大陸學員都是自四月份以來，就站出來護法，很多被抓被打了好幾次，還有被通緝的。一到廣州，是一位澳大利亞的女學員負責接待工作，她告訴我，當這些出生入死的大陸學員得知接待他們是從國外趕來的功友，每個人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她首先把我帶到了大陸學員的住處，讓我代表美國學員去看望他們。
他們首先問我國外的情況，我告訴他們：國外的學員都很欽佩你們，你們不僅用生命譜寫著個人修煉的歷史，為大法在人間樹立威德，也是用生命向全世界弘法，四月到八九月間，不光國內的媒體顛倒黑白，國外的新聞報導也大多引用中國官方的消息，但自從十月底，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及學員前仆後繼地去天安門護法，讓全世界都知道了法輪功不是邪教，全世界的媒體都開始同情我們，正面的報導越來越多。然後，每個在場的大陸學員都向我們講述他們幾個月來走出家門，進京護法的經歷，每個人的故事都是可歌可泣，催人淚下，後來大家就圍坐在一起自由交流，那個相互交流的場面就像一個大熔爐，每個人的心性都在這個熔爐中得到迅速昇華，雖然回國一趟不容易，為自己能坐在這個熔爐中感到非常榮幸。
接下來的幾天中，大陸學員全天忙於寫稿，幾十人擠在一個屋裏，都忙著把自己幾個月來放下生死，走出來護法的故事寫出來，把自己修煉的境界寫出來與大家分享，當法會開幕詞，及每一篇稿件寫出來，大陸學員就與我們國外的學員一起大聲朗讀稿件，一篇稿子都反覆朗讀好幾遍。大家一邊聽，一邊落淚，為作者的境界所感動。大家都認為法會從寫稿之日就已經開始，天天都是在開法會，已經開了八天，而不只是最後的一天。後來，雖然因為警察的搜捕，最後形式上的會議沒有開成，這次法會的稿件迅速傳遍全球，激勵著更多的國內國外的學員從中找到差距，儘快提高自己，走出來護法。
在警察搜捕前，我提前去了深圳，幫助法會安排媒體採訪，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參加法會的大陸功友，與他們失去了聯繫，後來回到廣州，找到了原來的住處及會議地點，花了兩天時間證實了他們被捕，就這樣不得不離開廣州，前往北京，尋找大陸的弟子。11月30日去天安門廣場看國旗換崗儀式時，一個警察詢問我是不是法輪功弟子，當時思想上沒有任何準備，很不願意讓警察抓住，猶豫了一下，感覺到他不是問我在幹甚麼，而是問我是否修煉法輪大法，我要說真話，就回答是，警察馬上讓我上警車。我隨身沒有帶美國護照，也知道上去了就失去了自由，但心情很平靜地走了上去。
警察把我送到天安門派出所，我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壞事，警察沒有權力抓我，就拒絕回答警察的問題，然後遭到毒打、上刑、電擊等折磨，還看到另外八位大陸大法弟子，包括年輕女士，老年婦女同樣遭到酷刑、電擊的折磨。被折磨了半個小時後，警察把我關在另一個房間，房間裏有五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功友，當功友們得知我是從美國來的，都爭著問我國外的情況，我很高興地把美國學員護法弘法的情況講給他們，大家都深愛鼓舞。站在前面的學員擋著警察的視線，我們在後邊坐在一起交流。後來被警察發現了，走進房間，當胸狠狠地踹了我一腳，大陸學員關心地問我痛不痛，我說：「只感到發麻發木，並不覺得痛，一定是師父的法身幫弟子承受了。」
當天晚上，我被送到了安徽省駐京辦事處，由於我拒絕與警察合作，又被毒打折磨了一、二個小時，然後與另外三十幾個功友關在一起。見到幾十位家鄉的功友真高興，儘管臉被打得腫得很高，成了三角形，身子也被打得動不了，還是很高興地與功友們交流，得知安徽有越來越多的功友進京上訪。第四天，又來了幾位從埠陽市進京的功友，他們談到是因為看到國內法會的稿子。聽到廣州法會這麼幾天後就起了這麼大的影響，真是不可思議。
到了晚上七點多，有兩位埠陽的功友說：「我們大家應該煉功，就開始煉靜功，我也與他們一起雙盤打坐煉起靜功。警察看見了就說這裏不准煉功。我們三個人都繼續堅持煉功。這時上來六、七個警察，把我們三個強行拖到走廊上，用拳猛擊我們，然後又體罰，說要按他們的方式煉，讓我們三人面對著牆，雙手抱頭，馬步站樁，若雙腿彎曲的角度不夠，就兩個警察一起用腳踹我們的又腿，他們還認為是我帶頭煉的功，為了加重體罰我，就找來兩個各重十幾磅的滅火器，讓我一手拎一個，同時站樁，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我累得實在拎不動了，一拎起來就滑下去。警察就強行讓我再拎起來，這樣從七、八點鐘折磨到晚上十一點鐘，警察也累了，才放我們回房間。回到房間，功友們就在一起討論，認為我們煉功是對的，甚麼都按照警察規定的去做，就是符合了常人，而不是符合了高層次的法理。我們被打被折磨，不是個人的業力造成的，是針對大法的磨難，大家應該一塊來承擔這個磨難，不能只看著個別學員去承受而袖後旁觀。
接下來的每天早上，大家就一塊起來煉功，第六天早上四點，煉功剛一開始，被一個巡邏警察看見，走進來不許我們煉功，誰煉就要用警棍打誰，他先用力推倒一位二十歲的年輕功友，要打這位功友，當時我正好在這位功友身邊煉靜功，看到這個情況，我覺得不能讓警察把他單獨拖出去毒打，就鬆開雙盤腿，撲過去用身子保護住那位年輕功友，並對警察講打人是不對的，我們煉功人每天都是這麼生活的，早起煉功也不影響別人，不是要與警察對抗。這時又過來三位女功友，我們四人用身體圍位那位年輕功友，對警察說：「我們都煉功，要打先打我們」，這位警察看到這個情景，不知道怎麼辦，就改口說：「你們都走開，我不會打他。」後來警察沒有打人，只是體罰我們，全體二十幾位功友就站起來接受體罰，警察一看這麼多人都站出來，也覺得沒有趣，就不管我們了。後來我們在一起交流，那位要打人的警察與值班的警察也坐在一旁聽我們交流，並問我們一些問題，如為甚麼要煉功，為甚麼要到北京來。我們就向他們介紹煉功對身心的益處，國內電視及報紙以對法輪功顛倒黑白的報導，政府對法輪功的錯誤決定，法輪功學員捨棄個人及家庭的利益為了正義與真理進京反映情況。
其中有三個功友是一家人，母親已退休了，兒子工作，女兒剛上中專三年級，還有半年就畢業。警察問：「你們都將失去工作，學業，一家人將來怎麼生活呢？」這位母親就講他們一家煉功後的受益，將來獨生子可以擺攤修理電器，一家人有口飯吃就行了，她還說，如果法輪功不那麼好，我們會捨下一切，進京為法輪功上訪嗎？聽到後來，警察都對我們表示同情，表示以前對法輪功情況不了解，對於為了工作不得不禁止我們煉功表示無奈。
第六天，我就從安徽省辦事處被領回家鄉，我的護照被扣壓，接連兩天警察找我去問話，最後還讓我寫思想彙報，我就如實地寫了為甚麼要回國，中國政府對法輪功歪曲事實的報導，及國家領導人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的錯誤，希望中國政府能改正錯誤造福於人民。當父親看到我寫的東西，認為我是反對政府，害怕把事情擴大，連累家人及親朋好友，以及我們在國內投資的房地產，就不讓我把彙報交上去，並讓我寫得平淡一些。我向父母解釋這是講真話，善意地與政府講道理，並不是與政府對抗，還說：父親從小就教育我們做人要正直，我不能為了保護個人及家庭，就不講真話，像常人一樣圓滑起來。父親當時接受不了，氣得抓起一個板凳向我打來，我沒有保護，只想承受著這一切的壓力，板凳快打到身上時，父親就停住了，他讓我離開這個家，要與我斷絕關係，我一句話也沒有講，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直接去了縣公安局，把我的思想彙報交了上去。我知道常人一時理解不了我們煉功人的思想，所以也沒有一點對父親的不滿，並打電話回家，讓父親想開點，不要動氣，並解釋政府要求我寫自己的想法，我若不如實寫也對不起家鄉的政府。
後來拿到護照才返回美國，回美國前，家人及領導反覆勸告，出去後千萬不要把在國內被警察毒打的事講出來，我當時想，這是不可能的，國內上千萬的法輪功學員遭到迫害，千千萬萬的人被警察毒打，沒有幾個人有機會把事實真相告訴全世界人民，我怎麼能為了保護個人及家庭把事實隱瞞起來呢。回美國後，美國國務院及記者都主動找上門來，我就如實地講了在國內的遭遇，《世界日報》也轉載了英文報紙關於警察對法輪功學員用刑的報導。我為此感到高興，有善心的人看到事實的真相，會明白誰是善的，誰是惡的，對法輪功會有進一步認識。我感到回國只是在目前形式下維護大法的一種形式，在不同環境中都可以維護大法，圓融大法。師父給每個弟子安排的道路不一定是一樣的。只要我們抱著一顆純正的心，放下個人的執著，站在大法的基點上，就會為維護大法貢獻一點微薄之力。（2000年1月1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