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1996年走上修煉之路的。轉眼幾年過去了,雖然已是一名「老弟子」了,但是在這兩年的正法洪流中,我卻如同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孩子一樣,似乎才剛剛明白了甚麼是跟上正法的進程和怎樣跟上正法的進程。
1999年7月20日,中國江澤民政府開始了對法輪功的鎮壓,全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雲集美國首都華盛頓。我也是其中的一名。那時,連美國有三級政府都沒有搞清楚的我,卻和其他學員一樣走上了美國的國會山莊,從此開始了長達近兩年的向政府洪法及講清真象之路。
鎮壓使我的回國計劃破滅了,我從美國來到了加拿大。剛到多倫多的日子裏,我由於沒有身份,不能工作,但卻有了更多的時間參與弘法。1999年8月初,一位多倫多學員聯繫了一名國會議員,我也去了。那時,甚至對加拿大國會議員和美國國會議員的稱呼有甚麼不同都不知道,而且以我的英文水平還說不清楚法輪功和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就這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這卻成了我向加拿大政府呼籲的起點。從那時起到次年初,我開始陸陸續續約見國會議員講清真象、尋求幫助。現在看來,當時的很多行為是非常幼稚和可笑的。就是在這樣對一個國家的政府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我和其他學員開始了漫長而又艱辛的向政府洪法之路。我自己都不能想像,像我這樣一個上台講話都緊張的女孩子,是怎麼跟那些成熟而又老於世故的政治家打交道的。
記得有一次,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約上了一位國會議員。那天,按他的慣例是誰先到誰會先見,於是我匆匆將車停在路邊,早早地就來到了辦公室,一個小時後,他的秘書告訴我:他在渥太華沒回多倫多,讓我回去等消息。我只好沮喪地回來了。一看,車停錯了位置,被罰了款。之後,我花了很大的力氣又去聯繫,好容易在第二年初有了一個機會。那天我為了不再吃罰單,把車停在了很遠的一個車場。等我到了他辦公室,已有一些人在那裏等著了。不久,輪到我了,還沒等我說話,他已看到了我手中的大法資料,叫了起來,「呀!我幾天前,就在這裏才見了你的幾個朋友,你不用講了,回去吧,我都知道了。」我只好拿著資料走出了辦公室,一出門,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的問我自己「你產生邪念了嗎?你產生邪念了嗎?」我當時的心裏很難受,很久我都沒有調整過來,後來我終於想明白了:重要的不是和這個議員談上話沒有,重要的是我在這個過程中盡心去做了沒有,如果覺得自己盡心了,那就沒有任何可以後悔和難過的。因為修煉重在修心,師父看重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
我來到加拿大不久就開始申請移民。1999年12月份順利通過初審,我的旅行簽證也順利延期。2000年初,旅居海外的一位中國學員由於身份問題向我們求助,其實那時我和先生的生活還很艱難,但我們還是慷慨的伸出了援助之手,電話當中聽到她沙啞的聲音,可以想像她面臨著多大的心理壓力。那時,我根本都沒想這跟我有甚麼關係。沒想到,2個月之後,同樣的難落到了我的頭上。2000年4月,我的護照過期,申請延期簽證被拒。我來到了中國領館,結果得知由於我是公務護照,需原派遣單位開一份信證明我已從原單位辭職並沒有任何經濟關係。但當時我的原單位已在一年前解散,沒有任何人對我負責任。於是我找到了原來的總經理和人事經理尋求幫助。他們一致的回答是讓我回國辦理手續。公司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法輪功學員,當時國內的情況我根本是沒有辦法回去,而且護照已過期,即使想回,也回不去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我將要支付天文數字的罰款,而我只要回去將不用支付罰款。這是明顯的訛詐。
當時,我已經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來信,只要有一個有效護照,就可拿移民紙了。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幫助我,因為我的所有手續都全了,便又一次申請延長簽證。但我的申請再一次被拒,加拿大政府給我下了逐客令,限我在5月21日簽證到期前離境,否則就要驅逐我離境。我又請求我的國會議員幫助我,但失敗了。我萬般無奈,心情沉甸甸的。當時正值5月13日多倫多一年一度的法會,又是第一屆世界法輪大法日籌備之際,雖然我當時面臨如此之大的磨難,心情十分壓抑,但看到學員們正全身心投入大會準備工作,又看到每天網上中國大陸學員所遭受的磨難,我深深地為他們所感動,我的心逐漸趨於平靜,全力投入了法會的準備工作,將自己個人的私事放在了一邊。
法會在14日結束,而我離簽證過期也只有一週時間了。在所有的努力失敗後,先生為我申請了難民,因為只有這樣我才不至於被驅逐。那一段時間,我常常偷偷流淚,但我從未將我的情況告訴過其他學員,因為我想:大家都在為護法,正法忙著,如果我將我的情況告訴了大家,將為他們多了一份負擔。正當我處在這樣的狀態下,我連續三天做了三個夢,由此改變了我。第一個夢是,我收到遠方父母給我寄來的包裹,打開一看是一袋金燦燦的糧食;第二個夢是,我和幾位功友走出了一座大樓,在樓門口,看到了巨大的四個喜字,出門一看,一對人馬興高采烈地敲鑼打鼓地慶祝節日,好長的隊伍啊!在第三個夢裏,我看到了老師那親切的面龐。我已有很久沒有看到老師了,雖然他沒對我說一句話,但我的心是那樣的激動。隨後,老師的《心自明》就發表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夢的含義,在另外空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從個人的難中一下就拔了出來,重新又全身心投入了正法修煉的行列。隨著老師一篇一篇新經文的發表,我的心也越來越開闊,個人的難在我眼裏越來越小,更多的時間我則考慮的是怎麼能把大法的真象讓更多的人知道。
我的難民申請進行了半年的時間,到去年底, 我又聘請律師重新開始了正常的移民申請。我明白應借此機會說明真相。於是我們不僅把法輪功介紹給律師,還請他參加我們的活動。每一次去見律師,我們都要花很多時間向他介紹法輪功及在中國發生的迫害,而他也有不少有關法輪功的問題問我們,比如如何區分申請難民者中哪些是非法輪功學員。同時,我也和原公司的同事坦誠地談了我的問題和法輪功問題和我為甚麼不能回去的原因,她幫助我和原公司中方總經理和中方上級單位達成了協議,按照規定我向清算公司交了一筆不小數目的金額,從而妥善地解決了我與原公司的關係問題。雖然和公司的問題解決了,我的護照依然沒有拿到。不久,移民局通知我去參加面試,我有些緊張。因為根據加拿大法律,沒有護照,幾乎不可能給移民紙。沒想到,我進去還沒有十分鐘,移民官就只問了我兩個問題,就當場給了我移民紙,這一關就這樣過去了。幾天後收到了律師的帳單,一看,比本應收取的費用高出許多倍,仔細一看,他將我們用來講清法輪功真相的時間全部按每小時兩百五十元加幣收取了費用。我想不管他怎麼做,我們將大法的真相講給了他,也許這就是他將來得法的機緣。因此,花點錢也是值得的。
做政府的洪法與講清真象的工作是一項非常重要而且艱鉅的任務。從鎮壓一開始一直就經歷著風風雨雨。我們一次一次地約見國會議員,向他們講清中國所發生的這一切。這期間,有幾件事讓我很有感觸。有一位國會議員,非常受人尊敬,我曾經見過他十幾次,從鎮壓一開始,他就非常願意聽我們給他講中國的情況,他對國內學員受迫害的很多情況是非常關心的;但同時也有令人沮喪的地方的:他總是很願意給我們提建議,出主意,但是他自己從來不願意公開支持法輪功,也從來不願意具體做甚麼事。他總是很小心。他拒絕參加我們的任何一個新聞發表會,任何一次請願活動和慶祝活動,甚至連賀信都不給我們寫。我有一段時間都有些想放棄他了,因為我覺得這樣做下去毫無意義。
我有一次在認真思考,到底怎麼叫向政府官員洪法和講清真象?難道是這個國會議員來參加我們的新聞發表會,公開寫信譴責中國政府或者是在國會提出法輪功問題,這就是對政府的洪法工作的全部?顯然是片面的。我覺得向他們講清真象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他們是加拿大人民的代表,他們的意願代表著加拿大人民,如果整個政府對大法的態度是負面的,對他們的民族是有災難的。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清除他們頭腦中那些負面的、壞的東西,將大法的美好一面展示給他們,同時讓他們認識到他們對邪惡的沉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他們的參與是可以起作用的。
當我改變了那種像常人一樣判斷一件事情成功與否的觀點時,整個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再一次見到他時,我們已不再用那種方式去跟他講話了,完全是出於善心,讓他真正認識到法輪功學員的大善大忍的精神,讓他知道在地球那一面,有著一群人,他們在為著他們所追求的真理犧牲著,而他們的犧牲卻是一種真正的無私,他們為的是喚起世人的良知。讓他認識到對這樣的一群人的幫助是高尚的,是在拯救人類的命運。
我發現他開始悄悄地變了。他雖然仍然不願將他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新聞媒體上,但是他對法輪功的支持卻是發自內心的。由於他在國會裏是非常有聲望的政治家,他去給其他國會議員去講述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同時為我們做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事。而這種潛在的改變卻是在我們見了他一年以後的事了,我們由此和他和他的秘書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還有一個故事也讓我很有感觸。有一位國會議員是加拿大外交界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們從鎮壓一開始就開始跟他的辦公室聯繫,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他都了解了你們的情況,不需要見面了,這也是一些政治家慣用的托辭。我也記不清我給他的辦公室打過多少個電話了。每當有法輪功重大的事情發生時,我都要給他的秘書聯繫。最後他的秘書不用我報名已能聽出來我是誰了,他對我們非常同情,但由於此國會議員的無動於衷,他也愛莫能助。2000年加拿大聯邦大選,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見他,因為所有國會議員敞開了大門。終於大選前一天,我們約上他了,但次日,我們去了之後,他在渥太華沒回來,我們又一次落了空。一次一次的聯繫,一次一次的空手而歸,我已經有一些失望了。後來我就在想,如果正法結束了,這個國會議員還沒有機會知道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那該是多大的悲哀啊!不僅僅是他的悲哀,也是他所在選區幾萬選民的悲哀。同時,我自己也是有責任的,因為我沒能讓他知道大法多好。如果僅僅因為這件事情難做,就放棄了,我的慈悲哪裏去了?於是我在大選結束後,又去約他,這一次終於約上了。
歷時整整一年多的時間,我終於約上了他。當時我們和他談得非常好,談了整整45分鐘,我也由此在一年多後見到了那位從未見過面卻能聽出我聲音的秘書,他也為我們高興。從中我也在想,在正法當中,多麼需要我們持之以恆地去做洪法正法的事啊,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都不會白費了的,我們在這裏付出一點點,在另外空間可能就是轟轟烈烈。如果我們都能長期的,持續不斷地去做看似「一點點」的工作,這「一點點」就會匯成正法的巨大的力量,而這力量力可劈山。
在申請難民的日子裏,有一段時間,我就感到如同在監獄裏一樣,看著別的學員去美國和其他國家參加法會和各種講清真相的活動,我的心裏很著急,尤其是去年9月在紐約的大型活動,多倫多的學員幾乎都走空了,我著急地都想哭。同時,那段時間我不能工作,洪法正法需要錢,我卻拿不出來多少,自己的口袋空空,有力使不上,有點捆住了手腳。仔細想一想,我雖然失去了很多,但我也得到了很多。我由此而有了寶貴的時間用來洪法和講清真象。因為約見國會議員,和他們聯繫,都要在白天,而且在工作日。我在這近20個月的時間裏,前後約見過50多名聯邦部長、國會議員、參議員、省議員和多倫多市議員,有的國會議員曾經見過十多次,和他們交上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並不是想說明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想說,我們是在大法中修煉,大法給了我們力量。每當我想起趙昕,這位柔弱女子,她在面對邪惡時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勇氣,我禁不住要流淚;每當我覺得無助時,只要想一想國內那些普通的學員,我的勇氣就會從心底升出。我在這過程當中認識到,在任何艱難的情況下,哪怕自己個人的關、難非常大,也要把大法放在首位,把洪法、正法講清真象作為最重要的事情來做,個人的關、難就在其中會過好。
在這期間,我深深體會到學法的重要性。記得有一次看《轉法輪》,老師講到了天魔,「沒有被炸死的,就抱著原來那種特性、那種理去在這個宇宙中行事。新組建出來的這個宇宙是按照新的宇宙特性、這個理在行事。所以沒有被炸死的就成了干擾宇宙理的魔了。可是他也不是那麼壞,他只不過是按照上一個周期宇宙的特性在行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天魔。但是他對常人卻沒有甚麼威脅,他根本就不傷害人,他只是抱著他那個理在做事。」我由此想到了我們在正法當中所起的作用。正法的進程如此之快,如果我們沒有在法理上明白,正法對我們的要求已到這裏了,而我們卻還是按照幾個月前正法進程中的方式去作,本身就可能成為一種障礙。我們要突破以前頭腦中很多束縛我們的框框,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在平時靜下心來學法,多在法上提高。
最後,我想以老師《洪吟》中的詩結束我的發言:同心來世間,得法已在先。他日飛天去,自在法無邊。
謝謝大家。
(2001年6月加拿大多倫多法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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