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勤的警察在閒聊(注意群眾身後不是紫禁城特有的紅色圍牆) | 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門(這裏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紅色圍牆) |
與中南海相鄰的「西安門大街」,是當時國務院信訪局的所在地。中國設立信訪制度的本意,是為了使群眾疾苦有一個下情上達的渠道。上萬名群眾直接來到國家最高的信訪部門,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4.25 上訪人群分布示意圖(「人」字表示人群所在位置) |
這次大規模的群眾和平上訪,事後被海外媒體簡稱為「425事件」。隨後,法輪功,這一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氣功修煉方法,通過海內外媒體的傳播,迅速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儘管在以後幾年裏,中國的官方媒體對於此事件和海外媒體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我們從當時的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和現場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訪群眾的身後,並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紫禁城紅色圍牆(見圖);而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才是紫禁城的紅色圍牆,以及中南海西門。眾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門是面向長安街上的新華門。事實上,4月25日在長安街上並沒有上訪群眾聚集。人群主要分布於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並且無人聚集在中南海紅色圍牆的一側。
在隨後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現場錄像中,並沒有出現示威中常見的情緒激動的人群以及斑駁的標語、喧囂的口號等。很明顯,上訪群眾沒有「圍」住中南海,更沒有發生所謂「衝擊」事件。
上萬名法輪功群眾的這次和平上訪是為甚麼呢?
1 「風雨欲來」
自1992年傳出的法輪功,強調以真善忍為核心指導修煉,因為功效顯著,簡單易學,免費教功等特點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然而,修煉人數的快速增長,卻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注意。而一些嗅覺靈敏的政治投機者,也覺得施展身手的機會來了。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把當時被北京青年報評為「十大暢銷書」之一的《轉法輪》當作「偽科學」進行批判。一個月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法輪大法書籍。
從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利用手中的權力,命令公安系統在全國秘密調查,企圖尋機取締法輪功;而以羅幹的親戚何祚庥為首的一些人,開始在全國各地不斷發表批判法輪功的文章。
1997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邪教」。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調查不了了之。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 [1998] 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令他們驚奇的是,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搜集到。但這兩次調查造成嚴重後果。
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4000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由此引起40餘人到公安部上訪;1000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人為地挑起了公安部門與煉法輪功群眾的對立,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
2 「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發行的一份全國性期刊上又一次發表文章,說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會使中國亡國。
文章中對法輪功毫無根據的指控,尤其是亡國的帽子,使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會受到威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於是,人們本著善意自發的去天津教育學院跟編輯們反映真實情況。開始的時候,編輯部的領導出面接見了法輪功學員,表示願意更正這一不實的文章,但第二天卻突然改口,拒絕更正。
越來越多的群眾來到編輯部的門外,希望能用親身經歷澄清事實。然而,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動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學員流血受傷,並抓捕45人。天津市政府的官員還告訴上訪學員,這件事天津直轄市管不了,要說明情況就要找直轄市的上一級--北京的中央政府。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群眾不會得到釋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3 和平上訪
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態度和警察的毫無顧忌,使人們明顯感到一股來自中央高層的壓力。但是,法輪功學員們堅信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沒有錯,他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法輪功是好的。抱著信任政府的誠意和澄清誤解的心願,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來到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
當天,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學員代表。
據法輪功學員,原廣東省政協委員高大維回憶說:「大概10點多吧,就是朱鎔基總理到機場去送外賓,那麼一下看到那麼多學員就叫工作人員下去了解情況,那麼朱總理當時帶了話,他到送完外賓以後,會回來接見我們的代表,了解詳細的情況。法輪功學員的代表提出了我們的三點訴求:第一點是釋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學員;第二點是為廣大法輪功群眾提供一個合法、合理的修煉環境;第三個就是允許出版法輪功的有關的書籍。」
朱總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干涉群眾煉功的政策。
清華大學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楊清回憶道:「4.25的晚上,大約9點多鐘呢,進去的代表出來了,出來告訴大家要有甚麼意見可以向各地的信訪部門反映,國務院會把這些意見進行處理,當時聽到這些消息以後就覺得呢,領導上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就滿意了。」
當晚10點,學員們靜靜離去。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
425事件開創了五十多年來官方與平民之間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國際媒體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425是中國政治民主,政府開明的里程碑。不少人由此對中國政府產生了新的希望。人們也開始注意到法輪功這個由最基本群眾組成的修煉群體是如此的不同凡響。
當時任職於美國聖地亞哥Scripts研究所的封莉莉教授,震驚於425事件中的民眾所表現的和平、理性與勇氣,由此對法輪功產生了興趣並最終走入修煉。談到她當時的感想,她說:他們這麼的單純!對這個國家充滿了希望!他覺得到那裏以後,他可以跟他信任的政府去對話,他可以把他的心交給政府,把他的信任交給政府。一個國家應該為有這樣的百姓而高興,應該擁抱他們、獎勵他們,因為他們和政府是一條心的。
4 風雲突變
然而,此時的最高當權者卻並不信任這群對政府充滿信心的百姓。
四月二十五日當晚,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給政治局常委及有關領導人寫信批判法輪功。此後,他又頻頻向政治局,書記處,和中央軍委施加壓力,並將批判法輪功的講話作為文件在黨內傳達。6月10日,在江澤民的直接操縱下,成立了 「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後來又被更名為「反邪教組織辦公室」以避人耳目。
至此,一場由江澤民親自發動,旨在徹底鏟除法輪功的鎮壓運動,已經全面布置就緒。
江澤民為甚麼要鎮壓法輪功?對於有理性的人們來說,這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事實上,作為當時中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最高統治者,江澤民的上台不是因為有治國的才能或是深厚的資歷,而是憑借政治投機,在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率先積極響應強硬壓制手段而獲得賞識的。上台後他也深知,黨、政、軍中有一大批資歷和才能都遠勝於他的高級幹部,對於他這樣一個無德無才的政治投機者是不以為然的。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感和對於權力的慾望,使得他對於朱鎔基總理因為妥善處理425事件而贏得的國際聲譽,和法輪功及其創始人在中國的廣受歡迎都感到極為妒忌和恐懼。
CNN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員威利-林在「中國的鎮壓代價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員並不支持江澤民的鎮壓,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文章還引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話說,「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江澤民正逼迫高級幹部向他的路線宣誓效忠,這會提升他的權威。江澤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要表現出對他的公開支持。」
此外,儘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江澤民還是在政治局極力把法輪功描繪成有「海外敵對勢力」支持的政治團體,這樣就使得他對法輪功群眾鎮壓的個人決定具有了特別意義──如果他的決定「在危難時刻挽救了黨」,那麼無疑它將在黨內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全力推動這場鎮壓的江澤民相信,他一定能迅速消滅法輪功。因為這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個人生不如死。於是,一場由江澤民直接指揮的,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被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層層下達到全國各地。在紅頭文件層層傳達之後,「一小撮」被劃為另類的普通百姓就失去了憲法規定的種種權利和自由,而全國各地從此便開始「擁護」和「響應」了。這種並不陌生的情形對於50歲以上的一輩來說,無異於再次揭開了我們這個民族剛剛開始癒合的那道深深的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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