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大法弟子應該做甚麼？
為了達到減少大陸學員的迫害，向各國政府部門及國際機構講清大法真象、揭露邪惡的迫害就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說是海內外大法弟子最應該做的。99年7-20之後，中國大陸許多大法弟子就一直向中國政府部門說明真象，無數的外地大法弟子到北京去證實大法。對於一個國家，其政府在正法時期中的表現，對於那個民族、那裏的民眾的未來是極其關鍵的。
在各國首都的大法弟子的責任就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明顯，就應該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緣向政府部門或者國際機構講清真象、揭露邪惡。每個國家的首都都是其政治中心，並駐有大量來自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也是邪惡散布謊言毒害眾生最嚴重的地方。首都大法弟子有著其它地區大法弟子沒有的便利條件，向政府部門及國際機構說明大法及大法弟子在中國遭受的殘酷迫害的真象、破除邪惡散布的謊言。
其實，每個大法弟子在何處得法、在怎麼樣的環境下修煉、該做甚麼事情，都是有一個系統的安排的。這其中包括大法弟子自己生生世世的選擇和在歷史上自己所做的誓約。師父《在華盛頓DC國際法會上講法》說：「有很多弟子有很高的學歷，國外弟子高學歷的人佔絕大多數。為甚麼這樣呢？就是因為讓你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充份發揮你在常人中所學之長，利用大法過去給世人造就的常人中的技能來證實法。」
在過去六年的時間裏，大法弟子想盡一切辦法向世人說明真象、證實大法。為了讓人們關注在中國大陸受迫害的學員及家屬，我們在許多常人的重要世界會議的同時舉辦了許許多多講清真象活動，目地也是給各國政府官員、國際機構和國際媒體了解真象的機會，但這種機會很難讓他們深入了解真象。而對於各國首都的大法弟子，相對來說，這樣的機會比較容易安排。
我們有許多學員是報紙或者電視等媒體的記者，每天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讓記者們採訪報導，除了新聞事件的當事人外，另一個重要的採訪，就是看看相關政府部門或者機構做了甚麼，他們對事情看法，他們打算怎麼做。在這其中，就有許多機會可以講清真象，特別是以第三者的身份直接介紹在中國發生的大事情，甚至他們會直接詢問一些情況，因為媒體記者就是現在人們消息的來源。作為媒體記者的大法弟子，有許多機會向媒體講清真象。一個大媒體的資深記者，本身就是非常受人關注的。很多記者雖然是為不同的媒體工作，但他們之間都很熟悉，甚至是很好的朋友，並在很多情況下互相幫忙、共享資訊。
向主流媒體講清真象也是大法弟子一直在做、但又感到比較難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到目前，所採用的方式，除了記者招待會、邀請媒體記者採訪大法弟子外，就是在媒體作了負面報導之後的彌補措施，包括EMAIL、電話、寫信。但是要媒體聲明承認他們的錯誤通常是非常的困難，特別是新聞報導的手法是通常記者自己並不發表觀點，而是記錄受採訪的人的看法。如果被採訪的人說謊，而記者又不想作太深入的報導，那麼寫出來的稿子就會充滿了不真實的東西。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就是靠媒體的謊言宣傳和誹謗；沒有媒體的造假，在如此眾多的中國民眾（包括許許多多中共幹部）及家人親身受益於法輪功的情況下，迫害幾乎是不可能進行。
回到本文的題目：首都大法弟子應該做甚麼？為了減少中國大陸學員遭受的迫害，我個人認為，最最應該做的是向政府部門或者國際機構（包括媒體）講清真象、揭露邪惡。這是首都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長期責任，不能只是等著外地大法弟子每年一次或者幾次到首都證實大法，因為那不能達到深入的講清真象。當然，要把一件事情長期的堅持做下來並不容易，就像過去修道的人在深山老林清修，沒有人知道。有一些大法學員做甚麼總喜歡衝在前面，把自己剛熟練的事情放下或者讓新手做，自己去做一個新的事情，這個願意為講真象付出的心很好，但同時也應該想想，這件新的事情是不是讓其他人做，特別是鼓勵那些平時不積極的但有能力做的人參與，而自己把自己會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專業化。比如海外報紙或者真象材料的排版，幾年了還沒有達到專業水平，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不斷的人員替換。打個比方，如果首都的大法弟子整天在家裏進行網上講真象，而山區的大法弟子向國家政府部門講真象，這就顯得缺乏整體的協調。
師父《在華盛頓DC國際法會上講法》說：「當然我們國外學員不一定大家都要去上天安門，如果你們都去了，國外正法的事就沒有人做了，這都是歷史上的安排。」大法弟子是一個整體，同時都做著各種各樣的證實大法的事情，讓我們整體協調好，做好自己真正的應該做的。「正念正行，解體一切障礙，廣傳真象，神在人中。（《致歐洲斯德哥爾摩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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