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上是在我家附近的菜場買東西。時間長了,有人就知道是我給的。後來我就比較注意了,儘量不給熟人。但有人看到也沒甚麼表示,有機會我還給。
有一次,在家門前的菜場,一個賣糧食的,我買了十斤大米,給了他一張二十元真相紙幣(以前我給過他,這次可能知道我又要給他),他拿起錢後,也不看,往邊上一扔,然後,不懷好意的看了我一眼。我就走了。當時我也有點緊張,怕他找我麻煩。後來我正念一起:我是神,我怎麼能被他控制,我應該控制他。於是我就發正念,首先清除他背後的一切邪惡,再抹去他頭腦中對這件事的記憶。第二天,他看見我,就像昨天甚麼也沒發生,過了不到一星期,他就在這個菜場上消失了。我想,可能是我們的場很正的時候,邪惡被清除了,有壞思想的人在這也呆不住吧。
一次,一個賣水果的主動和我拉話(我經常買他的水果,給他真相紙幣)。他說:「現在攤位收費太高……」我說:「現在老百姓掙點錢不容易,貪官卻幾億幾億的往國外存款,有本《九評》你看過嗎?」他說:「沒看過。」我說:「看看就甚麼都明白了,現在都在三退,」他馬上說:「就是,錢上都寫著,三退保平安。」說著,把錢掏出來給我看(是我給的)。他是轉業軍人,後來我幫他三退了。我又給他《九評》和一些小冊子看。這都是師父安排在我身邊的有緣人。
有時,我也特意告訴收錢的人說:「這是張有字的錢,你要不要?」好和他拉話。極個別的人不要。大部份都要。有的說:「這是法輪功的,法輪功很了不起。」
做多了,路子越做越寬,根據不同時間,地點,對方情況,理智的,靈活多變的做。因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到街上買東西,只有在發資料回來的路上,是我花錢的最好時候,真是為了花錢而買東西(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每次買的很少,在菜場這個攤點買點,那個攤點買點,在這買包鹽,在那買包醬,給兩張一元的,或一張五元、十元的,找的零錢回來再印。發資料回來的路上,遇到商店我就進,因是不常去的地方,有時我買三點五元一瓶的飲料(我孫子很愛喝),一次給他四張一元的(當然都是一面發正念,一面給),我也不怕,他要發現,我就和他聊一聊,給他講真相,因為小商店裏人很少,可以講。一次,光飲料就買了四瓶,花了十六張一元的。
還一次,在一個很熱鬧的大商店門前,有一個小門臉,賣煎餅果子,我給二張一元的買一個,老闆收到錢後發現了上面的字,就把錢展開給我看,我說:「有字嗎?寫的是甚麼?」他說「退黨、退團、退隊,三退保平安」。他又說:是法輪功的,說大法師父比江有能力。我說:「法輪功很正啊,政府弄個假自焚栽贓法輪功,讓人們仇恨法輪功,其實反倒把它自己搞臭了。」過幾天,又有機會來這裏時,我給了他一本《九評》。我說:「給你本書看看。」他拿起來看看說:「啊,這是本好書啊。」人多,我沒說甚麼,對他笑笑,走了。
有一次,我發資料回來的路上,有一家小糕點店,我想,買點小糕點給他點真相紙幣。我進店一看,只有一個女青年在做糕點,我買了糕點後,給她講真相,然後勸她三退,她還有點猶豫,我說:「用個假名退了,現在對你一點影響也沒有,可是有那麼一天,你會感謝我,你會說:虧了那個大姨給我退了。」她給我個假名退了。過幾天,我又從這裏經過,我想順便給她送點真相資料,進店一看,另有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他們是外地的,三人合夥開的小店)。我送給他們《全球華人新年晚會》VCD兩用光盤(裏面還有九評、江澤民其人、解體黨文化等),他們說,自己沒有VCD,可以到朋友家去看,他們倆也用真名三退了。我悟到:只要是救度眾生的事,想到了就去做,其實師父早都給安排好了。「師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間布的巨大的場也好啊,可以把有緣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種環境弄到你跟前來,給他提供一個知道真相的機會,但是你們得去做,你們不去做也不行。」(《美國首都法會講法》)。
我記住了師父的話,大法弟子做事,要堂堂正正的,我們在做最正的事,沒甚麼可怕的,「講真相救度眾生,舊勢力是不敢反對的,關鍵是做事時的心態別叫其鑽空子。」(各地講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頓法會講法)。
有的同修在花真相紙幣時可能有些怕心,正念強一些,慢慢做,開始最好用一張,慢慢有經驗了再根據情況多放。我們心裏想的就是要救度眾生,不帶任何觀念的去做,有時會做的更好。我們有正念,又有神在看護著,師父說:「只有神看護的人,才能走過來。不是這樣嗎?所以大法弟子沒有甚麼可怕的。特別是在中國。」(《二零零五年舊金山法會講法》)。真正的信師信法,就沒有甚麼可怕的。
有不對的地方,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