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常人中有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博士畢業,在名牌大學當老師。朋友甲是歷史博士,曾經讀過我給他的九評,認為非常好,他也認為中共非常壞,罪惡可比納粹。對法輪大法的真相,他也略知一二,比如「天安門自焚」偽案。朋友乙是法學博士,九五年前後曾與另一位同修(也是我的同學)一起觀看過師父的講法錄像,但沒有得法。
我和朋友甲同在北京,見面的機會較多,零五年我就曾幾次勸他三退,但他總認為沒必要。他認為中共是很壞,但畢竟在「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我的朋友中有這種認識的人還不止一個)。去年,在一次電話中,他還表示要和我辯論,認為中共正在「改良」,要看到「希望」。
通話之後,我都有點心灰意冷了。但很快我就發現了自己的不足。他是個有文化的人,在常人中是個博士,知識豐富。每一次講真相,勸三退,開始時效果都很好,他都接受,但到後來,他就能從歷史中找出一些反證,證明中共的邪惡是歷史的悲劇,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能夠改良。再最後,我的講真相,就變成了與他辯論歷史、傳統文化、政治等常人學問,最終不了了之。
讀了《解體黨文化》,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當今的中國人,都是在黨文化中長大的,很有知識的人,受黨文化的毒害也會越深,即便他對大法有一定的正面了解,但還是不能擺脫黨文化,回歸到正常思維。因此,我們講真相,不僅要對這個人的主體表面講,還需要在此前及過程中徹底清除他背後的邪靈因素,解體控制他的黨文化因素。沒有了外來邪惡因素,他的主意識就能真正主宰自己了,這時候的選擇才是他本人真正的選擇。
朋友乙在外地工作,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另一同修與他的個人關係更近,但也沒有成功讓他退出中共的組織。理由幾乎與甲一樣,認為沒必要。上個月,乙來北京出差,我們三個人約好了聚會。有了上面提到的認識,這次我改變了方法。在他告訴我來北京之前的幾天,我就對他發正念,清除控制他的邪惡因素,讓他選擇三退。在當天與他見面的路上,我一直持續發正念。見面之後,我直入主題,對他說「上次小張(同修)跟你說了,把團退了吧,你也不相信中共這個邪惡的東西」。他非常爽快的答應了,一切看似非常容易,水到渠成。
第三個例子。前一段時間,我找部門一把手(新上任),要求對我的工作合理安排。因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他就答應向有關部門做工作。他還說,他不主張用意識形態看問題,在我的問題上他的態度上開放的(與前任有所不同)。我就生出了一點歡喜心,儘管不是很重。結果,沒過幾天,他就找我談話,要我在大法問題上表態,說是有關部門要求的。當時,弄的我心態很不好。回來後反思,立即發現了自己的問題,一方面歸正自己,同時對他和相關部門發正念,不允許他們以任何藉口迫害大法、干擾我。
上個星期,我又找一把手,我直接告訴他,單位對我工作的安排是一種迫害。他聽後一驚,他可能沒想到我敢這樣說。我當時很平靜,念也很正,沒有任何的怕。他很快就平靜下來,接受了我的說法。接下來,我又給他講真相,效果也不錯,他應該是都接受了。但後來,他又勸我學習前任總理朱鎔基,學會接受個人的榮辱,並舉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迫害信仰、危害道德的例子。當然又都是黨文化的東西,最後無非要證明壞事也不只中共一家在幹,其它國家、政權也都那樣。我試圖破除他的這些錯誤認識,但由於時間關係,沒有繼續談下去。不管怎樣,有了這次經歷,我想他至少對大法有了更好的認識。同時,我也將尋找機會,幫助他進一步了解真相,破除他背後的黨文化因素。
歷經這幾次講真相、勸三退正反方面的經歷和教訓,我對今後如何更好的講真相、勸三退有了新的認識:講真相,勸三退,一定要正念足,事前發正念,過程中不要就學術問題與常人爭辯,如果常人談那些問題,我們可以保持聽的姿態,靜靜的發正念,解體他背後的黨文化因素。如果和他所謂的探討,恰恰就容易中了黨文化的圈套。
其次,不要在意對方的反應和效果,不要起任何心,一切順其自然。對方接受了、退出了中共的組織,這是一件好事,但也沒有甚麼歡喜的,這是眾生應該做出的選擇,是為他自己選擇光明與未來。對方暫時不能接受、不願退出,也不要氣餒,不要失望,不要有情緒化的東西,還是要把善意留給對方。這樣,以後還可以找機會。即使自己沒有機會了,其他的同修可能還有機會幫他。我們留下的善意,也會給下一次他接受真相、選擇三退創造更好的條件。
現階段的一點認識,層次有限,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