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請律師與大陸同修緊急切磋
一、請律師也不能偏離救度眾生的主題
像李和平等幾位比較早為法輪功辯護的律師，每人手頭都同時有七、八個法輪功案子，分布在大陸各地，而且每天還在增加。一是沒有精力做好，甚至開庭時間都衝突、安排不開；二是壓力很大，北京司法局找談話施加壓力，這幾位律師的安全或律師證註冊也成問題；三是經濟收入少，律師事務所有意見，被排擠；四是我們這樣做有意無意中在指望名律師營救同修，邪惡會找藉口迫害律師的。其實邪惡的迫害從來沒有停止過，像邪黨兩會、奧運期間，李和平律師都被警車二十四小時跟蹤監控，其他一些律師也被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他們自己不知道緣由，我們清楚邪惡的真正目地。
如何分清大法弟子和常人的角色，如何才是慈悲對待世人（包括正義支持我們的常人律師和名人），這是大法弟子必須理智清醒的。請各地同修緊急協調，不要再集中找那幾位律師，可以在網上搜索「維權律師」（有些維權律師團，成員電話都在網上公布了），然後買一部小靈通專門打電話講真相。如果接電話的律師不想接法輪功案子，就請他再介紹幾位其他律師，能收集很多律師的電話，這樣通過大面積講清真相一定會找到合適的律師，我們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救度眾生，請律師也不能偏離這個主題，過程中每一步都要走正。而且講真相是給不知道真相的人講，那些為法輪功辯護過的律師已經了解很多真相了，不用花精力專門去講，他們自己能破網有了解真相的渠道。
二、請律師也要達到證實法的效果
我們請律師的目地不是單純的為了營救某一個同修，而是為了利用法律手段證實法，那麼一定要起到證實法的效果。
目前有幾位律師非常努力的打法輪功案子，希望通過法律手段制止迫害、結束迫害，那是律師對大法的正念，在宇宙中很好的擺放他們的位置；而大法弟子必須用法來衡量，不能受律師的想法帶動。
我的理解是選擇條件具備的典型案例請律師介入，不要勉強，要做就做到底。當成一個證實法的項目，有合適的同修參與整體協調，真正的以大法弟子為主導，千萬不能等、靠律師，如果沒有律師介入我們怎麼營救現在還是怎麼營救，律師只能做表面事情。法律手段能破除一些世人法律上的觀念和障礙，是我們用來大面積講真相的有效方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式，過程中每一步一定要做到位，回顧的時候感到沒有任何遺憾，想到的都做到了。而這種案子每個地區選擇一例即可，決不能僅限於請律師走法律程序、搞個轟轟烈烈的開庭。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有律師介入對邪惡確實是一種震懾，畢竟有律師敢做無罪辯護了。但是律師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不能都靠大法弟子解決，可以給家屬講真相鼓勵家屬去請律師，周圍有幾位同修參與即可，不請律師我們也一樣會營救同修的。家屬出錢出面請律師為親人做無罪辯護很合情合理合法，目前我們這裏都是這樣做的，不能牽制大量的同修都把精力、財力投入到請律師營救同修上。
三、就了解到的情況提一些具體建議供相關同修參考
錦州四位同修被非法判刑案在二審中，建議當地的同修要真正的起主導作用，遇事用法衡量，不要盲目聽從律師的建議，把律師看的比同修還重要。正義律師畢竟不是大法弟子，沒有修煉的因素在，他在人中的能力再強，也不能像修煉人那樣解體另外空間的邪惡因素和邪惡生命。有問題可以和當地同修交流，或反饋給明慧編輯部，各地與明慧應該都有固定的安全聯繫渠道，不能依賴律師用人的能力處理，這也體現對法的堅信成度問題。
其實錦州四同修、成都十一同修的案子，我個人認為二審選一個案例重點突破就可以了，一審律師多同時出庭有氣勢，能起到對邪惡一定的震懾作用，二審如果不開庭，律師多或少就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了，同時能節省一部份律師費用。當時王博案子請六位律師，是因為環境惡劣，律師有安全問題。現在大環境已經好很多了，律師介入法輪功案件基本沒有安全問題了，而且一審該做的曝光邪惡、講清真相的事情很多都做過了。錦州二審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談這件事只是給大家一個借鑑。
建議成都地區同修根據具體情況衡量，二審是否需要請多位律師，一審和二審涉及的邪黨部門差不多。
建議錦州地區同修靜心學法、交流，儘快形成更好的整體，加大力度發正念清除邪惡。把沒做到位的地方補充上，起到更好的效果。
建議大陸各地同修注意請律師過程以講真相救人為主，而不是為找律師而找律師，或者請名律師。過程中的揭露邪惡、講清真相做到位，當地同修要投入一定的精力跟蹤協調，有的案子只是走走法律程序，律師提交一份無罪辯護詞，就失去意義了，而且有負面因素，家屬、律師以及周圍同修都會有想法，出現隔閡。
總之，大法弟子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走正正法修煉的每一步，才能真正起到證實法的作用。一些體悟，與同修共同分享，不符合法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