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打壓迫害法輪功開始了,到處搜書、翻書、抓人。街道委主任出於「好心」讓別人告訴我妻子交書,我妻子就是不交,結果派出所及街道的邪黨人員也沒敢到我家來。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妻子到北京天安門去證實法,當時我出差在外地,聽到後就立即乘火車到天安門找她,我到天安門廣場時看到是呼嘯的警車及警察扭打大法弟子的場面,我在廣場東側猛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我看到妻子時,她已被幾名惡警打倒在地,搶去條幅,抬到警車中,我急走上前時,警車已啟動,向天安門分局開去,妻子在車中也看到了我,並且剛毅的將頭轉向別處,不再看我,好像在說:「不要管我,法輪大法好,我沒錯。」我是多麼的理解她,這麼好的一部大法,妻子是從病魔中被大法救出的,全家的幸福是大法給的。
我下決心一定救出妻子。我當時就想:李老師,我妻子是您的弟子,受迫害了,您幫幫我,我去把她救出來。我到天安門分局一看,在大鐵門裏有一個大空地,(約三個籃球場大)被公安抓來的人,是人挨人已站滿了人,我對把門的民警說:「我是某某國營公司的保衛科長,進京找本單位煉法輪功的工人,看這麼多人來找一下我單位的職工,警察讓我進去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妻子,我堂堂正正將她領了出來。回到故鄉,她又開始講真相,我又開始幫助和保衛妻子安全。到郊區往公路兩旁大樹上,電線桿上掛條幅,貼不乾膠等。
二零零三年,我出差到省城辦案,住在一個公園附近,早上到公園散步,看到一個女大法弟子在往樹上掛條幅,她一個人,個子又小,怎麼也掛不上,我就走過去要幫她,把她嚇了一跳,我立即說:「你別怕,我雖然不是大法弟子,我妻子是大法弟子,我起碼是大法弟子的家屬,我知道法輪大法好,你們是好人,我幫你可以嗎?」她很高興,我倆一起掛條幅,我二百多斤的體重,上樹掛條幅真的很靈巧,一點都不吃力,往上扔條幅,希望條幅上面的線子多纏幾圈,真的是好神奇,就這麼一想,我一扔,帶石頭的繩子像聽話一樣,真的繞了幾圈,纏在上面,條幅下墜,迎風飄盪,好看極了。條幅掛完後,她又拿出口紅,往電線桿上和假石頭上寫「法輪大法好」等標語。我一摸兜,正好,我也給妻子買的口紅,我也掏出來在上面寫,我個子高,字寫的又好看,這名女大法弟子說:「大哥,你的字寫的這麼好看,又為大法做事,你將來一定有福報的,你同你妻子一起煉功吧!」我笑了笑,分手了。
我在公園外面吃早餐時,幾輛警車開進公園,吃完飯後,我又到公園裏,看到警察正在摘條幅和擦口紅標語,我心想,你們摘不下來條幅,更擦不掉我寫的口紅標語,警察二三個人上樹也摘不下來條幅,又怕樹枝折斷,又怕電線電著,這時圍觀的人群多了,有的人還在不停的念條幅上面的字,一個人念、大家也跟著念,氣得警察大吼大叫,灰溜溜地逃跑了。回家後同妻子一講,她也很高興,我說:「我給你買的口紅讓我寫標語了。」她笑著說:「我也不抹口紅,你寫標語是正事,這樣做就對了。」
從二零零三年至今,我每週都同妻子一起講三退,並經常開車下鄉,將資料送到農村去,並且將迫害我妻子和到我家來的公安六一零等全部進行抵制,同他們講理,講法律,使他們語無倫次,急忙逃離我家。
今年有位七十多歲的老八路,文革時遭迫害來向我諮詢其國家賠款問題,他十四歲參軍,參加打大、小仗無數次,槍林彈雨中為邪黨打天下,在部隊當班長,是共青團員,後被他人誣蔑為地主崽子,混進隊伍,被開除軍籍,根據法律及政策,他應該平反,並得到政府賠償,但政府不賠償損失也不給他平反,我同他談談就談到了《九評》,他一聽,一個勁說「對,對,對」,就那麼回事,並且要求我給他退出共青團和少先隊,名字就叫「八路」。
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家屬,我一要保護妻子,二要同妻子一起去講真相,去救人。同時也祝法輪大法洪傳全世界,讓現實的社會道德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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