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件親歷者：迫害法輪功 早有預謀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澳洲墨爾本紀念「四•二五」十一週年的「勇氣長城」活動中，我見到了梁琳達女士。講起曾親身經歷過的天津教育學院事件，她似乎又回到了記憶中。

一瓶礦泉水　感人至深

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發表文章《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何在該文再次引述了九八年曾在北京電視台報導的已被證明為不實的例子，批判法輪功。

文章發表後天津法輪功學員以親身體會，並依據國家《出版管理條例》，於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向雜誌社編輯部、教育學院和相關機構和平澄清事實。該條例規定：「報紙、期刊發表的作品內容不真實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當事人有權要求更正或者答辯，有關出版單位應當在其近期出版的報紙、期刊上予以發表；拒絕發表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本著澄清事實的目的，從四月十八日開始陸續就有學員到天津教育學院反映真實情況，希望編輯部能夠了解事實之後作出更正。

四月二十一日一早，琳達乘車從當時就讀的學校天津輕工業學院（現天津科技大學）趕往從未去過的天津教育學院。「我下了公共汽車後，一眼就看到了胸前佩戴著小法輪章的人們。馬路對面有人在排隊買早點，我心裏一亮，『那肯定也是同修！』因為在國內其他群體根本看不到排隊這樣的場景。」憑直覺，她想教育學院應該在馬路對面，穿過馬路後，在向右拐的路口她看到了教育學院的招牌及馬路兩側靜靜站著的學員，「大門左側停放的警車和這些平和的人們顯得非常不協調，甚至有些陰森，」她回憶著，「那時根本就看不到其它車輛通過。」

院裏幾乎站滿了學員，有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有懷抱嬰兒的年輕媽媽。大家或靜靜站著，或在看書，整個的氣氛很祥和。琳達回憶，這種場面使自己這個新學員很受震撼，「我記得那天穿著高跟鞋，站了一上午，感覺腳有些痛，於是我試圖蹲下去歇歇腳兒，可蹲下去的瞬間，我突然感到有種莫名的羞愧。」

「我還清楚記得那天天氣很熱，不知道誰在哪裏弄來一瓶水，於是這瓶水在人群中傳了很了很長時間，卻沒有一個人打開。有的學員從十八日就趕過來了，也就是說已經站了四天。周圍沒一個認識的人，我卻沒有絲毫陌生感，整個教育學院都被這個祥和的場籠罩。」

天津警察催促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

就在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實，正準備發聲明更正錯誤之際，四月二十三、四日，形勢驟然變化。天津市公安局連續兩天動用防暴警察，對這個善良、平和的群體進行驅散、毆打，並導致部份學員流血受傷，四十五名學員被當場抓捕。琳達所在讀書點上的一位阿姨講了親眼目睹的天津公安施暴過程，「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左右，和平公安分局開始宣布法輪功學員『聚眾靜坐』違反了國家憲法，晚上八點左右，約三四百名調集來的警察開始清場。他們大聲叫罵著：『快走！快走！』門口一位學員的小孩嚇得直哭。院裏一位老阿姨不走，一個警察衝過來把她頭巾摘下蒙住臉，另外四個警察抓住她雙手雙腳向院外拖，外褲都幾乎被撕扯掉。另一警察大喊：『不走一會兒就這樣！』樓前的兩名學員被拖走時，還被摔倒在地，幾個警察圍著又踢又打。有的學員直接被抓上了門口停著的警車。」

除了抓走現場的學員外，警察對呆在家裏的學員也進行了抓捕。當一些法輪功學員要求放人時，被天津市政府告知此事由北京公安部直接介入，沒有北京授權無法釋放被拘捕的學員。天津市政府信訪局同時告訴天津學員：「這是上面的決定。你們有甚麼意見走正常上訪渠道，到天津政府上一級機關──就是中央，你們去那上訪。」

這就是令世界矚目的九九年「四•二五」萬名法輪功學員前往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的由來。

黨委書記話中有話　鎮壓早已預謀在先

「四•二五」後，繫裏的黨支部書記找到琳達，告訴她如果繼續煉法輪功，就要被開除團籍，並讓她寫思想彙報。「我沒寫不修煉的保證，反而給他講起我修煉後的變化。其實我知道他在找我之前肯定也從專業老師那裏了解了我，他應該很清楚我的變化。」

「九八年五月我第一次看了《轉法輪》，但直到九月才到煉功點去煉功。在大三前我在班裏學習屬於中等偏下，而且經常逃課，有的課連三分之二都沒上。因為我們專業學生較多，經常一起上大課，任課老師也對不上號兒。」自從她得法後，從未得到老師賞識的她在大四上學期令所有的專業課老師刮目相看，「在畢業設計的時候，我是老師主動挑選、要直接帶的學生之一，也是班裏少數被挑到全系論文答辯的學生之一。」當時的校園煉功點上，琳達負責拿錄音機，每天準時和大家一起到學校的操場上煉功。

幾個回合來往後，系書記看她不為所動，扔下了意味深長的一句話，「別看你現在說煉，兩個月後，相信不用我找你，你自己就不會煉了。」直到七月二十日中共開始全國範圍內鎮壓法輪功，她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蓄謀已久的，只是在給迫害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矇蔽中國百姓以及全球人士。」

顛沛流離　只為守住心中的光明

二零零八年七月，梁女士及家人來到澳洲墨爾本，從此結束了顛沛流離的日子，開始真正享有了自由煉功、自由的信仰的權利。

九年中，她和同為法輪功學員的先生聚少離多，他們輾轉了三個城市、四次丟掉工作、同時親歷五名身邊同修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殘、被非法關押。她的表姐夫一家都修煉，十一口的家庭抓的抓、判的判，最後只剩下了老人和兩個孩子。「姐夫原來是位盲人，修煉後恢復了視力，再也不用吃藥了。然而零四年底因不放棄信仰法輪功被非法關在內蒙的監獄裏。獄警強迫他長時間下蹲，結果眼球脫水，幾乎掉出來，最後不得不放他回家。」回到赤峰農村後，琳達曾去他家看望他，看著空空如也、家徒四壁的那個遮風的地方，她幾乎掉下淚來。「他們所有的收入是每年一萬斤玉米的賣款。」真正讓她感動的是姐夫在迫害面前對於迫害的淡然，對於生死的置之度外，對師父和大法的堅定的信念。

來海外第一次參加法輪功「七•二零」反迫害紀念活動時，她自告奮勇扮演受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在祥和的《普度》音樂中，她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我想起了國內的同修，想起了我的親人。聽著這麼祥和的音樂，我在想：這麼好的功法，這麼好的一群人，為甚麼要受到迫害？」

如今，琳達最大的願望是大陸的法輪功學員也能夠像她一樣享有煉功的自由，同時受毒害的華人同胞能夠早日走出謊言，「我會做的更好，」說到這裏，她靦腆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