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高淑芹老師兩次被雙城市公安局非法拘留在第二看守所,共七十九天,敲詐勒索人民幣二萬零七百三十六元;兩次在本地被非法關入洗腦班,被五家鎮政府非法勒索二千一百元;去北京上訪被非法勒索費用三千四百九十元;當時五家鎮教育辦扣發兩年零一個月的工資,約人民幣二萬元;累計被非法勒索人民幣四萬六千三百二十六元。還有在被非法拘留和關洗腦班,家人托人情往出要人花了二萬以上(無法細計算)。
下面高淑芹自述她遭迫害的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在省政府前戒備森嚴,沒有人聽我們這些法輪功學員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防暴隊、武警車一個挨著一個,車旁有武警把守不讓過往行人接近,把人都攔在外面,後來把學員都運到八區體育館,體育場內滿是法輪功學員,武警士兵持槍,變換著隊列,喊著口令,不斷的在場內走動。後來把學員都用客車拉到哈市各個學校,下午三點左右看中央電視台事先編好的對大法師父和法輪功的假新聞。五點左右登記學員的住址,午夜我被送返回家。
從此以後我和大陸所有的法輪功學員一樣,單位強制看管,固定包保人,要求寫認識材料。家人也被株連,精神受到極大的傷害。
遭強制洗腦班 上訪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當時教育辦主任趙景文給五家鎮教育系統四名法輪功學員辦洗腦班,強迫看造假新聞、材料,耍盡招術,用偽善欺騙,強制寫放棄法輪功的保證。辦班不足半月,扣每人一個月的工資,我被扣六百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證實法。第二天九點左右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不斷看到有學員被抓,廣場上到處是警察和便衣。這時我打出了早已準備好的條幅: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李洪志師父清白!走了不到二十步,就被一警察把條幅搶下,另一警察用一隻胳膊夾住我的腦袋,手掐住了我的脖子,使我喘不過氣來約兩、三分鐘,警察撒開手我才回過神。
隨後我被推上車,車裏已裝滿了法輪功學員。我們被拉到前門派出所。到十一點多用大客車拉到大興看守所,又換中吉普拉著四名警察、我和另一個學員到了城減鄉,已是下午兩點。警察讓說出家庭地址,我不說。警察說不說地址的都扔到荒郊野外,我說出了住址。而後輾轉兩地到半夜十一點多,我校校長劉芳接我到北京辦事處。在此大興看守所以給我一套被褥為名扣二百四十元,劉芳校長要去二百五十元。劉芳在去北京接我前,教育辦主任趙景文和五家鎮管教育的領導李桂蘭從我丈夫手裏拿走了我的工資卡,從中取出來三千元給了劉芳,做接我的路費,並扣下了我的工資卡。
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
二十七日早到五家派出所,下午四點送到雙城看守所。監號裏黑洞洞、陰森森的,門口放著一個塑料大桶做大小便用,屋內臭氣熏天。由木板搭起床約十三平方米,上面睡四十法輪功學員和兩名刑事犯,共計四十二人。晚上每個人像擺磚一樣都立著,前心和後背緊緊的挨擠著,不能動,也喘不了氣,只有稍微身體上下移動,挨著的人的心臟互相錯位時,才能喘氣。如果起來了,就躺不回去了,管教要求必須得躺下。每日吃發霉的玉米麵窩頭,喝看不見幾個菜葉的帶有泥土的湯。喝水受限,用水更沒有多少了。
到臘月二十七,仍不放學員回家,學員們一起背經文,這時管教和所長害怕了,招來了武警部隊的戰士,十二個監號,每個監號七、八個人拿膠皮棍,從小窗口伸進監號,夠到就打,不讓講真相,不讓背經文,各監號找出領頭的來進行管制。大家都說我們沒有頭。到下午一點多,我們監號被點名帶走六名法輪功學員,其它監號也帶走相同的人數,後來聽說被勞教了。
正月十六那天,我媽媽和哥哥還有我丈夫和女兒,加上丈夫的大姪子,到看守所來看望我,管教把我叫到接待室,一見到我,我哥哥就急切地跟我說:「今天我們來接你回家,只要你說不煉了,咱們就回家。」我解釋說:「我不能說。」哥哥急了,說:「我們是找了人才能來接你的,你不聽話─。」說著就打了我兩個耳光。我哭著說:「我沒做錯甚麼呀。」有人把我哥拉到旁邊,我看到了早已在旁邊哭的止不住淚水的七十二歲的老母親和我的女兒,老媽媽憔悴的模樣,低沉的話語,語重心長的勸我回家,家人都在一旁插話勸說。我安慰他們說:「你們放心,我會回家的」。哥哥看著我沒辦法只有乾生氣。這時管教把我推出了接待室。直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鎮政府李富臣和孫加志把我直接接回並送入了洗腦班。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五十六天,以扣伙食費名義勒索七百三十六元。
在五家鎮洗腦班
從雙城第二看守所被接回後,直接投入了五家鎮政府辦的洗腦班。呆了一個月被罰款一千元,鎮政府領導付勝君收的錢,以扣伙食費名義勒索五百元,鎮政府領導閆平收的。
洗腦班的房子是個空屋子,寒冷的冬季,房子潮濕冰冷,窗戶被膠合板釘上了,室內陰暗,潮濕的板床上擠滿十五個人。不長時間我們都長了疥瘡。痛苦的老媽媽天天來看我。她第一次來時給我跪下了,哀求我不要煉了趕快回家。我把媽媽扶起來,告訴她放心,我會回家的,不要哭了,好好照顧自己。可老媽媽每次去都拿些好吃的,還要和我說些家中往事。還說:「你在這呆著,我每夜都睡不著,苦苦熬著等你回家。」老媽媽每次都是哭著離開,承受了太多的煎熬。何止老媽媽一個人,家裏其他人也承受了同樣的痛苦。
從我去北京證實法到被非法押回來,弟弟為了不讓我被關進看守所,整天的忙著找人,托關係,跑東跑西忙了三天,也沒有把我要回來。我被關進看守所的當天晚上,弟弟躺在沙發上痛苦的哽咽,和老媽媽悲泣了一夜。丈夫在這期間,既要忙著照顧老人和小孩還要忙著找人往外要我。天天忙裏忙外,跑前跑後,有時飯都忘了吃。最主要的是心理的煎熬,好好的好人就這樣被關進了看守所,能承受的了嗎?心裏的無助伴隨痛苦的煎熬,整夜的期盼熬過了一天又一天。後來的一天,丈夫對我說,在你被關進看守所的不兩天,咱女兒把自己反鎖在房內,不讓任何人進屋,一整天不吃也不喝,就這麼悶在房內不時的低聲飲泣。我怕姑娘哭壞了身子,只好在門外慢慢的勸導她。整整等了一整天姑娘才打開了房門,問她為甚麼這樣,她說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就是難受,就是想哭。在這樣無理的迫害中,家人都承受了壓力和痛苦。
再次被劫持到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日,我被人構陷抓進五家鎮派出所。二十六日上午九點多派出所民警郭申和其他三人還有雙城610的一人到我家抄走了大法書籍、光碟、真相卡片和真相資料。作為迫害的證據,整理材料上報雙城市公安局,把我送進了雙城市第二看守所,而後五家鎮派出所揚言要送勞教一年。家人怕我被送勞教,托人找到了五家鎮派出所所長肖繼田,被勒索了二萬元,參與迫害的還有侯佰林等人。
從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停止工作至今沒能上班。工資卡被學校扣押,扣發了兩年零一個月工資,大約二萬元。家人承受著精神壓力和經濟損失的情況下,找單位領導活動為我辦理了病退。從二零零三年起開病退工資(原工資的百分之八十五)。這樣我們一家人承受了精神和經濟的雙重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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