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講真相溶於生活中
一、勸三退
我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順其自然的做，每當接觸到一個常人我的第一念就是：我要想辦法救他（她）。這個時候智慧油然而生，總是能夠運用各種方法很智慧的做好三退。
一次我去業務單位，辦完事後得知正想著去給她講真相的漂亮的女經理是個居士。這個該怎麼和她說呢？不能急。我心想。馬上我決定分三步講：我走到她的旁邊，開門見山的問她是不是信佛？她很驚訝，覺得我怎麼會問這個，我就告訴她我也是信神佛的。由此從而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第二次去那個單位，我就把準備好的一篇真相文章送給她看，我很神秘的告訴她這個真的很好看，她說洗了手後再看。
第三次去時，我就問她看了覺得怎樣，她半信半疑，我馬上趁熱打鐵，給她講了貴州藏字石。這時我看到她的眼神充滿了驚訝，我說，你看這是天意你如果入了黨團隊就趕快退了吧。她著急的說，我還是黨員，我說那你退吧，她堅定的點點頭。
在不同的時候，遇到不同的人，我會邊觀察他（她）邊順著他們的興趣講，或者從周邊的事例去講，如當今的時事新聞造假啊等雙方產生共鳴後，人家更願意接受你的講法從而很快的做了三退。或者從我身邊的大法同修通過修大法後，癌症好了，家庭和睦了等讓人覺得很近的事例去講大法好，常人也很容易接受。或者講我自己親身經歷的車禍等事例告訴他們大法的神奇，讓常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效果也很好。
二、送光碟
每天出門前，我就放幾張神韻、九評等碟放包裏，遇到合適的人就不失時機的送，但是我從不人手一張，我覺得這就顯得不珍貴了，人就不會珍惜的去看。一次送神韻使我深深感受到了神韻的神奇效果。
那天，我到一個貨運站送貨，在貨運站辦公室講真相。一年輕人很快做了三退，但馬上要出去，我追到路口給他送了本神韻。當我回頭到辦公室繼續講時，來了位老年人，他不僅不接受，還做了個動作，將手在脖子上一抹，說：在文革時，就把你這樣。看著他這麼反對，還影響到旁邊的人的正信了，我沒有說了，就到旁邊點貨去了。當我再回到辦公室，啊，異常的安靜，原來我送碟的那個年輕人回來了，他們正在電腦前聚精會神的看神韻呢。包括那位年長者。當看到第四個節目的時候，卡碟了。你猜這時，年長者怎樣？他最著急，向我伸出手，說：姑娘，還有沒有，換一張看。我一看包，沒有了。他惋惜的提醒我說：姑娘，做這個宣傳，以後要多帶點，見人就發，質量也要做好點，不要卡啊。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善意的。
一個常人由開始的反對到看了神韻四個節目後思想就發生如此的變化，我更深切的體悟到，師父要我們做的事，一定要不打任何折扣的去做，用心去做。
三、貼真相
每當經過公交車站，地下通道口，超市門口時，我就會貼一些隨身帶的真相貼。因為這些地方人多，起到的效果會更好。我才不想大法弟子辛辛苦苦做的真相沒有人看呢。不過到週末或者晚飯後出去時，我就會帶上我家的小同修，一起貼。小同修雖小，可是他也得發揮他的力量助師正法啊。我們經常是互相配合，我撕他貼或我貼他撕，並且還要加上一念：壞人看不到，邪惡看不到，有緣人才看到。很多次看到我們貼的真相貼時，寶寶總是興奮的悄聲的說：媽媽，那是我們貼的呢。可是，前天他從公園回來，灰心的悄悄的告訴我，媽媽，我們貼的「法輪大法好」不見了，壞人撕掉了。我望著這個三歲多的孩子，看到了大法的根已埋在他的心底了。對他說：下次我們再去貼上。
四、寄真相信，打真相電話
我的家庭環境還沒有完全正過來，工作又忙，做寄信和打電話項目的條件不足，但我的經濟條件相對寬鬆。我想，這個就可以分工合作了。在學法小組一合計，我能出資金，有的同修負責購買郵票，信封，電話卡等，有的同修收集地址，有的同修準備真相資料，有的同修負責發信，有的同修打真相電話，這樣一個項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圓容的在完成著。記得一次在聊天時，一個已做了三退的常人告訴我說：我們好多同事都接到了三退的電話。我問：他們聽嗎？他說：當然聽，而且整個辦公室都在講這個黨不好。
師父說：「人類形勢也在變化，對大法的認識，也像開了竅似的開始漸漸的發生著，就像冰在溶解一樣在變化。不久的將來，人們真的都會對法輪功與大法弟子刮目相看，事實真相也都會放在人們面前。」《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
當一次次在工作生活中順其自然的做著各個項目時，在用心的救人時，我發現我的心在擴增，當一個個生命通過我們的努力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時，我深深的體會到了師父強大法力在人間的體現。也感受到了溶於法中的快樂。
我總是記著師父說的：「弟子正念足 師有回天力」（《洪吟》〈師徒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