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曾經在提籃橋監獄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醫學博士賀江海敘述其親身經歷:
我叫賀江海,1998年獲廣州中山醫科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研究課題是:神經營養因子對帕金森氏病的治療作用。由於原單位新疆大學不放我的人事檔案,繼續攻讀博士後的希望破滅,決定「下海」從商。就在我人生最沮喪的時刻,1998年年底我在廣州喜得大法,並且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修煉大法才8個月,邪黨對大法的迫害就開始了。當時我沒有糊塗,而是馬上投身到講真相的洪流之中。2000年底,我和兩位同修走上了天安門,拉開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事後,我在深圳的醫藥公司辭退了我。於是,我輾轉到了上海(母親原是上海人,響應當年的「支援邊疆建設」才從上海到了新疆)。
2003年8月13日,中共邪黨610人員在上海萬興生物製藥有限公司綁架了我。在上海第二看守所被迫害13個月後,上海浦東法院對我非法開庭,判刑3年。後來,我對冤判進行上訴,法院指定的律師給我做了無罪辯護,但邪黨操控的法院根本不予理睬,仍然維持原判。就這樣將我轉入上海提籃橋監獄二監區「青中」(青年實驗中隊)。
兩排監室背靠背的將監區分成東西兩半,我們這一邊好像是東面。每個同修被分別關在一個大約1.5米寬2.2米長的小格子裏,裏面同住的還有一至兩名「看管犯」。我們這邊的幾個同修都是比較堅定,而西邊的那排就有被「轉化」的。惡警們不允許我們同修之間有任何交流,有時甚至連眼神上的交流都不允許。我們這邊的同修有瞿延來、周斌、商朝義、潘浩良,以及一個叫某某賓的,還有一位也是非常堅定的同修劉勝明,我曾經和劉勝明的監房相挨。
我到提籃橋監獄已經是2004年了,對大法弟子最慘烈的迫害已基本上過去了,看管犯們告訴了我不少在我來之前這裏發生的迫害事件,談得比較多的是瞿延來。看管犯說瞿延來被冤判5年,入獄後一直在絕食,被綁在「死人床」上長達7個月。他曾被犯人在地上拖,肉磨破後露出了白骨。我還聽一位看管犯講,這裏還關過不少在上海都能數得上的、很有才能的大法弟子,包括電腦高手,鼓演奏家等(當時我沒有想到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一位看管犯向我講述過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案例,當時他看管的那位大法弟子身體很差,監獄一直不批保外就醫,直到最後看不行了,送回家一個星期就去世了。
這裏主要迫害的手段通常是毒打。從監區的廣播中我聽出這裏的犯人們都嘲笑中共邪黨人員沒本事,只會打人,並說那些「轉化」的都是打出來了(言外之意就是都不是真心轉化的)。後來邪黨人員加大了「軟」化手段,用一些擅長歪理和誘騙之說的(犯)人進行攻心戰術。
監房裏每位法輪功學員的「待遇」各不相同,我看到我們組中瞿延來可以在監房裏煉功的,旁邊組的周斌和商朝義也見到在煉功。而其他同修就不允許。
2005年發生一次較大規模的迫害事件。監獄新上任了一個(副)監獄長(好像姓陳甚麼的,記不太清楚了),突然來視察監區,發現了法輪功學員在煉功,這一下開始了大規模「整頓」迫害。惡警指使看管犯將周斌和商朝義毒打了近三天。我們組的劉勝明也遭毒打。惡警們打同修時故意把電視機開到很大的音量,不讓別人聽到慘叫聲。但我還是隔著監房大喊「不許打人!」
監區對大法弟子最常規的迫害方式就是長期面朝牆坐在小板凳上,除了吃飯、睡覺、解手就是這個姿式。到了夏天監房熱得不行,我的臀部皮膚長滿了瘡,腳一直是腫的。他們看了有點害怕,才允許我可以坐一會起身活動活動。
在我快要離開監獄的2006年,監獄中共人員又發起了一輪對法輪功學員的集中迫害,他們把瞿延來等同修劫持到一樓的甚麼地方,上了「扁擔銬」20多天,強迫他放棄絕食,放棄修煉。最後瞿延來在我離開時都沒有回來,聽說被送到六監區去了。
以上是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迫害時的一些所見所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