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澤民為魁首的那些仇視大法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我也是千千萬萬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中的一個。我是二零零一年被單位「610」(專門用來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逼出家門。二零零二年被蘭州市城關區公安分局綁架在桃樹坪看守所審訊迫害近八十小時後又送到龔家灣洗腦班,十日後,由市公安局國保大隊迫害一日一夜後送華林山第二看守所關押,遭受迫害。半年後又被七里河區法院唐某某為審判長組成三人臨時審判庭(在唐某某辦公室)非法重判十年冤獄。在我向蘭州市中級法院書面上訴被駁回後,於二零零四年被關進蘭州監獄繼續迫害。
長達八十小時的「老虎凳」酷刑
二零零一年,單位要送我去洗腦班,我逃出後在同修們的幫助資助下在外租房子住,過著有家不能回,上有老人不能照顧,身為丈夫不能替妻子分憂解愁,膝下有子又不能擔當父親責任的日子。在對大法弟子進行迫害過程中,他們卻都在指責大法弟子太自私,不盡贍養老人、教育子女、夫妻互相幫助照顧的家庭責任、幹好本職工作的社會責任。在這種誤導下,特別是在共產黨這個非法獨裁體制作用下,使許多人加深了對大法與大法弟子的誤解,甚至仇恨。
酷刑演示:老虎凳 |
我被城關區公安分局綁架後,被送到桃樹坪審查站當天晚上就開始審訊,有三個人輪流審,直到他們累了才停止審訊。在審訊期間他們將我鎖銬在一種新型審訊椅上,手和腳都被緊緊鎖著不能動,除了上廁所,其它時間一直被鎖在這個「老虎凳」上,到了深夜他們要睡覺休息時,又給我加上一個鐵鏈子把我捆在「老虎凳」上,又給我頭上戴上頭盔,使我的腿、臂部潰爛,奇癢難忍。可是我卻一動不能動,就這樣四夜三天。
不斷卡緊手腕的螺絲扣
後來,警察知道了我所在單位,並聯繫單位一起將我送到龔家灣洗腦班進行迫害。在洗腦班,單位派二人監視我行動,限制我自由,不許下樓,不許煉功。而這些被共產黨所毒害,被獨裁體制所征服,對大法弟子行惡的人卻還在作秀,給我戴上「貴賓證」,多麼可笑可惡。大約過了十天,蘭州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又來三人,在我拒簽逮捕證的情況下,強行將我從洗腦班帶至雁灘,審訊逼供一天一夜。在審訊椅上他們不斷卡緊我手腕的螺絲扣,使我手臂血液流通不暢,痛徹心肺。據審訊我的警察無意洩露,慶陽大法弟子劉志榮曾被這種酷刑痛得休克後用涼水激醒,蘭州大法弟子李明一曾被這種酷刑疼得大小便失禁。我被夾後,手臂痛麻百日之久。
倒掛
我被送到華林坪第二看守所後,被關在嚴管號室,同時安排幾名犯人監視我行動,不許學法,不許煉功,同時逼迫參加勞動,我拒絕參加。警察把任務分解到個人,我不幹他們就把生產原料壓給其他人,引起他人對我們修煉者的不滿和仇視,從而配合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因為他們完不成當天生產任務就要受號室長的毒打)。警察還時不時搜查大法弟子,沒收糟蹋大法弟子隨身帶的大法資料、書籍,很多時候警察不出面,但他們有的指使犯人對大法弟子行惡,有的表面上不說甚麼,而背後卻給號室值班員施加壓力,迫使其他犯人行惡,打罵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因為揭露獄警違法事件,曾被號室值班員以沒有完成生產任務為由強行將我靠牆「倒掛」,用胳膊肘狠擊腰部,獄內犯人稱其為「挖腰子」。致使我腰部疼痛兩個多月。
手和腳背後串在一起
還有一次警察在搜我身時搜出了我帶的師父的經文,他們就要收走,我搶回來,他們就指使四、五個犯人壓倒我,搶走了經文,並將我手和腳背後串在一起,我高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又讓犯人把被子蒙在我頭上,就這樣兩個多小時才放開。不只是我,所有被關押的大法弟子都在遭受著邪惡的迫害,東北籍大法弟子孫照海經常因不配合邪惡要求而被背銬,起蹲很吃力。西固大法弟子趙旭東因反抗惡警綁架迫害,長時絕食,監獄警察又指使犯人強行給他灌食,直到迫害致死,事後他們又嚴密封鎖消息,掩蓋他們的罪行。
警察指使包夾犯人迫害大法弟子
二零零四年我又被送到蘭州監獄遭受迫害,送入監獄入監隊當日,邪惡就指使一些犯人搜走了我帶的一些大法書籍、手抄的師父講法、經文,以及我寫的無罪申訴材料。二天後我去想要回這些資料,警察賀某某不僅不給,而且還要我蹲在他面前,我不蹲他就指使四、五個犯人想把我壓倒,我還是不蹲並高呼「法輪大法好」,這樣震懾了邪惡,他們才匆匆地溜走。在入監隊,對服刑人員有許多要求規定,尤其對大法修煉者除了統一的要求,還不許大法弟子學法煉功,不許弘揚大法,每一個大法弟子都安排四人監視看管,一旦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惡要求,警察就找這幾個人的事,給他們施加壓力,迫使這些人辱罵大法弟子,甚至動手打大法弟子。蘭州大法弟子魏俊仁就因為煉功遭受號室值班長用小板凳毒打,四川籍大法弟子俞友文,由於對警察岳某某辱罵大法弟子提出質問,被岳某某扇了耳光。
關進號室,剝奪一切自由
在入監隊經過二月至半年不同時間的所謂「學習教育」後,就又被分配到監獄各個監區繼續遭受各種形式的迫害,我是二零零四年底被分到六監區。一到大隊就又經歷了搜身、警察談話、安排包夾人員的過程。由於我拒絕出工,大隊就安排了二人在號室看著我,早上其他人出工後,號室門就從外邊鎖上,就餐打水都由他們兩人輪換去做,不許我出門,不許和其他人交談,更不許學法煉功,就連監獄給犯人的一點自由都完全被剝奪了,就這樣被鎖了七個月。後來因為我堅持煉功被包夾我的人告發,又被關到禁閉室,戴手銬進行折磨,強迫我寫檢查,並出工參加勞動,我堅決不配合他們的要求,十五天後由於監區不願給禁閉室交錢才又把我解禁帶回號室嚴加管制。
「熬鷹」
二零零五年底,隨著邪黨對大法弟子迫害的不斷升級,蘭州監獄對大法弟子的嚴酷迫害也瘋狂地失去了理智到了極點。監獄又重新建立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專制機構,各大隊抽調專人負責落實對大法弟子全面一個不落的所謂「轉化」迫害。他們安排一個小號室,抽調主管隊長以及其他警察組成一個所謂「幫教組」輪流值班,專門負責「轉化」大法弟子,晚上不許睡覺、打盹,直到天亮,再由負責白天的警察按班繼續灌輸大法不好為題的邪說謬論,到中午,警察去吃飯我才能回到大號室就餐,休息一個小時。就是這一個小時,警察還安排了包夾我的犯人把收音機開大音量,干擾我休息。到下午兩點鐘警察上班,我就又被關在小號室,繼續接受「教育」到晚飯後,又由值夜班的警察按班繼續進行迫害,周而復始,直到你屈服,寫出邪惡要求的所謂「四書」,毀掉大法弟子,失去千載難逢的機緣與最偉大最美好的一切。同樣這種形式的迫害也在其它監區同時展開,更有甚者,對正信正念強的大法弟子採用了吊銬、打罵、人身攻擊,使用戒具刑具等手段的迫害。
鐐銬加身關禁閉關八十三天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被調入迫害大法弟子較嚴重的八大隊。在八大隊我依然遭受了監獄所謂「反邪科」(我認為它是真正意義上的邪教科)安排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各個程序,嚴包夾、限行動、強制勞動、禁煉功學法等。到二零零八年初,在強制我填寫「評審表」時,我公開揭露江氏集團迫害大法弟子惡行,聲明自己無罪,修真善忍無罪。到二月底我被關進監獄禁閉室進行迫害,當天晚上監區抽四名服刑人員包夾監視我,不讓睡覺,一日兩餐,一頓只給一個饅頭,不給菜吃,上下午各只給一飲料瓶開水,白天晚上只能端坐在水泥台上,不許靠牆,實在睏了一閉上眼,監控喇叭裏就開始喊,或者包夾人員就用手捅我不讓閉眼。每一週警察就來提審一次,要求我認錯並重新寫「四書」。監區警察還不斷的給包夾監視我的人員施加壓力,以減刑、利誘、恐嚇讓他們想辦法儘快突破逼我寫出「四書」,我堅決不寫,他們與禁閉室管理人員協商,給我又加戴刑具腳鐐,並與手銬串在一起,使我一直處於彎腰狀態不能站立,行走更困難,而每次監區幹部來提審我,都要來回彎腰走四、五十米路段。五月份四川汶川大地震後才開始允許我睡覺,但我手腳被鐐銬串在一起身體一直處於彎曲形態,翻身都很困難。就這樣鐐銬加身在禁閉室關了83天,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才解除禁閉。回到監區,又關進了小號室,一共有五人徹夜監視我,過了大約兩個多月,我身體剛有些好轉,監區又強迫隨大隊出工,參加勞動,我拒不接受警察分給我的生產任務,我認為這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式之一。
警察靳國軍的惡行
二零一零年四月,仇視法輪功,打過白銀六十多歲大法弟子賈培福的警察靳國軍在晚收工路途中藉機滋事,對大法弟子大打出手,警察李XX也一起動手追著打我。打得我口鼻流血,嘴唇腫脹,兩天後牙齒脫落一顆,靳國軍一邊追打一邊口中辱罵法輪功,我找到當天值班警察他們根本無動於衷,找到主管幹部他們找許多理由搪塞掩蓋他們違犯《監獄法》與公安六條禁令的行為,以內部批評教育草草了之。而這個靳國軍不僅對大法弟子如此,對其他服刑人員更是想打就打,想罵即罵,而且語言既下流又惡毒,對這樣一個流氓成性,道德敗壞,無可救藥之徒,卻受到監獄幹部賞識,晉級升職。監獄因迫害大法弟子有功而晉級提拔的人為數不少,他們卻不知他們對大法、對大法修煉者犯下了無可饒恕的罪惡,將面臨最可怕最可悲的下場。
甘肅省蘭州監獄內還有魏俊仁、李文明、孫照海、常巨斌、賀培福、張光利、張濤等十餘名大法弟子遭受著中共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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