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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女教師趙晨宇被迫害的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那些剛剛在法輪大法中獲益的孩子們，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黨發動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後，都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而他們的老師趙晨宇，不僅被非法拘留、強迫洗腦放棄信仰，還被非法判刑、開除公職。以下是趙晨宇自述被迫害的經歷：
人生的轉折──幸遇法輪大法
我叫趙晨宇，今年50歲，原是昆明市第三十中學中教一級教師。
大學畢業後我就來到昆明市第三十中學教書，同時攻讀中文系的在職研究生。1998年在我讀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已經聯繫好了到英國一所大學學習交流。在我到北京去辦理簽證的頭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向我推薦了《轉法輪》這本書，說這本書太好了！她就把書借給了我。我在去北京的路上就看了一半《轉法輪》。到北京辦理簽證時，簽證官說我有移民傾向，不給我辦，無奈之下我只好又返回學校教書。回到學校後，這個同事問我看完書了沒有，我又將剩下的另一半看完，把書還給了同事，當時只覺的這本書是教人做好人的。
半個月後，這個同事約我到一個法輪功煉功點煉功，當時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非常熱情，認真的教我煉功動作，我還請回了師父的教功錄像帶，我就按照錄像帶裏師父的教功動作認真的學煉。
沐浴在大法法光中
有一天，我正在煉功，我五歲的兒子從外面跑回來，問我煉甚麼功呢，我說我在煉法輪功。兒子問我煉法輪功能不能騰雲駕霧，有沒有孫悟空厲害，一個跟斗雲能翻十萬八千里。我說何止是騰雲駕霧，翻跟斗雲，煉法輪功比孫悟空不知厲害多少萬倍都不止。兒子一聽，當即表示：「我也要煉！」
從那以後，我就和兒子一起修煉法輪功，大冬天的早上，我把兒子裹的嚴嚴實實，背著他到煉功點的花壇旁邊讓他睡著，我就去煉功。沒想到，等我煉第二套法輪樁法做頭前抱輪時，突然看見我前邊一個穿的圓滾滾的小孩兒也在抱輪呢！我一看，那不是我兒子嗎？煉完功後我問兒子：「你怎麼也來煉了？」兒子說：「師父叫我來煉的，喊著我的名字叫我煉，我起不來還想睡，師父就用樹枝掏我的鼻子，掏的我癢癢的，師父說都煉到第二套功法了，快起來煉，我就起來煉功了！」
那天以後，我可愛的兒子就和我一起到煉功點煉功了。煉了一個多月的時候，兒子發高燒，燒到40度，已經持續了一天半，我問兒子吃不吃藥，兒子說不吃。兩天以後燒自然就退了，從那開始至今十多年了，兒子再沒吃過一片藥。
放寒假的時候，我要帶兒子回老家西雙版納過年，我找到煉功點的輔導員，想請她借給我師父的講法錄像帶、教功帶、大法書等，我想將這麼好的大法弘揚給我家鄉的父老鄉親。
回到老家後，我迫不及待的告訴母親法輪功，沒想到母親說：「我們這裏早有煉法輪功的了，我們家這兒就有個煉功點。」之後母親就帶我到了一個法輪功學員家，得知煉功點有十多個法輪功學員煉功，回老家的這個寒假，我也就到這個煉功點煉功。平時我在家裏將師父的講法錄像放給我的姐姐、妹妹、哥哥及他們的女兒看，最後他們也都相繼走入大法修煉，加上我和我兒子，我們家就有七個修煉大法。我母親不識字，修煉後師父給開啟了智慧，她能通讀師父的大法書了。
寒假結束後，我回到三十中又給我所教的學生們弘法，我教初三語文，一次我布置了一篇作文，題目是「我最尊敬的一個人」，這個作文題我自己也寫了一篇。寫好後，在班上讀給全班學生聽，我說，我最尊敬的人是李洪志師父，接下來我引用了《轉法輪》書後的李洪志師父小傳裏的故事，並介紹了師父寫的《轉法輪》一書，師父如何教我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聽完我的這篇文章，學生們非常感動，紛紛走進大法修煉。
我們年級加上我有四位老師是法輪功學員，他們也像我一樣給自己教的學生弘法，我們年級有一百多個學生都開始修煉法輪功。由於學校場地小，中午午休的時候我就帶著學生們到附近的大學校園裏集體煉功。
我教的那個班原先都是差生，紀律不好，任課老師們都害怕上我們班的課，但是通過修煉法輪功，全班的紀律變好了，班上的同學友善互助，學習成績也提高了，是大法改變了我們班！
迫害的壓力沒有使我改變
然而，這麼好的功法卻遭到中共江澤民集團的打壓和迫害，1999年4.25法輪功學員萬人和平上訪後，5月份的時候，我們學校的邪黨書記姚曉華將我叫到辦公室，當時在場的還有校長文正學、以及五華區教委、五華區公安分局的人，我到辦公室後，姚曉華就對我說：「你煉法輪功，要麼你放棄，要麼你就自動離職，否則我們學校掛的優秀學校的牌子就要被摘了！」我聽後平靜的說：「我煉法輪功沒有違法，我也熱愛我這份工作，我不會辭職的！」
1999年7.20開始，到處散布著邪惡的謊言。那時我正在放暑假，我想我不能躲起來，就還是到外面的煉功點煉功。1999年9月份開學的第一天，我才到學校上班，學校邪黨書記姚曉華就把我叫到辦公室去，直接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我說：「我煉，這麼好的功法為甚麼不煉，我修煉真善忍，對學生、對工作這一切你們都是看的見的。」同時我將法輪功到底是甚麼詳細的講給了書記。
幾天後，姚曉華通知我說北門街派出所叫我去一趟，我去了後，有一個警察對我非法提審，問我煉不煉法輪功，我依然給他講法輪功的真相。之後，昆明市五華公安分局、五華區教委都找過我，還把五華區教委的紅頭文件拿給我看，說教師不允許煉法輪功，如果堅持就會扣工資、扣獎金，取消晉級，不給評職稱。由於我堅持修煉法輪功，我們學校昆明市第三十中學就依照這個邪惡文件，不給我評高職，扣我的工資和獎金。
1999年11月的一天，五華公安分局一個姓張的科長帶著幾個警察到我家裏，以看望我的名義進家後，當他們看到我家裏懸掛的李洪志師父法像、法輪圖、論語圖等，姓張的這個一點頭，其他幾個便衣就像土匪一樣一擁而上，將懸掛的這些圖全部取下，還把家裏所有的大法資料、煉功磁帶都搶走了，沒留下任何憑證。
1999年底，我們學校開了一次教職工大會，校長在會上說，就是因為我們學校有煉法輪功的，所以每個教職工這一年的獎金都被扣了50元，學校的優秀學校的牌匾也被摘了。散會後我直接找到校長，我對校長說：「如果是因為我修煉法輪功而造成學校的教職工被扣獎金，學校被取消優秀學校的稱號，那麼我就要去上訪，我修煉法輪功是合法的，你們要更改這個決定，不能使我處於千夫所指的境地，煽動群眾鬥群眾！」校長聽後也沒表態。
上訪途中遭劫持、關押
2000年2月5日，大年初一的那天，我以及其他幾個法輪功學員孫雲集、李君萍、王樹蘭坐上去北京的火車，打算到北京去上訪，和平表達我們修煉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深夜，當火車行駛到貴陽時，一個乘警過來，看到我們幾個都在看書，就問我們看甚麼書，我們回答是《轉法輪》，乘警就將我們帶到列車上的餐廳，又叫來了三個乘警，沒出示任何證件，就非法搜我們的包，搶走了我們的身份證，這時又有一個法輪功學員也被帶到了餐廳。當火車到達凱裏站時，幾個乘警就讓我們下車，剛下車就看到幾個便衣在那裏等著我們了，我們被他們帶到一間車站堆雜物的黑房子關起來。
第二天，2月6日中午，曾帶一些人到我家裏搶劫的五華國保大隊的張科長帶著一個國保人員還有我們學校的書記姚曉華和一個姓楊的老師就跑到凱裏來了，其他法輪功學員也是同我一樣，叫來單位和所屬國保大隊的人，共來了二十多人，這些人先在一起開了兩個多小時的會，之後把我們送上回昆明的火車，一同帶回昆明。
在回來的路上，姓張的科長就對我們說，我們這趟回來的費用都由我們自己負擔，當時我們法輪功學員都沒有多想，就把錢給他了。
2月8日到了昆明站後，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就被分別帶走，我被帶到五華國保大隊，一個國保警察對我非法提審，問我去幹甚麼，為甚麼要去。我很坦然地告訴他：「我們上北京上訪，講法輪功真相，我們煉法輪功沒錯，是被冤枉的！」提審完後誣陷我參與邪教組織直接將我送到五華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
全監室都煉法輪功了！
我剛到看守所，我隨身帶的衣服和東西就被看守所關著的犯人給搶了，每天從早到晚的幹奴工：揀辣椒、咖啡豆、揀花生。我在的監室有13個人，我就給她們講法輪功真相，教她們背師父的《洪吟》。在我去之前，一個監室裏經常打打鬧鬧，通過我講大法的真相，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感化人心，全監室有10個人開始跟我一起煉法輪功，再也不打鬧了，環境變好了，連警察都覺的驚訝。其中一個與我一起煉功的老太太，已經60歲了，煉了10幾天，六年沒來例假的她來例假了，其他三個還沒煉功的看到老太太身上的奇蹟，也開始煉功了，全監室13個人都修煉法輪功了！
我被關在五華看守所期間，五華國保大隊的廖進斌來提審過我，還有另外兩個國保大隊人員來了兩次，這兩個國保大隊的人員通過我講真相，明白了法輪功是甚麼，修煉法輪功的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倆最後說：「我們盡跟你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老太太、婦女（法輪功學員）在一起，我們一個大男人，這算甚麼，我們不幹了！」從那以後，這兩個人再也沒來過。
株連家屬配合邪惡的迫害
我大哥當時是西雙版納州管委會的副主任，五華國保大隊就把我大哥叫到看守所來逼我轉化，讓我放棄信仰，還威脅我說如果我不轉化，就讓我在西雙版納的父母到五華看守所門前長跪不起，我甚麼時候轉化就讓他們甚麼時候起來。我也不為所動，堅持信仰。
3月8日我從看守所出來（昆公五釋字（2000）047號釋放證），沒送我回家，五華國保大隊的廖進斌和另兩個國保人員將我送到昆明市海埂的鑫安賓館，安排了一個女保安陪我同吃同住，費用一兩千元是從我工資裏扣的。我到那之後，鑫安賓館已經有四、五個法輪功學員了。我在那裏住了一個星期。到3月17日五華公安分局給了我一個解除監視居住的通知，也就意味著我來鑫安賓館這一個星期是監視居住。那天上午，五華國保大隊的張科長從鑫安賓館把我帶到五華國保大隊，下午我在那裏又見到了我大哥，張科長讓我大哥做擔保，給我取保候審。我拿過取保候審的這張單子一看，上面羅列了十一條，前面的我沒細看，第十條是這樣寫的：「如果被擔保人即我在擔保期間參與法輪功活動，擔保人就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罰款一萬元。」第十一條聲稱還要開除擔保人的公職。我看後就拒絕在擔保書上簽字，也不讓我大哥簽字。張科長無奈，說：「不簽，我們也照樣做！」我不理會這一套，和大哥一起回家了。
遭非法洗腦迫害 餘毒甚深
2001年12月，我當時在西雙版納老家，一天，我大哥對我說五華國保大隊的張科長讓我回昆明，當天我就坐飛機回到昆明，在昆明機場的時候，五華國保大隊的張鳴、廖進斌及另兩個國保大隊人員已經在機場等著我了。他們直接將我帶到「雲南省第二屆法輪功學員教育轉化班」，轉化班設在昆明市紅山東路的羊仙坡，這個轉化班是雲南省省委宣傳部主辦的，主要負責人是時任省委副書記、宣傳部長王天璽及宣傳部的一個幹事，同時還有昆明市國保大隊高昂以及昆明市各個區的國保人員都在場，當時這個轉化班有來自全省各地的80多位法輪功學員，其中很多還是從看守所、勞教所送來的。
開班第一天，王天璽就在大會上放毒，讓法輪功學員們不要修煉了，回到社會中，當人去！王天璽說完後，第一個就讓我發言，我站起來說：「法輪功是佛家上乘修煉大法，追求人生真諦，人活著不是為了當人，是為了返本歸真，這個理念最符合我的意願，全世界不煉了，我都要堅持！」
第二天，省610的處長彭國軍和姓楊的工作人員及我們學校新上任的書記王中南和一個楊老師也跑到轉化班來看我，叫我配合邪惡轉化。之後幾天，蔡朝東這個學術痞子到轉化班來散播歪理邪說，同時還播放天安門自焚偽案的片子。這些都沒能動搖我，然而邪惡的是，四五天後，轉化班叫來一些邪悟人員散毒，傳播邪惡理論，最後逼迫寫所謂的悔過書和保證書，我也違心地寫了，給自己的修煉抹上了污點。
令我實在沒有想到的是，當我所謂的「轉化」了，昆明市國保大隊的高昂找到我說：「你怎麼轉化了呢？那些（指邪悟理論）我也聽了，沒說甚麼啊，你怎麼就轉化了呢？我真是吃驚！」那時的自己不悟，其實就連辦洗腦班的這些人，真正從內心佩服的，都是堅定的大法弟子，最佩服的就是那些不轉化的、堅定的，從那些大法弟子身上，他們才看到得救的希望。而當法輪功學員因為自己的執著所謂違心轉化後，他們反而心情很複雜，他們明白的那面是痛苦的、絕望的。轉化班辦了七天，2001年12月24日結束。
結束後，學校派人將我接回學校上班，在一次全校教職工大會上，還逼迫我做邪惡轉化的報告，五華區610的劉主任和工作人員也參加了。之後五華區610還逼迫我去昆明市第四十三醫院（部隊醫院）做邪惡的轉化報告。同時雲南省省委宣傳部組織邪悟人員在全省各地進行邪悟巡迴演講，到處毒害眾生。
轉化班結束後，雲南省610沈主任委託五華區610的劉主任，在昆明市北倉坡北門街居委會辦了一個長期的邪惡轉化班，每週週六週日兩天開班，這個班是繼第二屆雲南省洗腦轉化班之後辦的。居委會專門騰出一個大會議室，三個單間，由五華區610主管，省610撥款，指派一個邪悟人員專職管理，每週六、週日兩天派兩個邪悟人員自願輪流值班。值班的邪悟人員就負責做所謂的轉化工作，洗腦班還從明慧網下載師父的經文，由邪悟人員斷章取義的對師父的經文邪悟後散毒。
這個洗腦班從2002年3月到2003年5月份，因為「非典」不得不關門停止，在此期間，邪悟人員還被強迫到雲南省各專州縣做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轉化。
大法再一次照亮了我的心
我從2002年開始在學校任教一直到2004年，期間，北倉坡的邪惡洗腦班也關門了，我也一直在思考我所謂的轉化到底對不對，我為甚麼而修煉法輪功？為甚麼法輪功會遭到迫害？孰對孰錯？多少個日夜，我輾轉反側，通過再看師父的講法，我漸漸意識到了「轉化」是錯的，師父在等著我們走回來。北倉坡洗腦班曾與我一樣邪悟的法輪功學員，也都感覺到了「轉化」不對，逐漸地又走回大法修煉中了。
大法再一次照亮了我的心，給了我走回來的希望。2004年下半年，我到學校主動找領導說明，我的「轉化」是錯誤的，我要繼續修煉法輪功。學校由此不再讓我上講台，將我安排到實驗室，不給我晉級，不給我評高職。這些都沒有影響或動搖過我再修煉大法的心。我和其他幾個法輪功學員又找到五華區610劉主任，我們向他講明我們的「轉化」是錯的，法輪大法是正法，教人向善，我們要修煉大法。當我們對劉主任說這些的時候，劉主任開始時嚇的頭上直冒汗，手也有點抖，最後聽明白後，劉主任說：「你們要修煉你們就修煉，那是你們的事，別人也不能說甚麼。」之後劉主任主動辭去610的職位，自謀職業去了。
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又找到雲南省610的沈主任，還有處長彭國軍，表示我們的轉化是錯的，我們要繼續修煉大法，並講明了法輪功的真相。找了610後我們又找五華區國保大隊廖進斌，他帶了幾國保大隊的人來跟我們談，我們依然講明我們要繼續修煉法輪功，轉化是錯誤的。
我和曾經走過彎路的法輪功學員深知自己曾經的邪悟給自己、給世人、給其他法輪功學員造成的巨大傷害，我們都盡自己所能去彌補、挽回。我又專門去曾經去過的省內專縣散布過邪惡言論的地方，去找當地的法輪功學員們澄清、解釋並道歉。在這一過程中，才明白何為佛恩浩蕩，大法無邊，只有師父、只有大法才能給像我這樣曾邪悟的人彌補和改正的機會，給我們走回來的機會。
遭非法抓捕、判刑、開除公職
2005年7月22日，我與朋友相約到西藏旅遊，29日途經西藏波密縣時，同車一位法輪功學員送給加油站的工作人員一張法輪大法好護身符，被旁邊不明真相的武警舉報到波密縣公安局，之後我們一行10人都被西藏波密縣公安局非法抓捕，將我關到波密縣看守所，5天後又將我轉押到西藏省八一看守所，四天後又將我轉押到雲南省迪慶州看守所關押了三天，之後昆明市公安局將我接回昆明。
回到昆明後，五華公安分局的警察對我提審，問我們去西藏幹甚麼，誰邀約的、有幾個人、途經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方都做了甚麼。然後將我送到五華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期間，五華國保警察對我多次非法審訊。8月26日中午後，三個警察把我帶到我家非法抄家，他們搜包時沒找到鑰匙，逼我拿出鑰匙，我不拿，他們就叫來了一個開鎖的，強行撬開了門，還逼我付了49元的撬鎖費。他們在吵架時，我們學校的書記王中南也到我家來了。五華國保警察在我家到處亂翻，每間房子，每個角落都翻過來了，他們抄走了一本手抄《轉法輪》、手抄《論語》和七、八張新的五寸軟盤。之後卻造偽證誣陷從我家抄出大量的書籍和光盤，大約抄了一兩個小時，抄家後將我直接帶回了看守所。國保警察把我家的鑰匙交給了學校書記王中南。
2005年12月19日，昆明市人民檢察院〔2005〕昆檢刑訴字第1187號起訴書誣陷我「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對我非法起訴，公訴人是朱立。
2006年2月10日昆明市中級法院對我及其他八位法輪功學員非法開庭，法院沒有通知家屬。2006年2月14日昆明市中級法院（2006）昆刑一初字第31號刑事判決書對我非法判刑三年。審判長是後鋒，審判員是朱正渝，代理審判員是徐建斌，書記員是段雲萍。
針對昆明市中級法院的非法判決，我向雲南省高級法院提起上訴，2006年3月9日（2006）雲高刑終字第516號刑事裁定書依然維持邪惡的原判，審判長是李紅亞，審判員趙林，代理審判員鄭德志，書記員楊婕。
在五華看守所期間，我每天被強迫幹大量的奴工，主要做中小學教材的刮頁、小廣告的刮頁。每天基本要幹十四、五個小時，有時會加班到深夜。監室裏多是殺人、販毒、盜竊、色詐等犯罪嫌疑人，每天監室裏充滿叫罵，甚至打架。我給他們一個一個講大法教人做人的道理，一個多星期後，一般的人都非常認同大法，監室裏叫罵、打架事件少了。
有一天監室牢頭對我說你要是能把殺人犯某某某變好，我就服你。我沒說話，過了一個多月，牢頭找到我說她要下隊了，叫我來管這個監室。之後我就成為了監室的牢頭。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化監室的人員，在大法的感召下，整個監室都變的祥和平靜，連警察都不得不認可。
2006年4月18日我從五華看守所被送到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一進監獄就被送到第九監區，每天從早上6點半到晚上11點半，整整17個小時被強制坐小板凳迫害，每天專管法輪功的警察丁瑩（集訓監區的隊長，專管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楊歡（集訓監區的副隊長，專管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還要來逼迫我放棄信仰，還有另外的獄警師曉燕、謝玲、孫凌爽、鄭萍、景絨等輪番用各種方法來逼迫我放棄修煉法輪大法，使我飽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迫害。專管我的警察張警官、周瑩每天把監視我的犯人叫去問我一天的思想動態。
我才被送到雲南省女二監半年後，我們學校書記王中南、校長趙慶平、人事幹部以及五華區教委、五華區610共六、七個人到監獄，校長趙慶平當場宣布解除與我的勞動合同，開除我的公職，還逼我在解除勞動合同書上簽字。
2008年1月28日我從監獄回家。回家後，我家所屬的西山區東陸派出所警察多次打電話叫我去派出所非法審訊，做筆錄。他們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還跟不跟法輪功的人聯繫，直到後來我搬了家。
現在我搬家到教場路附近，又被蓮華辦事處、教場中路居委會的人員以看望的名義騷擾。前兩天，蓮華辦事處的人把我叫去談話，在那裏我碰到了我所居住的單位保衛科人員，我一問才知，是蓮華辦事處把他叫來的。
2009年我和其他幾位在波密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一起向雲南省政法委、雲南省檢察院、昆明市檢察院、西藏林芝地區公安處等部門遞交了控告檢舉書，要求撤銷對我們的非法判決，追究所有參與迫害人員的法律責任，對我們造成的精神、經濟的損失依法賠償。
結語
我在監獄期間，我的父親和我的老公公因思念我相繼去世。我的兒子因為無人照管，昔日跟隨我一起煉功的他，在我從監獄回家後，已淪為社會上的小混混。看到這一切，我的心碎了，比在監獄受折磨還痛苦。
中共的這場迫害是瓦解式的，是摧毀式的，迫害的不只是法輪功學員，還有所有我們的家人、親朋、單位同事……迫害的是每一個中國人，瓦解的是道德淪喪後每個人心底最後的那一絲良知和正義。
我回家後的這幾年，不斷的和兒子交流，放師父的講法給他聽，現在的他已經考上了大學，大法讓兒子從新做回了好人。只有法輪大法恩澤眾生，救度世人，於無聲處播洒甘露。願通過我的經歷，讓所有人都能看到中共的邪惡，看到大法弟子為救度眾生所做的付出，明白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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