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所有關押人員都要幹奴工,勞動量特別大,晚上執勤都得幹。我幹了一段時間奴工手臂嚴重麻木,我反覆找看守反映情況。看守所的人帶我到石嘴山市第二人民醫院做了檢查,確診我「神經元受損」給我辦了取保候審。當時我天真地以為看守所因為我病症嚴重給我辦的。八月三日我回到家中才知道,家人通過一個派出所所長花了兩萬七千多塊錢,背上了外債給我辦的取保候審。
取保候審回家後,家人以為花錢就能讓我免於迫害,再次找到之前那個派出所所長。所長說:有個同學在法院是法庭庭長,正好接手我這個案子,讓拿三萬元錢給我辦成「監外執行」。家人聽信了,給了三萬。過了一段時間,這個所長說事情不好辦,中院不批,需要再拿一萬買通中院的人,家人就又給了一萬。
幾個月後,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我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關押到了銀川女子監獄。
我被關押到女子監獄的那天,在監獄門口,武警把我的頭用黑色的袋子套上,由兩名警察扯著我拐來拐去上到了女子監獄三樓的一間屋子,是專門為迫害法輪功學員設立的。這件小黑屋門窗都封得嚴嚴實實;牆上掛滿污衊大法、污衊師父的橫幅;屋裏放了七張床、一台電視、一個小桌子;我的床在中間,四週被六張床包圍著;黑屋子的旁邊是獄警的辦公室;每天有六個包夾、四個獄警晝夜輪流監視我;我每天二十四小時的言行舉止她們都會做詳細記錄:幾點上床、翻了幾次身、幾點睡著等等。六個包夾分兩組每組三人,白天一組、晚上一組;早上6點20分起床,洗漱、搞衛生、吃早飯之後,8點打開電視開始放攻擊大法、污衊師父的光盤,包夾守在那裏強行逼迫我看。我拒不配合,並找獄警要求將我關到禁閉室。但獄警不批准!獄警和包夾開始對我軟硬兼施,偽善地關心體貼我。
長時間對我的洗腦,讓我的精神幾乎崩潰,漸漸地迷糊了。她們讓我寫「五書」,我說我不會寫。包夾就幫我寫,寫好以後獄警又給修改。寫好了逼迫我在批鬥大會上念。開批鬥會時,我在獄警和包夾的逼迫下讀著攻擊師父、攻擊大法的文章,想起師父的慈悲、看著無知的獄警,我當時心如刀絞、泣不成聲。在那個邪惡聚集的地方我沒有勇氣告訴她們真相,她們也不會聽的,但我內心的悔恨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
我在黑屋裏被關了八十三天後,她們將我轉到了三監區。那時監獄新關押了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包夾我的六個犯人又去包夾迫害那個同修了。
我到三監區,又給我安排了四個壞的已經出名的包夾。有一次,她們用手指著我嘴用髒話罵師父,然後逼著我也罵,我不理她們。她們就到獄警那裏誣告我。獄警找我說:她們讓你罵(師父的名字)你為甚麼不罵?這幾個包夾處處刁難、折磨我、用各種招數整治我。監區長丁冬紅特別邪惡,多次將我叫到她辦公室辱罵我、辱罵師父、攻擊大法。
監獄也有一些獄警和犯人比較善良,默默地給了我一些幫助,只是她們不敢公開同情我。
從寧夏銀川女子監獄這個黑窩回家後,我為自己走過的彎路而懊悔不已,我要重新修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