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來,辛寶東六次被非法行政拘留,五次被非法拘禁在泃陽鎮政府及派出所,四次被非法刑事拘留,三次被非法勞動教養共計四年半,兩次被非法拘禁廊坊洗腦班,一次被非法拘禁在三河市黨校;妻子高淑英六次被非法拘禁在泃陽鎮政府及派出所,五次被非法行政拘留,三次被非法刑事拘留,兩次被非法勞動教養共計三年半,兩次被非法拘禁廊坊洗腦班、三河市洗腦班一次、泃陽鎮辦洗腦班一次。被非法關押在三河市看守所期間,獄警唆使牢頭九天將辛寶東打折八根肋骨;夫妻雙雙被公安部1A級通緝令非法懸賞通緝;被逼流離失所五年多,致使其父母先後被間接迫害致死,兩個孩子考入重點中學不讓去,商店被迫關門等,經濟損失慘重;不法人員闖到家中限制人身自由、尾隨監控、無故騷擾,更是常有的事。
辛寶東表示,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為了維護我們的基本人權,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現根據刑法第二十六條【主犯】之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因此控告江澤民的違法犯罪行為。
辛寶東在刑事控告狀最後表示:「我依法控告江澤民,是因為他道德敗壞,讓中國社會道德腐爛,讓人心失去希望,讓不擇手段發財成為中國人的毒咒;成百上千萬大法修煉者所經歷的種種迫害,甚至發生活摘大法弟子人體器官──這個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惡,都是他一手造成。但是,所有江氏迫害政策的執行者,在施加迫害的過程中,確實觸犯了中國的法律、國際法以及天理天法。作為一個佛法修煉人,我深深的知道,犯下這如天大罪,是逃脫不了天理的懲罰和人間法律制裁的。」
「我依法控告江澤民,暫不追究對我直接施加迫害者的刑事責任,甚至把他們當作證人看待,是在呼喚那些被江氏帶向絕路的人,是希望這些人能夠解脫出來。希望他們了解真相,認清江澤民及中共的邪惡本質,認清這場對「真善忍」的迫害,給中華民族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希望他們能夠珍惜這既短暫、又珍貴的萬古機緣,反思自己的過錯,善待法輪功修煉者,揭露迫害法輪功的罪證,贖回自己的未來。」
下面是控告狀事實與理由部份,辛寶東陳述了一家人所經歷迫害的簡述。
從名利氣恨中解脫出來
我和妻子婚後就一直做生意,那時生意比較好做。當時,在當地同行業中我們也是數一數二的好買賣,一九九八年就花了三十七萬買了門臉樓。可商場如戰場,隨著生意好、有了錢,也相應助長了我們欺行霸市、狂妄自大的心理,故意欺壓同行和人家打架,還訛人家兩千塊錢,結果導致一向出入平安的我們,竟然一連兩次車禍:第一次修車花了一千元,第二次也整花了一千元,正好把訛人家的兩千元花進去了。這兩次出事都是汽車前臉嚴重變形,可兩次玻璃都沒有壞,人也沒受傷。我知道是上天懲罰我,但心裏不服氣,不能容忍別人超過我們。強烈的嫉妒讓我妻子吃不好睡不好,最後嚴重精神衰弱。那個年代我們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條件很好,但內心空虛。我時常問自己,人活著究竟為了甚麼?難道就是為了去爭鬥去掙很多錢?我怎麼才能從名利氣恨中解脫出來,達到內心清淨與灑脫?我們夫妻不顧雙方父母反對,彼此選擇、託付一生,為甚麼卻總控制不住自己而互相傷害呢?
一九九八年春,一次偶然的機會,同行借給《轉法輪》這本寶書給妻子,我們看完之後,內心非常喜悅,身心受益──我的慢性鼻炎、嚴重鼻竇炎,妻子的風濕病、偏頭痛、乳腺增生、婦科病、嚴重神經衰弱,全都不治自癒,至今十七八年來,再也不用吃藥打針輸液;所有在人生中不得其解的問題,人為甚麼活著,應該怎樣活著,人生的真正意義是甚麼,一下子豁然開朗、茅塞頓開。
我不再與妻子動粗,妻子也不再過高的要求我。因為我們知道,不是誰有意的非要傷害誰,而是人就是這樣的境界,一切都是有因緣關係的。寬容、忍讓,善待別人,這樣做人真好;內心平和寧靜,連睡覺都覺得踏實。人為甚麼覺得苦?都是自私的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問題,所以才不計後果、互相傷害。要想達到內心清淨,只有按照「真善忍」高標準要求自己,做到遇事找自己的原因,懂得替別人著想:無論說甚麼、做甚麼都要考慮對別人有沒有傷害,別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們不斷修正自己,夫妻相敬如賓;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生意,不再和別人攀比,不再為蠅頭小利而樂而憂;妻子也更加用心照顧公婆,管教和疼愛我們的一雙兒女。連我的女兒都說:「我媽要不學法,一生氣可嚇人了。」
我們真心感謝法輪大法,使我們一家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為了方便周圍鄉親們學法煉功,我們就讓鄉鄰到我們家,早煉功、晚學法,義務提供場地。
一提到學法,不明真相的人總覺得,一群人到一起學點甚麼就不正常。其實正常與不正常就應該看學的是甚麼,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法輪大法,迄今已洪傳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上億人修煉;大法書籍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文字,廣為流傳,深受世界人民的喜愛和尊敬。我們為了讓更多的人身心受益,後來在城裏買了一處三層樓房,下面開商店,利用上面空房又為大家提供一個煉功點。可是,這樣的大善行為,卻成為後來加重迫害的「理由」,我們一家人也因此成了重點迫害對像。
做好人突然遭遇迫害
我和妻子堅持按「真、善、忍」要求,做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可是,好景不常,被控告人江澤民違反憲法和法律,出於自私和妒嫉,利用手中的權力,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我們整個家庭經歷了多次浩劫和魔難,我與妻子也屢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被控告人江澤民違犯憲法與法律,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邪惡迫害,使我們一家老小遭受巨大肉體與精神的痛苦折磨。每到「敏感日」我們夫妻總是被抓、被非法關押。所謂的敏感日太多了,像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還有五一、六四、十一、新舊年等等,都成了他們迫害好人的藉口。有的敏感日,就把泃陽鎮幾十位大法學員都抓到鎮政府非法拘禁,有的敏感日,就把他們認為的重點抓起來。幾乎每次都把我們夫妻倆綁架到鎮政府,或投進市看守所,一關就是半個月、一個月。
我妻子在十幾次被非法關押過程中,為了儘快結束迫害,早日回家照顧老人和孩子,曾經絕食絕水八次,肉體與精神承受到極限;從九九年邪惡迫害我們三十出頭,到如今五十歲,我們夫妻累計被非法關押將近十年,流離失所五六年,即使在家裏也是每天提心吊膽的過日子,不知哪一天突然被無理抓走。我們全家所受到的傷害之深,是幾頁訴狀所不能夠表達的!
高額懸賞非法通緝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底,我被三河市公安局誣陷「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非法勞教一年。
二零零二年初,北京通州法輪功學員劉穎,在大營洗腦班被逼轉化,心中明知大法好,但迫於通州610的壓力,精神壓抑、處於崩潰的邊緣(劉穎後來不堪壓力、精神崩潰、被迫跳樓死亡),劉穎過年時來到三河她母親楊慧榮家,楊慧榮老太太找我們夫妻跟她女兒談談心。北京通州610人員焦秀良知道後,到河北省公安廳告我們「做反轉化」。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我被非法勞教回家才三個多月,原三河市公安局政保科長楊建方、副科長劉迎秋帶人將我們夫妻綁架,在沒有任何事實、證據的情況下簽發逮捕令,投進市公安局看守所,進行刑事拘留,期間,獄警唆使牢頭九天將我打折八根肋骨。
二零零三年正月十五剛過,警察對我們夫妻實施綁架,未遂後,焦秀良又將我夫妻誣告到公安部,公安部下發1A級通緝令,對我夫妻二人非法懸賞通緝,宣稱提供一人線索懸賞三萬元;警察將偷拍的我及妻子的照片(見下圖),印製七百八十張,在當地鄉鎮村街、門市商店散發;三河市公安局領導允諾時任泃陽鎮派出所副所長馬志星,抓到我倆可將其直接升任副局長。據知情人說,馬志星拿著上級給的十萬元存摺,將手銬交給南關村治保主任馮建忠說:「抓住辛寶東,這十萬塊就是你的。」一時間小小縣城血雨腥風、恐怖異常,我們夫妻倆被逼流離失所,五六年過著居無定所、提心吊膽的生活。
九天打折八根肋骨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我被非法勞教回家才三個月,原三河市公安局政保科長楊建方、副科長劉迎秋等人,未出示任何證件,非法闖入我家商店、住宅進行非法搜查並抄家。在沒有任何事實、證據的情況下簽發逮捕令,將我夫妻二人投進市公安局看守所,進行刑事拘留。我被關在十號監室,管號警察是看守所副所長王文通。牢頭(外號大軍頭)在獄警的唆使下,每天親自或指使刑事犯人對我拳打腳踢、肆意折磨。
他們每天都找藉口打人,每天八次報數,經常藉口聲音小毒打。有一次,我被打倒後,用棉被蓋住,十多個犯人用腳踢;有一次,我被二牢頭(副牢頭)用板鞋底狠狠抽打左臉部十幾下,致使左眼視力下降,左耳聽力下降(在通州二百六十三醫院已做診斷);有一次,我被打倒,十來個犯人抓住我手腳或身上某一處,提得老高,然後使勁往下摔,再提起來,再往下來回摔。幾天的毒打已造成我嚴重的內傷,因呼吸困難,睡覺時不自覺就發出聲音。毫無人性的牢頭說:「法輪功故意鬧事,值班的都聽著,再出聲就使勁踢腦袋。」就這樣剛睡著就被踢醒,根本就休息不了。等到第九天,在十幾個犯人的最後一次拳打腳踢之後,我再也起不來了。
打飯時我當著獄警的面脫掉上衣,露出渾身青紫的外傷。值班所長符祥賀怕出人命而擔責任,將我送到三河市中醫院檢查。因被打折了八根肋骨,傷勢太重危及生命,中醫院拒收。當天(三月二十日)夜裏十點多,三河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長王偉義、看守所所長耿德生,帶人將我拉到北京通州二百六十三醫院。住院期間,看守所指導員果寶生、副所長王文通、警察吳永海、石立增負責監控看守。住院十八天,等體外青紫、瘀傷基本褪色了,警察才同意我出院。公安局賠款三萬元並無條件釋放了我,稱不夠逮捕條件。整理材料時寫因病被放,以掩蓋將我故意打成重傷的事實。
父母被間接迫害致死
一九九八年我們得法修煉後,我母親也隨我們一起修煉。雖然母親不識字,但聽師父講法錄音、看錄像,都很認真。我們家是煉功點,母親每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學法、早上煉功,身體變化很大。母親四十二歲生的我,對我很疼愛。一九九九年迫害以後,我和妻子經常無故遭迫害,避免不了要牽掛與擔心。
二零零零年春天,由於警察、鎮政府不法人員的長期綁架和騷擾,我的老母親一氣一急、連驚帶嚇,住進了三河市中醫院,血壓高達二百五十;泃陽鎮派出所警察陳衝等人無故闖入醫院,將我們夫妻倆強行綁架,投入市看守所,一關就是十幾天。警察把我們抓走,將老人扔在醫院無人照顧,老母親雪上加霜,從此癱瘓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底,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回家三個多月時又被打折八根肋骨;二零零一年九月,妻子被抓進三河洗腦班四天後逃離,流離失所;二零零二年九月,妻子被抓進泃陽鎮政府,給她一個人辦洗腦班,逃離後再次流離失所。這接連的迫害,對我的父母都造成了巨大打擊和壓力。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察又對我們夫妻實施綁架、未遂,因不堪忍受再遭迫害,我們夫妻只能流離失所。公安動用大量警力四處抓捕我們,無故騷擾我們的親戚、朋友、鄉鄰,還在我們家附近設便衣,用望遠鏡長時間監視,鬧得鄉鄰不安。後來,我和妻子還被公安部1A級通緝令非法懸賞通緝。我母親癱瘓三年,我們雖然經常遭受迫害,但只要能回家就盡心照顧好父母。我們這次被逼離家,兩個孩子都上初三,一邊要完成緊張的功課,一邊還得洗衣、做飯、料理家務,還得照顧爺爺和癱瘓在床的奶奶。
我母親在巨大生活和精神壓力下,每天都在期盼兒子兒媳歸來中望眼欲穿、飽受煎熬,再也承受不住這接連的沉重打擊。在我們被迫離家四個多月後,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懷著對兒孫們的牽掛與擔憂,二目圓睜,憤然離世。
我們夫妻倆在母親去世一段時間後,就悄悄回到家裏照顧老人和孩子。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已不能自理,吃飯穿衣、大小便都需要伺候,兩個孩子上高中也須照顧。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約十點鐘,泃陽鎮派出所副所長馬志星帶領七、八個警察,非法闖入我家,又一次綁架了我。在半路上,我跳下汽車走脫。當時兒子、女兒都上學不在家,警察就強行將我妻子綁架,非法關押到看守所,置癱瘓在床的老父親獨自一人在家而不管。兩個孩子正要升入高三,八月初就開學,根本就無法照顧已經離不開人、癱瘓在床的爺爺。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我的兒子迫於無奈,蹬三輪車將爺爺送到市公安局,並要求釋放毫無過錯的媽媽。公安不但不放人,反而將我兒子投進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公安雇車一路錄著像將我的父親送回家。警察撬開大門將老人放到屋裏,並在南關村臨時雇了兩個村民照看老人。我父親老實本分一輩子,經過兒子、兒媳、孫子都被抓走,一驚一嚇一折騰,精神被壓垮,吃也吃不下、坐也坐不住了。兩個照看老人的村民一看人真的不行了,多次給上邊打電話表示:老人不行了,你們趕快想辦法。
第三天,老人越來越不行了,兩位村民打電話說:「你們再不想辦法我們也不管了。老人死在我們手裏,我們沒法向人家兒女交代。」上邊這時才來人,一看老人確實不行了,妻子高淑英在看守所已絕食絕水七天七夜,生命垂危,公安才勉強放人。當妻子看到兒子時以為來接她,沒想到孩子也和她一樣剛被釋放。母子倆回到家,老父親還擺手示意讓我妻子走,怕她再被迫害。一星期後的八月七日,我父親帶著對亂世的無比恐懼與無奈,對兒孫的擔憂與牽掛,撒手人間。彌留之際,不停的用手拍著孫子的臂膀……
廊坊洗腦班遭受野蠻灌食等嚴重迫害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多,三河國保大隊長石連東、副大隊長賈志學、孟海宏,帶領十多名廊坊市及三河國保警察,非法闖入我家商店,強行綁架我夫妻倆及商店員工謝寶鳳。晚上九點左右,警察連夜冒大雨將我們送往廊坊洗腦班。我們信仰「真善忍」,奉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只得用絕食、以自身巨大的承受,來抗議這種無理的迫害。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廊坊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兩名警察,突然闖進非法拘禁我的房間,其中一個身高約一米七、微胖、三十歲左右的人說:「你不是不吃飯嗎?給你找個地方治治。」上來就拽,我不配合。那人抬手就打,不管是臉還是頭部,掄圓了打多個耳光,邊打邊說:「這可不是三河,沒人打你!」我不停的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那個國保說著「還收拾不了你了呢?!」
兩個警察將我的雙手扭到身後,戴上手銬。然後,二人將我雙手背銬,一人一邊捉住一隻胳膊,將我面朝地往外拖拽。沒走幾步我的拖鞋就掉了,就光著腳在地面上拖拉著走。
洗腦班在二層,一層是廊坊市拘留所。倆國保在二層地面拖拽約三十米,開始下樓梯,我雙腳在樓梯上滑下,一擔一擔的,腳面多處磨出了血。到一樓地面,將我面朝下扔在地上,二人休息了一會兒,繼續在一樓地面上拖拽。約四十米左右,出了拘留所的門,又在外面水泥地面上拖拽四五十米遠,將我扔在停好的汽車旁。
當時正是大夏天,我只穿背心和短褲,雙手背銬無法動彈,面朝下扔在地上,臉上身上沾滿了土。倆國保也不理會我腳上和身上拖拽蹭的傷、還在流血,將我強行塞進汽車裏,送廊坊市中醫院強制灌食。
到了中醫院,倆國保將我拽下車,如前面一樣拖拽。一直進了急診室,洗腦班李漢松、陳斌已經在那裏等著。他們四個出去商量,屋裏只剩下急診室的女醫生。我對她說:「你參與灌食,就是參與迫害呀!」女醫生辯解說:「我們是在救人。」我說:「救人也得本人同意才行呀,哪有強行給人家灌食算是救人的?!我只是因為信仰真、善、忍,就無故被從家裏綁架到洗腦班,是無辜的遭迫害。我們奉行的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只能用絕食這種身心的巨大承受,抗議這種慘無人道的迫害。」醫生再沒說甚麼。四個人前後進屋來,胖子打電話跟廊坊國保要人說:「我們幾個弄不了辛寶東……」
不一會又過來兩個人,他們六個人將我扔在急診床上,胖子騎在我肚子上,兩人一人按住一條腿,兩個一人按住一條胳膊,一個人按住頭。因為我不停的掙扎,胖子又打了幾下子。女醫生開始插管子,我不停的喊:「師父!──師父!」左右鼻孔、口腔各插兩次,每次拔出管子都帶出很多血,都沒能插到胃裏去。從嘴裏插管時,惡人怕咬住管子,就捏住鼻子,趁呼吸張嘴時插管,可還是沒插進去。這時,一個人說:「連鼻子帶嘴一塊插!」
幾個人近乎瘋狂,從鼻孔、口腔同時各插一根管。我被他們灌食折磨半個多小時,已經筋疲力盡,不停的喘著粗氣、吐血,他們終於得逞,將灌食的大粗管子插進了我的胃裏。李漢松操作大針管灌了四袋灰色不明物體,陳斌說:「明天、後天是週六週日,多給他灌點吧!」李漢松就又灌了一袋。最後,李漢松對我說:「再給你灌點水。」就又灌了一大針管水一樣的不明液體。
到七月二十八日上午,洗腦班李漢松等和廊坊國保那兩個人,將我妻子高淑英用褥子抬下樓,去廊坊市中醫院灌食。後邊那個胖子故意讓她的頭不斷的在樓梯上磕,到一樓大廳沒樓梯了,就用腳踢她的頭。那個國保還諷刺說:「別介呀,那麼大歲數了。」到中醫院,遭到和我一樣的灌食折磨,回去後不停的咳血。
二零零八年七至九月份,我被廊坊洗腦班非法拘禁時,曾經曆法輪功學員張金玲被幾次強制灌食後,大把大把的掉頭髮,懷疑被強制灌食時加入不明藥物。自此以後,我的頭髮掉的很厲害。廊坊國保、洗腦班、醫院不法人員,假借「灌食救人」之名,對我們行迫害之實,故意對我們肉體及精神造成嚴重傷害。
二零零八年七至九月份和二零一二年七月至八月,我和妻子被劫持在廊坊洗腦班期間,都被單獨關押、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室,沒有一點自由;洗腦班人員勾結廊坊國保,兩次對我暴打、背銬、光腳拖拽等迫害;對我們夫妻及員工謝寶鳳灌食折磨,讓猶大每天給我們灌輸邪悟歪理等等,逼迫我們放棄信仰,這只是目的之一。當你妥協後,不僅迫使你交代自己做過甚麼事(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發材料,都沒有違犯憲法與法律),作為處罰你的依據;還逼迫你說出你熟識的四位法輪功學員,以及做過甚麼事。不用說打、罵、以勞教判刑威脅等各種方式折磨,就只單獨關押這一招兒,不讓見到任何人、聽到任何信息,讓你精神崩潰、從而傷及肉體,是實實在在的精神酷刑折磨。兩次累計,我被廊坊洗腦班非法拘禁九十多天,妻子一百一十多天。
在廊坊洗腦班非法拘禁期間,洗腦班頭目韓志光多次威脅我:「你現在是一腳監獄門裏,一腳監獄門外,只是我推一推、拉一拉的事兒。」科長李漢松欺騙我妻子說:「你們倆人都判刑了,家裏老人孩子怎麼辦呢?你配合我們,把事情都推你丈夫身上,好讓你回家,照顧老人孩子。」妻子被騙妥協,可我們二人都被非法勞教二年,妻子一天都沒少。這種事實及行為,都算得上是酷刑逼供。
勞教所裏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寶東被非法勞教一年,被強加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劫持在廊坊市萬莊勞教所三大隊二班。勞教所每天平均二十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縫足球、揀紅小豆等奴工勞動,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用大木方打屁股。按照勞教大綱規定,每個勞教人員每月二百四十元生活費,每天三小時學習,六小時勞動。實際上,每人每個月也就是二十五元生活費:早上鹹菜窩頭一碗稀粥,中午一碗鹽水(幾片菜葉)兩個饅頭,晚飯二個窩頭,看不到一個油星;當時,勞教人員早五點起床,夜裏十二點休息,除去三餐一小時,每天至少勞動十八小時,加班時只能睡兩三個小時。裝滿紅小豆的麻袋一百二十斤,裝車卸車每人幾十包,有時離車一百多米,班長(牢頭)緊催來回小跑,裝卸完人就癱在那了,氣喘吁吁、大汗淋漓。一年到頭不讓洗澡,人人都長蝨子。在勞教所傳唱一首詩歌「挑不完的豆兒,縫不完的球兒,抓不完的蝨子,吃不完的窩窩頭。」印證了勞教人員的真實生活。
我被劫持在廊坊萬莊勞教所第三大隊二班期間,因逼迫我放棄修煉,被大隊長王祥多次威脅、呵斥、訓話;白天幹活,黑夜被小隊長李某和王某「熬鷹」三天。一天,小李隊長跟我說:「你們明慧網上說,警察對法輪功女學員,用鐵絲穿乳頭,你說是真的嗎?!」我說:「是不是真的,咱們只是沒有親眼看到。在來這兒之前,誰要說世界上有這麼個地方:每天勞動十九個小時;起早貪黑幹活,卻不讓人洗澡,人人都長蝨子;九十釐米寬的床板,平均睡兩個半人。說甚麼我都不會相信的。我來到這裏,這卻是事實。」李說:「你們不愧是一個師父,你和康景泰回答的一樣。」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我被非法勞教二年,國保大隊長石連東、賈志學、孟海宏等人將我劫持到石家莊勞教所五百零一中隊。勞教所接的活計多數是有毒、價低,社會上沒人願意幹的。我在石家莊勞教所被逼做奴工,每天幹活八個小時以上,中午經常加班;主要活是粘手提袋和月餅盒,也粘過鞋盒和人吃的藥品盒,我就趕上做過一批駱駝牌鞋盒;裏面用的膠氣味非常嗆人,讓人頭暈、咳嗽。
在石家莊勞教所,為了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警察們練就了一套整人的招法,到勞教所先是逼迫雙手背後長時間下蹲,一般每天十五、六個小時,蹲的天數不一,短的六、七天,長的三十多天,直至妥協。我就被強制蹲在兩個床之間有個五十釐米的空隙內,酷刑體罰。六七天後,我的兩腿腫脹很粗,身體受傷害很大,痛苦不堪,精神幾近崩潰。張家口的法輪功學員蘇世忠,練過武功、身強體壯;因長時間被強制下蹲,一年來一直瘸著一條腿。
還有就是對一些學員夜晚單獨酷刑,毆打或者撅腿盤坐,一盤就是幾個、十幾個小時。在肉體迫害的同時還進行精神迫害,灌輸荒謬謊言。對那些抵制迫害的學員,暴力毆打。有人因此造成身體傷殘或者失去生命。唐山市唐海縣的李恩英,在酷刑下不放棄信仰,後被保外就醫,李恩英因傷勢過重,回家十幾天就離開了人世。
二零零九年勞教所搞「春節聯歡會」,因抵制誹謗大法的節目,唐山豐潤的麼安歧、開平區的鄭偉、唐海縣鄭春山、文安縣的楊百利、永清縣的閆峰等,為了維護自己的信仰,站出來高喊「法輪大法好!」都被暴力毆打、酷刑折磨。麼安歧被暴力毆打後,當天下顎骨被打碎,夜裏三點,被送河北省三院搶救,由於不能正常吃飯,體重驟減;鄭偉被打的很長時間都需兩個人攙扶,才能行走。
中隊長張力、副隊長董新國等還搞恐怖統治,既折磨肉體,又摧殘精神。一方面搞特務統治,以減刑(減期)為誘餌,利用人品低下的偷、搶、淫、騙等普教,散布眼線;對敢於堅持信仰、不配合他們的學員,利用包夾嚴管,或者拉出來關小號,設立牢中之牢,殺一儆百;邯鄲的李石頭、香河縣的張憲、樂亭縣的張錫功和我都被單獨關小號,每天體罰坐板(坐小板凳),有的半年左右,有的時間更長。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扭曲學員,強迫閱讀污衊法輪功的書籍、文章,再寫讀後感,讓人自我批判,每個人都受到很大的精神傷害。因精神萎靡進而傷害肉體,每個人身體都很虛弱。而且要求每晚睡前要唱歌頌勞教所、歌頌迫害的歌曲。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妻子高淑英被非法勞教兩年,被劫持在石家莊女子勞教所。剛一入所,所長馮可莊、大隊長趙圓、張某某等強制轉化她,不給安排宿舍,讓住在勞教人員集合的大廳裏。白天四五個人圍著說,中午不讓去食堂吃飯、罰坐小板凳,晚上不讓睡覺、圍著說到半夜,後半夜就讓睡在冰涼的水泥地上,造成身心巨大壓力。痛失爺爺奶奶的孩子,父母同時被抓、被勞教,不遠千里去看望,勞教所拒不讓見。
由於剛入所時強行隔離、強制轉化,精神壓力大,妻子被迫害的造成月經大量流血不停,血色素5.7克,有生命危險。勞教所才帶妻子到外面醫院去檢查,醫生說是卵巢囊腫和子宮肌瘤,建議手術,可當時手術治療必須輸血,使血色素達到9克才沒危險,勞教所不肯讓手術,就說等身體恢復以後再手術。孩子多方求助,要求所裏給辦理所外就醫,被拒絕。在妻子身體未恢復、非常虛弱的情況下,強迫她去參加勞動。不去,就讓全大隊一百多勞教人員站隊等著;隊長劉豔敏還親自動手拽人,並教唆勞教犯抬也得把妻子抬到車間;勞教犯將妻子從四樓拖拽到一樓,再拖到另一處樓的二層車間,不能幹也得到車間去陪著;警察看不順眼,妻子和另一個身體被迫害出病態的法輪功學員,每個人腿上都被壓上兩大包一次性筷子,那個學員因承受不住推下一包時,遭到兩個警察用竹棍輪番毒打。後來,因妻子不轉化、不參加勞動,還被加期三個月。
有七八個法輪功學員,因拒絕轉化、不參加勞動,不讓和別人說話,不讓洗澡,上廁所受限制;過年過節,發雞蛋、好菜都沒她們的份,勞教到期了還要加期。我妻子身體虛弱,需要營養,可每星期每人一個雞蛋卻被隊長下令扣下,不僅直接打擊傷害你,還讓勞教人員都歧視你。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半,被劫持在唐山開平勞教所。由三河國保喬春江、曹愛博等三人強行將我背銬從廊坊洗腦班拉到唐山,到開平醫院檢查身體時,大夫說我血壓高,到勞教所醫院測量三次、血壓還是高。喬春江與勞教所醫院院長王洪利密談兩次,強行將我留下,劫持在二大隊,只我一名法輪功學員、其餘都是普教,對我重點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對我進行單獨關押、強制轉化,每天除去警察談話,就是兩名普教包夾監控。大隊長黃文滔多次威脅、恐嚇,用電棍在我身體周圍放電,嗒嗒嗒亂響。連續三天熬鷹式談話,每天白天強迫固定姿勢坐小板凳體罰,夜裏只讓睡一兩個小時;當我不配合他們、倒地躺下時,警察武小飛、馬超強行將我拽起來,一邊一個扶住我,強制我站立很長時間。副所長張佔強親自到二大隊找我所謂的談話,十幾年專做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教育科魏濤多次找我,軟硬兼施、強行談話,逼迫我放棄信仰。
在唐山開平勞教所二大隊我被逼做奴工,主要是裝筷子,把一雙筷子裝到小套裏;還有編筐,用植物荊條編製工藝品。每天幹活約八九個小時,每人都定任務,快手拼命幹才能完成。對完成任務者還象徵性的發「工資」,一般每月五元錢,這一個月的錢相當於社會上幹半個小時的工資。裏面的普教經常說的一句話:幹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飯。
網羅材料本人不簽字就工作人員代簽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泃陽鎮派出所副所長馬志星帶領七、八個警察闖入我家,又一次強行將我綁架,我深知他們隨時都可以將我勞教、判刑甚至整死的可能,無奈之下跳車走脫。警察強行將我妻子高淑英投進看守所,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名刑事拘留。期間,國保賈志學找來泃陽鎮政府人員,給我妻子強行宣讀「文件」,問我妻子「聽清了嗎?」我妻子說沒聽清,賈志學便問泃陽鎮政府人員,那人說聽清了,賈志學就讓那人代替我妻子把字簽上。
賈志學還夥同三河市公安局一幫警察到看守所,強行照相。妻子知道他們要給她拼湊材料、誣告陷害,就不配合照相。警察根本不顧我妻子絕食絕水多日、身體虛弱,命令其他犯人和他們一起上,有的按胳膊,有的按腿、按頭,強行拍照。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河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大隊長石連東、賈志學等十多人,闖入我家開的孕嬰店內,非法將我們夫妻和員工謝寶鳳綁架,在勞動教養決定書中稱「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時許,三河市公安局民警在三河市可心母嬰生活館內將參與非法聚會的辛寶東、高淑英、謝寶鳳抓獲,」把我們夫妻及員工合理合法的正常工作,誣陷為「非法聚會」,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名誣告我們三人,並將我們非法勞教一年半。
非法抄家、逼供、及騷擾
一九九九年江澤民下令鎮壓以後,我們夫妻二人行政、刑事拘留十八次,每次都被抄搶大法書籍等,還有特別珍貴的師父法像掛圖,都被搶走;二零零零年,泃陽鎮政府人員和南關村主任,到我家中強行要走我和妻子的身份證,至今未還;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三河市公安局政保科長楊建方、副科長劉迎秋帶領多名警察,非法闖入府東路二百零三號我家商店,及南關村我家住宅,抄搶大法書籍十幾本、掛畫等多件私人物品;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許,三河國保夥同泃陽鎮派出所警察多人,翻牆跳院、非法闖入我們夫妻租住房內,未出示任何證件綁架我和妻子高淑英,並於下午非法抄家,搶走存摺、電視機、電腦、打印機兩個、塑封機、刻錄塔機、移動硬盤兩個、打印紙四五箱、空白光盤四五箱、衛星接收鍋一百多套等私有財產,價值約三萬多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多,三河國保大隊長石連東、賈志學、孟海宏等十餘人,非法闖入我家孕嬰商店內,未出示任何證件,搶走多本大法書、四個手機,店內記賬聯繫業務電腦和樓上孩子電腦主機(後退還)、人民幣大約幾百元。這些被搶走的私人物品,至今未還。
二零零零年夏天,我和妻子被綁架到泃陽鎮派出所,為了追問幾張法輪功經文是誰給的,派出所所長陳文嶺命令兩個人左右架住我的胳膊,陳文嶺對我心口部位運足氣狠命拳擊四五下,把我按在椅子上,用電棍電擊我上身,電的前身後背多處一片一片的白點和小泡;副所長馬志星強令我妻子跪下,妻子不配合,馬志星就用電棍電擊妻子脖子、後背及大腿,把妻子電擊癱坐在地上才住手。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們夫妻二人被非法關押三河看守所期間,都被看守所副所長楊希忠辱罵、威脅,妻子還遭楊希忠用蒼蠅拍從監室窗口夠著打。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勞教所放我回家,泃陽鎮司法所一男士到唐山開平勞教所接我時,勞教所管理科科長路海存將我的釋放證交給他,至今被扣留、非法侵佔。我和妻子每次被非法勞教,都是警察把我們賣到勞教所,每個人每送一次辦案單位能得八百元,我和妻子被送勞教共計五次、四千元。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我非法勞教剛回家兩天,國保賈志學等未經我家任何人同意,侵入我家中、騷擾;二零一一年春,泃陽鎮派出所指導員商偉帶人擅自侵入我家中騷擾,走時還威脅說:「你把茶水沏好,我可能隨時來你家坐坐!」此外,警察及不法人員還多次到我岳母、我姐姐等親屬家裏騷擾、非法搜查,欲綁架我夫妻。
對孩子們的迫害
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被泃陽鎮派出所所長孟洪利帶人綁架,被非法拘禁在三河市黨校。七月二十二日,我妻子、兒子、女兒和當地三百多名法輪功學員,到三河市政府,要求釋放我和十餘位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我兒子、女兒被所在學校三河一小老師帶走。升入初中以後,多次被學校非法拍照、扣留在學校非法拘禁。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過後,我妻子和上小學的女兒,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公道話、依法上訪,被拉到豐台體育館,武警簇擁著把一大片法輪功學員壓倒,女兒被壓在下面、且上面人的胳膊肘正好抵住她的喉嚨,差點被壓死。
二零零零年底,我妻子和兩個孩子再次去天安門,為法輪功說公道話,他們三口被警察強行分開,女兒被學校老師接回,被拘禁在學校多天;兒子被劫持到石景山看守所非法關押,警察用墩布把打屁股,逼問家庭住址,五天後才被放回家;我妻子被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非法拘留,絕食抗議七天七夜才被放回。妻子剛回到家第三天早晨四、五點鐘,泃陽鎮綜治辦主任石立軍帶一夥人非法闖入家中,我女兒攔著不讓他們把媽媽帶走,怕身體虛弱的媽媽再遭迫害。這夥人不顧孩子只穿單衣單褲,連抻帶拽將孩子強行綁架到鎮政府,讓孩子光著腳大冬天站在水泥地上,面壁體罰。
二零零一年初春,三河市教育局將兩個孩子劫持走,逼孩子停學停課、強制洗腦轉化,在學校非法拘禁約一個月,不讓回家。
還有一次,學校老師逼我女兒寫不煉功保證,孩子不寫就不讓上課,多名老師圍住威脅、恐嚇,逼孩子照報紙抄罵大法的話,孩子回家時面如灰土、失聲痛哭。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的兒子辛然、女兒辛菲,雖然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三河市一中,卻被三河市教委及一中領導百般阻撓、不讓上高中。後經多次找相關部門說明情況,才勉強讓入學。兒子成績本應上重點班,卻只讓上普通班。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和妻子被綁架,我的兒子女兒即將開學、住校,不能自理的爺爺面臨無人照顧。二十五日上午,兒子蹬三輪車將爺爺送到市公安局,同時要求釋放毫無過錯的媽媽。國保不但不放人,反而將我兒子投進看守所,拘留十五天。期間,我兒子被逼光著腳在太陽地跟犯人一塊幹活,令孩子精神、肉體承受到極限。
二零一五年兩會期間,我兒子因單位業務開車去薊縣,回來路過三河檢查站時,汽車無故被扣,兒子被南城派出所警察開車拉回,後經請示三河國保才放人。六月,我兒子要去單位總部深圳學習,去辦港澳通行證,三河國保不予辦理。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多,三河國保大隊長石連東、副大隊長賈志學、孟海宏,帶領多名警察,非法闖入我家商店,強行綁架我夫妻倆及商店員工謝寶鳳,先非法拘禁在廊坊洗腦班,後均被非法勞教一年半。綁架發生時我兒媳正要臨產,一星期後八月三日小孫女出生,致使我們夫妻不能在家照顧兒媳;警察綁架、抄家等等所製造的恐怖,反而給兒媳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以及永久的心理傷害。
迫害帶來的災難與危機
十六年來,江澤民親自發動的這場對法輪功及其修煉者的迫害,利用全國輿論工具造謠抹黑法輪功,再鼓勵犯罪──使迫害和權錢利益掛鉤,扭曲人性;同時放縱黃賭毒等等,讓人漠視這場邪惡的迫害,敗壞人類道德,從而引發社會道德體系無底線的全面崩潰,給整個中國社會及每個家庭帶來的打擊與傷害是無法估量的。
由於社會道德全面崩潰,天災人禍越來越多,使人們防不勝防。人們沒有了道德約束,為了利益和自我享受,良心喪盡,六親不認,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朋友絕交,夫妻離婚的比比皆是,缺爹少媽的孩子越來越多,等等。一些有理性的人都在嘆息:這樣下去,中國人沒有了出路,無論怎樣反腐敗,都不可能使人的道德回升。還有一些世間高人已經看到了大難就要降臨,人不治天治。更可怕的是那些被謊言欺騙而仇視「真善忍」的人,都難逃上天的懲罰,將被歷史淘汰。這就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給中國帶來的災難。
在江澤民殘酷的鎮壓政策下,神州大地血雨腥風、罪惡肆虐。無數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致傷、致殘、妻離子散、家毀人亡,無數的法輪功學員被抄家、罰款、開除公職、吊銷執照、無家可歸。同時,江澤民利用權力與金錢的誘惑,強令並綁架各級公檢法人員,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及其修煉者,使很多人因此遭到上天的懲罰。據海外明慧網報導,因為參與迫害法輪功,遭到惡報的各級政府與公檢法人員就有兩萬多人。江澤民在把這些公檢法人員及家庭推向毀滅的同時,欺騙其他人繼續為他賣命,阻擋法輪功學員把迫害的真相告訴世人,包括這些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公檢法人員。對符合中國憲法與法律的法輪功學員大肆迫害,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犯下了這個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惡。
江澤民對我們一家人的迫害,對善良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的傷害,對中國以及全世界人民善良本性以及道德良知的摧殘和傷害,罄竹難書、無以形容。其傷害之廣、傷害之深,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