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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酷刑、藥物迫害 幾次命懸一線
——江蘇省阜寧縣法輪功女學員楊亞平自述遭迫害經歷
現年四十九歲的楊亞平女士，至今有家不能回。她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讓世人看清這場迫害。
以下是楊亞平女士自述遭迫害經歷：
當年，縣政府號召民眾向法輪功學習
我是一九九七年修煉法輪大法的。在迫害發生之前，我們縣政府開會經常在表揚法輪功，號召全縣民眾向法輪功學習。在我們當地，學煉法輪功的人遍布在不同的行業中。這裏只舉幾個當時盡人皆知的小故事：
有一位老太太名叫曹秀英，她的女兒在廣東軍區得了一筆外來之財，在阜寧縣城給她媽媽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她媽媽學了法輪功以後，主動把房子捐給了縣民政局，讓他們變賣後支援全縣孤寡老人生活。
還有一位女士叫蔡壽仁，學法輪功之前，她幫民政局拾棉花，經常會往家裏帶一些。她學煉法輪功以後，把以前拿回家的棉花結算成錢送到居委會，人人稱讚她是個好人中的好人。
還有一位學員是某單位領導層人員，學法輪功前他認為收禮煙、酒、茶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自從學了法輪功以後一概謝絕。
另有幾位法院、檢察院人員學了法輪功以後，從不用單位電話辦私事。農村的大法弟子們學法輪功以後，都很自覺的去交公糧，讓村幹部感慨不已。
我學法輪功之前，與繼母關係非常惡劣。修煉法輪功後，我在矛盾面前首先找自己的不是。如今繼母和公婆三位老人都喜歡我，經常和我同住，我們是個樂融融的大家庭。
我有四個親戚家的孩子在阜城鎮讀書，從高一到高三連續三年，這四個孩子全在我家免費吃住，加上我的女兒，燒、煮、洗、刷都由我一人承擔，每天晚上都要等孩子們睡覺後我才能睡，現在這五個孩子，一個個都考上理想的大學，都有自己理想的崗位。從村頭到村尾，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我煉法輪功，是個好人。就包括菜場的菜民們都很信任我們，就是忘記帶錢都能買到菜。
進京上訪遭綁架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前任當權者江澤民為了撈取政治資本，操縱整個國家機器和利用社會資源國家機器對法輪功進行瘋狂迫害。當時我單純的以為是國家對我們不了解，於是在十月五日去京想反映自己的心聲。沒想到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可怕的場面，只要是煉法輪功的，警察就用暴力綁架上警車，我也被綁架到前門廣場派出所。我怕影響到地方政府成員，沒有說出姓名地址，又被劫持到朝陽看守所。到了看守所，那些獄警醜陋的言行讓我不敢聽，不敢看。在朝陽看守所的七天，他們天天都用不堪入耳的語言侮辱我的人格，那些犯人都罵獄警是流氓。去北京那一趟，讓我看到中共的本質，原來中國人的道德敗壞是被中共所毒害。
我被當地政府人員劫持回家鄉後，又被非法關押十五天。在關押前，城北派出所所長從我身上搜走八百元錢；在關押期間，居委會對我家再罰款八百元。因家中沒錢，居委會主任農英帶著七、八個人想搶我家的電視機等物，一看實在無物可搶，勒索家人八百元才離去。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電視新聞報導中聽說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安南來北京訪問，中共不讓老百姓說真話，我就想在北京是否能碰到安南秘書長幫幫我們說句公道話，本著善意去了北京，茫茫人海無法尋找，就到天安門廣場煉功，呼籲全世界人維護真理，可是那些警察就像瘋子一樣，施用暴力強制性的把我押上警車，通知地方政府押送到阜寧水上派出所迫害，戴上手銬幾天幾夜不讓睡覺，非法拘留在阜寧看守所三十七天，又劫持到阜寧保安公司迫害三十天，向我家人每天勒索四十元生活費，那個年代的四十元錢能在我們縣城住上高檔賓館，而我們在裏面的生活標準每天不到兩元錢，給錢就放人，不給錢就勞教，強迫我寫四書，我不寫強迫我家人寫，這與土匪又有甚麼區別。
到了七月份又把我劫持到洗腦班企圖強制性對我「轉化」，我原本是按真 善 忍的標準在做好人，「轉化」往哪轉？難道讓我轉成假惡鬥？我只想做好人，不想做壞人。
自從那時起，我沒過上一天安寧的日子，每天生活在跟蹤、監視、竊聽、蹲坑的恐怖之中。
遭毒打 關精神病院
二零零一年月一月十六日，國保汪華和施志順闖到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劫持到阜寧水上派出所，施志順強迫我承認莫須有的事情，不讓我開口說話，我一說話他就打我耳光，打得我耳鳴，眼冒火花，直到他打累為止，還有「610」和國保指使邱金標和另外兩人對我大打出手，扒下我的大衣、毛線衣、外褲、毛線褲、棉鞋，讓我身上只穿一套內衣、光著腳從晚上八點蹲馬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這期間不讓我動，只要動一下他們就抓我的頭髮，打我的耳光，他們三人還輪流的反擰我的膀子，使我疼痛難忍，他們對我施用暴力整整四天四夜，我嘴巴被他們打得變了形，嗓子都喊啞了。
接著他們將我劫持到建湖看守所繼續迫害二十多天，正是過年期間，我突然暈倒不省人事，「610」和國保警察不把我送到正規醫院搶救，而是把我送到阜寧精神病院，還在編造謊言推卸責任，醫藥費由家人承擔。我昏迷七天七夜，我婆婆哭壞了雙眼，我女兒天天流著淚握著我的手守在我床邊。住院四十多天，每天的醫藥費很貴，家裏哪有那麼多錢住院呀，但是我連想出院回家的權利都沒有，國保和「610」都不讓我出院。我家人幫我出院，誰知到家還不到五分鐘，國保警察周古伯和徐登峰就闖到我家，還大發雷霆，問是誰批准出院的？我們全家人和警察吵起來：把好人劫持去迫害折磨，把人折磨成生命垂危，你們不承擔任何責任，醫藥費還要我們家自理，煉法輪功的人到底做了甚麼壞事？他們被問得啞口無言，面紅耳赤，自知理虧走了。
然而沒過幾天，施志順和徐登峰就利用我家沒人的機會，拿著一張勞教三年的判決書，沒通知我家任何人，就將我劫持到句東勞教所。到了勞教所檢查身體，我的血壓高到200，心臟有病，而且我的身體極差，勞教所不敢承擔責任，拒收。當晚他們又將我劫持到阜寧看守所，看守所也不敢承擔責任，拒收，他們才將我勞教三年監外執行。
再遭綁架、關精神病院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在街上擺地攤做生意，徐登峰對我進行偷拍，我和丈夫去國保想問個明白為甚麼偷拍我？徐登峰一夥人逃之夭夭，不見我，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們偷拍我的照片到底在幹甚麼壞事。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國保警察汪華、沈玉和、徐登峰、嵇如飛、楊月娥等十六個人闖到我家非法抄家，把家裏翻了個遍，抄走大法書籍、師父照片等。我女兒受到很大的驚嚇，哆哆嗦嗦地縮在她爸爸懷裏哭喊。
他們把我劫持到東風派出所，關在一間小屋裏，十幾個人在輪流的看守著我，這些看守我的人都是假警察，都是社會上那些地痞流氓，通過人際關係穿上警服就是警察。他們還找來一個三陪女，我要上廁所就有她來陪我，每天要開她120元工資。天氣很熱，沒有窗子，門二十四小時都是關著，沒有風扇，他們不讓我洗澡、睡覺，這些看守我的人每人到屋裏抽支煙就出去透透空氣，屋子裏的煙霧就像失了火一樣，我向他們提出要透透空氣，他們都說不行，說我是政治犯、要犯。
等到第五天，我開始嘔吐，頭暈目眩，昏迷倒地，他們再次把我送到阜寧精神病院，我昏迷四天四夜才醒過來。我在精神病院待了將近兩個月，我家人都不知道我被關在甚麼地方，由假警察和三陪女看守著我，不讓我跟任何人講話，不讓我走動。「610」和國保警察還指使精神病院的醫生對我進行施用不明藥物。這種不明藥物當時對人體沒有反應，等到兩年以後才能有反應，會出現精神恍惚，頭暈目眩，嘔吐。我們當地法輪功學員湯其國就是這樣被他們迫害死的。我回家兩年以後也出現這種現象，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們就用這種邪惡至極的手段在迫害我們，既把人迫害致死又不負任何責任。哪知上蒼有眼，迫害湯其國的那些惡徒都遭到應有的報應，楊培軍大胯骨摔壞，被釘上鋼板。王安碩兒子結婚三天得了精神病，被送到阜寧精神病院，住的地方正好是迫害湯其國的房間，兩天後，其子上吊自殺。真是一人作惡，殃及家人。
我在精神病院將近兩個月的時間，「610」和國保大隊長汪華、徐登峰、 嵇如飛，他們不放我回家，把我劫持到城西賓館進行三天三夜非法審訊，在這期間我暈倒在地一次，就在我頭腦不清醒的情況下讓我承認莫須有的事，他們將我劫持到阜寧看守所，因為阜寧看守所不敢承擔責任拒收，他們仍然將我投到很遠的大豐看守所進行迫害，在大豐看守所期間我暈倒在地兩次，血色素還不到五克。大豐看守所不敢承擔責任，由國保大隊長汪華通過鹽城市公安局強制性的將我投進阜寧看守所，看守所不敢承擔責任，他們多次向「610」和國保提議不能關押，「610」和國保大隊長汪華為了自己的名利，想得到上級的封官嘉賞，根本不管草民的生命，迫害法輪功「有功」，由江蘇省發她二等功的獎賞，她的兒子從小小企業單位調到公安內部。
我夜間起身上廁所時從床上暈倒地上，頭部摔倒地上的聲音幾個監室都能聽到，醒來後躺在床上不能吃不能動，像個植物人一樣。看守所、「610」國保都在推卸責任，他們叫幾個犯人將我抬到看守所大門外，通知家人接我回家。家人敢怒不敢言，只能選擇接我回家。女兒放學回家趴在我床上失聲痛哭。我的生活起居，大小便都由將近八十歲的婆婆照看，我的親朋好友、街坊鄰里都很憤怒：每次都把好人迫害到生命危急後他們就逃之夭夭，不負任何責任。國保徐登峰經常到我家騷擾，「610」、國保、法院人員逼我寫保證書放棄真善忍的信仰，還逼臥床不起的我去法院接受非法庭審，對我非法判刑三年緩刑四年。
後來據有關國保警察透露，二零零七年「上面」曾密令精神病院用不明藥物置我於死地。而我僅失去一點記憶，而且恢復學法煉功後，使我一切恢復了正常，大腦還出現超常能力，二零零九年在上海考了月嫂證，用做保姆掙來的錢做大法資料，上海國保都不敢相信這一切。
「610」揚言要判十五年
二零一二年底，阜寧「610」人員在我家居住的樓梯道安裝個攝像頭。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下午，我在上海閔行區某居民小區分發法輪功真相光盤，被小區保安舉報，被帶到閔行區田園新村派出所非法審問。七、八個派出所警察將我綁架到閔行區中心醫院接受體檢，包括驗血、胸透、B超、驗血壓，當晚強制送至奉賢區看守所非法關押。
據上海閔行區國保透露，他們在我暫住處搜出近一萬張法輪功真相光盤及打印機、刻錄機和電腦、手機等物品，被定為「大案」。在我被非法關押在奉賢區看守所第五天左右，當時的中共「610」辦公室頭目李東生曾親自從北京飛到上海過問此案，並獎賞閔行區國保警察，說他們破了大案，同時批評江蘇國保、「610」，並揚言至少要對我非法判刑十五年。
我被非法關押半個月後即不能進食，被非法關押近三個月時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吃甚麼吐甚麼，體重從原來的一百二十六斤急劇下降至八十三斤，人嚴重脫形，生命垂危，警察才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將奄奄一息的我送至上海南匯監獄醫院。
八月十四日晚上六點多，一女醫生給我吃了一顆藥粒，不到二十分鐘，我感覺身體四肢、五臟六腑、整個身體都是麻麻木木，難以忍受，躺在床上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沒人理會，直到兩個小時後，另一個女醫生給我喝了一點藥水，我的身體才開始慢慢有知覺，並進入睡眠狀態。
八月十四日當天，閔行區國保打電話給我姐姐，逼我的姐姐拿著家裏的房產證作為抵押（此舉實屬嚴重違法行為），才於十五日讓我姐姐將已經奄奄一息的我取保候審帶回江蘇阜寧家中。
被迫離家 漂泊至今
我回到阜寧家中不長時間，江蘇省「610」成員、鹽城市「610」人員，阜寧縣「610」人員多次到我姐姐家中騷擾，看看我的身體是否恢復，欲加以繼續迫害。二零一三年十月左右，江蘇省的「610」成員指使阜寧縣「610」成員在阜寧縣的大漢賓館專門辦了兩天洗腦班迫害我。主辦人是丘殊、曹恆培，他們是拿著人民的血汗錢在迫害好人。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打電話給我家人，通知我去檢察院核實非法審批資料，我沒理會。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上海市閔行區法院打電話通知我二月二十日去閔行區法院核對材料，準備接受非法庭審。我被迫離家出走。
本來我從監獄醫院回家後，走路連五十米不到都走不動，在家休養了三個月，體重才增加了兩斤，沒有人想到我能離家出走。可是蒼天有眼，佛主保祐，在二月十八日那天，我能走出去了，這樣我離開了家。
晨光小區到處是攝像頭，據悉，警察後來查看攝像頭，整個晨光小區的人都在裏面顯現，就是找不到我，我從哪走脫的他們都不知道。我二月十八日出走後，上海國保和南京國保在二月二十日開始大肆綁架法輪功學員，企圖搜捕我，使我至今無法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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