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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優秀護士控告江澤民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國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周豔波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
周豔波1996年4月在身體幾經崩潰的情況下，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全身十幾種疾病不翼而飛，明白了人生許多哲理，心境開闊，變得寬容大度，工作更加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以「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被評為「優秀帶教老師」、「優秀護士」、和「先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五年多的時間沒開過一分錢的藥（因為從煉法輪功再沒有得過病），為醫院節省了上萬元的醫藥費；還有無數個休息日都獻給了開發區醫院。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利用職權一意孤行發起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在他的指使和操縱下，利用全國的宣傳機器對法輪大法進行造謠抹黑，利用公、檢、法、司、單位以及社區等對法輪功學員隨意抓捕，抄家、停止工作、降職降薪、拘留、教養、判刑以致酷刑折磨等迫害，挑動全國人民參與，把廣大民眾推向罪惡的深淵。
法輪功學員訴江，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至今二十多萬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將迫害元凶江澤民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
以下是周豔波在控告狀中簡述她十六年來遭受的迫害事實：
一、各種手段高壓威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去市政府上訪，要求釋放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恢復合法的煉功環境，我們靜靜的站在市政府外圍的馬路牙上，秩序井然，絲毫沒有妨礙交通。而一批一批的警察、武警還有部隊的人員，他們把道路堵的水泄不通。當天下午開來一排大客車，一批防暴警察像接到命令一樣，跑步蜂擁而來，把我們一片片的包圍起來，一邊喊一邊把我們一個個連同老人和小孩都推上大客車，然後拉到各個學校。
我被非法關押在大連市十五中學，四個多小時之後劫持到大連市金州區三里汽車駕駛學校關押一夜，二十二早晨又劫持到金州區友誼派出所，非法審訊後獲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我們單位領導在上級的壓力下多次找我談話，逼我們放棄信仰，逼我們交書。當時院長趙文友（已故）、書記桂金福為逼我放棄信仰，給我丈夫施壓讓他逼我放棄信仰，說如果還學還煉就開除公職。桂金福最後一次逼我說：「你如果還學還煉就不是開不開除公職的問題了，那就是牆裏牆外的問題了」。
因我堅持信仰不放棄，醫院先後給我警告、記大過、開除留院查看等處分；取消我先進工作者的資格；降低工資；扣發獎金。 有一次，書記找我丈夫談話，目的是逼他說服我，讓我放棄信仰，說如果還煉就開除公職。當時我們家幾乎是依靠我的工資維持生活，因為丈夫單位不太景氣。我丈夫一聽急了，我們一家人怎麼生活啊？回家逼我放棄信仰，心急之下竟打了我（過後他也後悔、自責），把我鼻樑骨打折了，眼圈青紫，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家裏的玻璃窗和玻璃杯都砸碎了，滿地都是破碎的玻璃碴……
第二天我帶著傷、忍著痛上了班（因為不想影響工作、不給領導添麻煩），同事們看到我有的驚呆了；有的掉眼淚了。記得那天坐班車的時候，他們都不說話了，有的同事就在抹眼淚，平時一路都是談笑風生的，那天都沉默了。我知道他們是在為我難過。
那時家裏家外都在逼我，給我心裏造成的壓力真的讓人難以承受。每次聽到院長找我、書記找我，我心裏都是一驚一驚的，不知又要降下甚麼災難。
二零零零年夏季的一天，我單位院長趙文友、書記桂金福、人事科長李猛夥同當地派出所警察欲將我和單位另兩位護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被我們正念抵制，結果綁架未遂。事後才得知單位為達到給我們洗腦的目的已經給我們三人每人交了2000元的洗腦費。
二、上訪被秘密綁架到馬三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五日去北京為法輪功問題上訪，十月十八日被北京東巴派出所警察綁架，關押在北京東巴派出所二天一夜，二十日被劫持到大連戒毒所強制洗腦，他們用打、罵、罰站、罰蹲、電刑等辦法強制我們放棄信仰。
十月二十七日，把我劫持到了開發區刑警大隊一中隊，特派重大案組的刑警對我整天整夜的審訊。連續五天五夜不讓我睡覺，三、四個警察輪番的晝夜對我進行轟炸、引誘、欺騙、威脅、恐嚇、侮辱等，把我折磨的頭暈腦脹，反覆逼問我：誰讓你去的北京？和誰一起去的？
十月十一日把我劫持到大連看守所關押，期間強迫做奴工，選豆子，一百斤的大麻袋裝滿了豆子，運進來，選好了再運出去。瘦小的我根本就拿不動。管教就罵我偷懶。強制坐板、不許煉功等。每天吃的是白菜湯和蘿蔔湯。五十一天，我被煎熬的身軀消瘦了二十多斤。我家人去接見也沒讓見。因我去北京上訪，當地公安部門向家屬勒索5000元（罰款）。
十二月二十一日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把我從大連劫持到了瀋陽「馬三家勞教所」。在那裏為逼我寫「三書」（即「悔過書」、「決裂書」、「保證書」），打、罵、罰站、罰蹲、在廁所裏蹲著、強制坐板凳、超負荷的奴役。「包夾」二十四小時監視我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向管教彙報。給我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和創傷。
我被秘密綁架到馬三家，沒有人告訴我家人，家裏人到處打聽、查找才知道的。二零零一年正月初五那天，我家人從大連趕到瀋陽，因為我堅持信仰不妥協而不讓我們見面。家人帶著對我的牽掛和擔心返回大連。
三、投入男子勞教所折磨、強制洗腦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我和其他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一同被劫持瀋陽張士教養院變換招術迫害。剛到那裏，警察就對我們說：「對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說這是江澤民的命令。「
男女同居一屋，同吃同住，三四個人整天圍著強制洗腦。我剛進去就有兩男一女在那等候，首先問這問那，了解底細實施對策。晝夜不讓我閤眼，閉眼打一下盹，他們就馬上推醒我。他們輪番對我轟炸、謾罵、用惡毒的語言侮辱挖苦、栽贓師父和大法。經過二十天的強制洗腦他們也沒達到目的，我們一個沒有妥協，但他們還不死心。
同年五月十日，我們九姐妹被押送到瀋陽沈新勞教所。我被他們摧殘後的身體已經是弱不禁風了，還是逼我們走路、做操、拔草、報數，還逼我們觀看誹謗大法和師父的錄像。因我不准他們播放誹謗大法和師父的虛假報導，在大隊長郭勇指使下，他們把我關到禁閉室裏，還用手銬把我銬起來吊在鐵欄杆上，我在劇痛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沈新教養院的警察還圍著我說著、笑著。還說甚麼：這個姿勢一定很舒服。在我絕食抗議他們的違法行徑時，大隊長郭勇指使男普犯把我按壓住進行暴力灌食。
在沈新教養院期間，我丈夫、兒子，還有媽媽、姐姐先後都去看望我，但是都因為我不轉化就不讓接見，丈夫去看我時還被獄警騙去500元錢，說給我買吃的，結果我一分錢也沒花著。他們不但不讓家屬接見我們，還不許家屬給我們存錢，我們身上分文沒有連衛生紙和洗衣皂都是那裏好心人給的。
在沈新教養院期間，兩次把我投入大北監獄地下監管醫院，在那裏遭受更嚴重的迫害，酷刑折磨，戴手銬、腳鐐，身體呈「大」字形扣在床上不能動。我和鄒桂榮（已迫害致死）、尹麗萍、王傑（已迫害致死）等絕食絕水抗議對我們的無理迫害，要求無罪釋放。獄警指使犯人把我們一個一個拖出去，按在地上揪頭髮、打嘴巴子、無數次的野蠻插管，往胃裏灌大量濃鹽水、生玉米糊等，食管被插破了吐出了鮮血，頭髮被他們一縷一縷的揪在地上……
在我身體極度衰竭，枯瘦如柴、體溫40度、心跳150-160次／分、心電圖異常、醫院診斷心衰、腎衰的情況下，雙腿已經不能走路了，一「保外就醫」形式獲釋。回家後我才知道放我時沈新教養院的警察還像我家人勒索3000元錢。
四、再遭綁架毒打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在發放真相資料時被不明真相的人構陷，被大連金州區擁政派出所警察綁架，一個年輕的男警察，姓雷（警號是：202277）來審訊我，問我叫甚麼名字？我沒說，他就劈頭蓋臉打我，到了晚上把我扣在「老虎凳」上，手銬銬的過緊，造成雙手青紫、發涼並腫起來了。
第二天又來了兩個男警察，又開始對我一頓毒打，刑訊逼供，把我打得沒有人樣了，雙眼冒金星、頭暈腦脹。我不想連累別人，沒有報出姓名、住址和單位。他們就惡毒的打我。
十一月一日我關押到大連金州看守所，為反迫害爭取人身自由，我又絕食絕水十一天，遭受了毒打和殘暴的野蠻灌食等迫害，也是在身體極度衰弱的情況下，於十一月十一日晚以「取保候審」名義釋放。
五、被非法剝奪工作、流離失所的艱難日子
在獲得自由後，我多次找到醫院領導及相關部門要求恢復我工作，遞交書面材料。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同樣有工作和生存的權利。繼趙文友之後上任的院長李學忠和人事科長李猛因我堅持信仰堅決不給我恢復工作。李學忠和李猛說要想上班就必須寫「保證書」。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們醫院三位護士一起多次找到院長李學忠，要求上班恢復工作，李學忠說：「你們已經不是醫院的職工了，被開除了」。我們說：「開除了？我們怎麼不知道啊，開除了也得有個手續呀」。李學忠說：「沒有手續，口頭開除。」要想上班就得寫「保證書」（保證不學不煉法輪功）。我說：「煉功不影響工作，我沒有違法」。李學忠不但不安排工作，反而攆我們出去，還打電話報警說我們妨礙他工作要抓捕我們。
從勞教所裏獲釋後，沈新勞教所就不時地往家打電話騷擾，連我姐姐家、弟弟家都不得安寧，經常接到騷擾電話，問我身體怎麼樣，如果挺好還得把我收回去，說「刑期」未滿。有一次我在家中，沈新勞教所獄警鄧陽往我家打電話，正好我接的電話，說他們在金州，問我家怎麼走，要來看看我。我放下了電話，為了我的人身安全，我離開了家，被迫流離失所……
好不容易一家人團聚了，誰知又分開了。為了防止跟蹤迫害，我不敢往家打電話，更不敢回家。年幼的兒子沒有媽媽的照料，在學校裏時常受不明真相的人歧視和欺侮，幼小的心靈遭受了極大的創傷，時常一個人在家裏哭。
丈夫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那時派出所、勞教所及我倆雙方單位領導都給他施加壓力，又怕我再次被抓，警察還是不時地往家打電話，到我丈夫單位騷擾他，問我在哪兒幹甚麼等等。他幾乎天天生活在提心吊膽、惶恐不安中，於2003年他單方提出離婚，大連市金州區法院沒有給我送達，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開庭並判處離婚的決定。
我被迫流離失所，在外面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生活上靠親戚朋友接濟，居無定所。這些年搬了十幾次的家。十五年單位沒給我開過一分錢的工資，連個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標準都沒享受，生活上的艱難和精神上的壓力靠著頑強的毅力走過了一年又一年。我去過菜市場揀別人扔掉的菜葉；經常一元錢一堆的菜買來家能吃好幾天。
那幾年身上穿的衣服幾乎都是親朋好友救濟的。流離失所的日子，警察還到處找我，我也不敢公開露面，但生活所迫也得四處打工。記得我第一次經別人介紹到一家診所打工，老闆問我在哪兒畢業的？以前在哪個單位工作？為甚麼現在不上班？我如實地說了，結果幹了一天活就給我結帳了，給了我二十元的工錢，說以後甚麼時候需要你再找你。我知道這一定是因為我煉法輪功怕受牽連。當我拿到這二十元錢的時候，真的眼含淚水，哽咽不能語，我終於掙到錢啦！可是轉念又一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失去了。
即使這樣，朝不保夕的日子也不長久……
六、在鐵嶺看守所遭「抻刑」等酷刑、九死一生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一位家住鐵嶺的朋友接我到她家去住，誰知剛到她家當晚，正趕上鐵嶺市公安局「大搜捕」，當時王立軍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為表現自己、討好上級，那天晚上綁架了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都是在家中正在睡覺時綁架的。我和朋友都沒有倖免，半夜十二點他們瘋狂地砸門，隨後破門而入。
當時抓我的四個男警察對我劈頭蓋臉、拳打腳踢，打得我遍體鱗傷，把家中大法書籍和貴重物品搶劫一空，我本人隨身帶的錢物也被他們搜走，出獄也沒返還。
第二天我們被劫持到鐵嶺市看守所。那裏的警察都像魔鬼一樣瘋狂，每天都對著喇叭大喊大叫，謾罵我們。更嚴重的是連續二十四小時的酷刑折磨，將我的四肢伸到極限再用鐵環固定在地板上，叫「抻刑」，長達一個多月。
鐵嶺的三九天零下三十多度，呼氣成霜，他們不讓我穿棉衣，只穿一件單衣服固定在地板上，並打開窗戶凍我，還讓犯人在我身上踩來踩去的。一個月後又把我脖子和腳用鐵鏈子拴在一起再固定在地板上，坐臥不安，令人痛苦不堪，撕心裂肺。由於局部長期受壓血流障礙，造成日後半年的時間右腿才恢復知覺。
那裏的獄醫錢大鵬更是狠毒，野蠻的給我插胃管，插不進去就打我嘴巴子，把我打得滿臉青紫、腫的像饅頭，嘴裏還不停的罵著、叫囂著。用大量的沖廁所水或濃鹽水在極短時間內往胃裏灌，胃急劇膨脹而苦不堪言……並且再帶著刑具的時候還插著胃管持續一個月不拔出（胃管都是劣質胃管）。直到造成胃出血才拔出，胃管已經沾滿了膿和血……
這期間三次給我往「馬三家」送，都因為體檢不合格而拒收。十二月九日，在我又一次生命垂危，醫院診斷心衰、腎衰的情況下才放了我，又向我家人詐取四千元錢，不給任何憑證。
七、第五次遭綁架、又一次生命垂危
在我弟弟家住了一個月，殘酷折磨後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災難又一次降在了我的頭上。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一日，我在朋友家被大連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密謀綁架我朋友的同時連我一起綁架，在中山分局地下室關押了兩天一夜後劫持到大連市看守所，二十天沒吃沒喝，凹陷的眼球都不能轉動了，舌根已經僵直了，乾枯的身軀摸上去似乎沒有了溫度……
一月三十日也是大年三十那天放了我回家。可我的家在哪裏？哪裏是我的家？我姐夫去接的我，把我送到了我弟弟家。
當時媽媽、姐姐、姐夫、弟弟和弟妹都在弟弟家，他們的心情都很沉重，空氣像凝固了一樣，沒有了上幾次來家時的那種氣氛。由於我幾次被抓、被迫害，他們也經受不了這樣一次次的驚心動魄，而且每次放我時都得要一大筆錢。姐姐、弟弟家生活也不寬裕，媽媽也沒有退休金，都是他們湊錢把我接回來的。所以也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和那剜心透骨的傷害。這次是姐夫說小話才勉強要了一千元錢。
這幾年，由於我的被迫害，家人一共被勒索了一萬三千多元錢。這筆錢就像巨石一樣壓了我好幾年。
從那以後，我就和媽媽住在一起。為了安全，我和母親在外面租房子住，不與別人聯繫，連親戚都不知道我們住在哪兒。為了按時交納房租費，我和母親節衣縮食，母女倆相依為命，又先後搬了四次家。年邁的母親跟隨著我過著清貧的日子還不算甚麼，精神上的打擊使母親過早的衰老。由於我多次被抓，她驚嚇、焦慮、擔心、惶恐，精神上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又為我的工作和生活沒有著落而傷感，於二零零六年二月過早的去世了。
江澤民發出的「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對法輪功的滅絕政策，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執行他的命令，大連開發區醫院剝奪了我十五年的工作權利，扣發我所有的工資和一切生活補貼以及中國公民應享有的待遇，直接經濟損失達200多萬。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找，要求恢復工作，從李學忠院長到岳忠生院長，再到李元忠院長，還有人事部部長李猛，我無數次的找過他們，他們互相推脫不給我解決工作問題。現任院長說找政府解決。其他相關部門我也找過，他們也是互相推諉，直到今天也沒解決。
十六年來給我的家庭、孩子和我本人帶來的傷害不是幾張紙就能表達得了的，如今獨身一人的我也是年過半百了，還沒有安身之處，過著漂泊不定、朝不保夕的日子，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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