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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霾下的苦難歲月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河北省雄縣公安局國保大隊正副大隊長的郭軍學、張保中帶領十幾個警察突然闖入善良婦女杜賀先租住的院落，不由分說的把杜賀先和她妹妹杜愛仙的胳膊和雙手反銬到身後，架上一輛警車，直接把姐妹倆劫持到距雄縣縣城二十多里外的昝崗鎮派出所非法拘禁和審訊，把杜賀先按在地上拍照並強制按手印。杜賀先被郭軍學等人劫持到位於保定市看守所非法關押至今。
四十多歲的杜賀先女士被綁架後，一直絕食抗議迫害，現在已經三十多天，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在此期間，家屬多次到國保隊找郭軍學要人，而郭軍學卻以各種理由推脫，而且說自己做不了主。
杜賀先（杜賀仙），婆家是雄縣雄州鎮古莊頭村，娘家是西侯留村，在江澤民發動的這場對修煉「真善忍」法輪大法的群眾的迫害運動中，像杜賀先這樣被迫害的好人，可以說是千千萬萬。事實上，修煉法輪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應該受到表彰；法輪功學員根本就不應被抓、被關押。法輪大法是佛法修煉，教人以真善忍為準則修心向善，福益家庭社會，提升大眾道德，在短短的十幾年已傳播到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吸引了各個民族，各種膚色的人。
中共江澤民集團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顛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惡，敗壞了社會道德，同時也使中國的法制越發黑暗，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法彌補的災難，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法癒合的傷痛，今日中國「假、惡、鬥」遍地，道德淪喪，貪污腐敗，就可以看出來。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這場迫害的受害者。試想一想：不讓做好人、做好人遭受迫害的社會，可不可怕？你願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陰霾社會嗎？
以下就是杜賀先女士曾經自述她一家的遭遇：
我們家因修煉了法輪大法受益，一個曾面臨家破人亡的家庭，重拾幸福。可是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起的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運動，使我們本應幸福的家庭，又陷入了長期被江澤民邪惡集團殘酷迫害的苦難人生。
一、法輪大法救一個面臨家破人亡的家庭
我的生母在我十七歲時自殺身亡，我在家裏是長女，只好輟學。母親自殺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我們全家，我和妹妹弟弟都在思想中深受其影響，一有過不去的事就想到自殺，妹妹更是嚴重。後來繼母到了我們家，雖然繼母人很開通，對我們也不錯，但因與父親不合經常吵架。那時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還經常鬧離婚甚至鬧自殺。他們倆人更是病魔纏身，天天不是這個藥，就是那個藥。妹妹也曾因這個家庭壓力，輕生喝了三次安眠藥，真是家無寧日苦不堪言。
我二十一歲時與丈夫認識，當時就想快點結婚吧，快些離開這個家。二十二歲時我結了婚，婚後的幾年裏，丈夫因為年輕好玩，經常夜不歸宿，為此我們夫妻經常鬧矛盾。因為夫妻不和，心中非常苦惱，自殺的念頭時常泛起，可是面對幼小的孩子也只好作罷。
一九九六年，當家人向我介紹法輪功時，告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當時就想，只要修了真、善、忍不打架，家庭和睦就好啊，為此我修煉了法輪功。自修煉以後，我學會了忍讓，當丈夫發脾氣的時候，我不和他爭吵，等他平靜下來的時候，我再和他講道理。丈夫和我說話總帶「媽的」、「媽的」的口頭語，為此我時常氣不過，多次為此吵架爭執，他也不改。修煉後，我不再和他計較，心裏平衡了。不知甚麼時候我發現丈夫的毛病也改了。
更可喜的是，由於父親、繼母、妹妹、弟弟都修煉了法輪功，我的娘家也安定了。我們都學會了為別人著想，繼母和父親不吵架了，二老的身體也無病一身輕了。妹妹也明白了，此後不再做自殺的傻事了。
弟弟修煉了一段時間後，跟我們說起了他以前的一段往事。他曾患過像牛皮癬一樣的病，從手上不斷擴延到手腕，幾次跟父親、繼母和我說過，但是家裏整天吵架，沒有人理會，他非常傷心。後來兩個大腿間都長滿了癬，那時他十五、六歲正上初中，正是要好的年齡，由此他產生了輕生的念頭。後來他和家裏人一起修煉了法輪功，不知不覺中牛皮癬消失了，這使他非常高興，才和我們提起這件事。
當時聽了弟弟的敘述我感到非常後怕，猛然想起弟弟在夏天無論多熱都穿著長褲，那時我還取笑他：這不是傻呀，大熱天還穿著長褲。而他總是一句話不說，不做任何解釋，原來是這麼回事呀。後怕之餘我又無比的慶幸，幸虧修煉了法輪大法啊，我們全家人都知道是法輪大法救了我們這個幾乎面臨家破人亡的家。我們一家人沐浴在法輪大法的恩澤中，幸福的生活著。
二、堅持修大法做好人 一家人遭受嚴重迫害
可是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利用中共的權力，利用政治、經濟、軍事、政法、宣傳、外交等國家的權力，利用法律之外的「六一零」非法組織，瘋狂迫害法輪功，導致近一億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我們家也未能倖免，我和繼母、妹妹都遭受了嚴酷的迫害，對我家人、我娘家人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下面就我自身遭受的迫害做一簡要敘述。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為受益於法輪功的我和繼母、妹妹，為了給法輪功說一句公道話，我們一起去了北京上訪，我們想這是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做的。誰知到了天安門，只因我們是修煉法輪功的就被北京便衣綁架，當時我們被非法關押在豐台體育館。後來我們被劫持回雄縣當地看守所，遭非法拘禁。當時的政保科長是趙××（現已退休），非法審訊我的是公安僱用的無業遊民沈剛毅，他當眾打了我幾個嘴巴子，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錢。他們還抄了我的家，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就這樣我被非法拘禁一年零一個月。當時我的兒子只有六歲，被非法拘押前從未離開過我，孩子突然失去母愛，對他幼小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由於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製造的全國恐怖氣氛，加上世人受電視宣傳毒害後對法輪功的歧視，給丈夫造成無形的壓力，他只得帶著孩子在我娘家居住，由孩子的姥爺照看。
當時由於繼母和妹妹也都被非法關押，我娘家剩下的全是男人。他們經常苦笑道：一家大小七個光棍。（當時三姨也被抓，三姨夫也在我們家，外地的二姨夫也出差在我家，加上父親、弟弟、小弟、丈夫、兒子七個男人）。父親同時承受著妻離子散的痛苦，父親無法安心出差，丈夫更是為了我能早些出來，花錢托關係，縣委、公安局兩邊跑，這種苦難的日子他們過了一年多。我出來時家屬還被雄縣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了二千元錢，當時收款的人是政保科的趙大平。
出來後，日子過的並不安穩，每到中共開兩會、「四二五」、「五一三」、「十月一」等敏感日，雄縣「六一零」、公安局、十里鋪派出所、城關鎮政府、村委會人員就到我家騷擾。
二零零零年的一天，我在家中被突如其來的政保科警察綁架，還被非法抄走大法書籍，那次我絕食絕水抗議，三天後被釋放。丈夫怕我再被綁架，給了當時的政保科長楊曉同五百元錢。同年五月十三日夜裏，政保科人員又到我家綁架我，這次由於我事先走脫，他們未能得逞。
二零零一年四二五前夕，我在娘家住著又突遭綁架，他們搶走我的大法書，把我非法關在政保科一夜，次日把我送往當地的葛各莊洗腦班。當時的政保科長是楊曉同，洗腦班的主任就是當時在雄縣檢察院任職的邢鳳軍。
那個洗腦班的所謂「管教」人員幾乎個個流氓成性，他們毆打法輪功學員，逼迫學員罵師父罵大法；敲詐勒索學員家屬；扒光女學員的衣服毆打謾罵；用鉗子夾婦女乳頭；用電棍電擊；用膠皮棍子抽打學員致使臀部腰部一片黑紫色；連續抽打嘴巴致使臉部青腫牙齦出血；多次拳打腳踢把學員打昏死過去，再用涼水潑醒過來；用香煙燒腳面；腳不沾地吊在大門上數小時；把笤帚棍放在地上強迫學員跪在上面，再用腳使勁踩背使兩膝蓋疼痛難忍。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們其中的三人多次對未婚的女學員實施性騷擾，口出污言穢語，甚至口出狂言：我即使強姦了你，你也告不了。這就是江澤民邪惡集團所利用來維持迫害的人。他們的道德標準在哪裏？！真不知道他們要把法輪功學員轉化成甚麼樣，難道轉化成像他們一樣嗎？在洗腦班裏他們不讓我穿鞋，把我用手銬銬在房廊的大柱子上。為了抗議迫害，我絕食絕水五天，他們仍不放人，後來我拼命逃出魔窟。（至今那些人也想不到我能翻過那麼高的牆）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個月有家難回、流離失所的日子。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流離失所期間，我到北京為法輪功申冤，在北京天安門門洞，被北京警察強行綁架，後被綁架到大概是北京房山一派出所。因為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準確地址，那裏的警察對我刑訊逼供，夜裏他們三四個警察圍著我，其中一個裸露著上身，坐在椅子上，把雙腿擔在我的肩上，戲弄我。他們用電棍電擊我，主要電擊我的脖子和前胸。就這樣我被整整折磨了一夜，脖子上的皮都電擊焦了，裏面的肉都露出來了。次日他們才把我送到房山看守所，三天後，那裏的看守人員看我傷情嚴重，通知派出所把我接出來，他們把我帶到等公共汽車的路上，讓我自己坐車回家。看守人員歸還了扣押我的一百多元錢，當時我也沒看就裝進兜裏，坐車時才發現裏面有一張五十的假幣。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我正在娘家居住，中午時分雄縣公安局政保科長蘇士亮、警察趙大平等闖進我家，不由分說要綁架我，我以死抗爭才使他們退去，但是我的大法書被他們搶走，而且偷走存款兩千餘元。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我和同修王小書一起，與被保定勞教所關押的一同修的家屬，到保定勞教所去看望被關押的同修。勞教所不讓我和王小書進去，我們只得在外等候，卻被早已布置好的保定南市區公安局警察綁架，當時的主謀是政保科長王振友。他們三次強制搜我的身，搶走我身上帶的一千多元錢，未出具任何手續。次日我們被關到保定看守所，在那裏我絕食絕水抗議迫害，在看守人員的示意下，犯人捏著我的鼻子給我灌食，晚上值班時輪班看著我不讓我睡覺。那次我被非法關押了十九天，後被勞教。十月二十八日被送至保定勞教所，因不符合收監標準才被放回。那次家人為這事被他們勒索了兩萬多元。
三、陽光必將刺透陰霾
一個有良知的律師在辯護詞裏寫道：「法輪功從傳播以來，尤其是從被非法打壓後，真實的堅守著真善忍的理念，展現著超越守法之上的道德標準，十七年來雖然面對侮辱嘲笑冤獄酷刑，他們堅持懷抱善意，承受著漫長而巨大的苦難，按照真，他們揭示講述著真相，按照善，他們慘遭迫害而無怨無恨，希望喚醒世人的良知，擁有美好的未來，按照忍，他們忍受著苦難，割捨個人的所求所得，堅守著和平，理性，他們忍的堅強不屈，無所畏懼。他們相信正義真理必勝，十七年來從來沒有以暴易暴、以怨抱怨，全國沒有發生過一起法輪功學員因遭受迫害與不公而採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鳴冤雪恥的事件，這是一種怎樣的捨身救世精神，這是一種怎樣的大慈大悲情懷？所展現出的境界甚至已被看作中華復興，道德回升的希望。定罪這樣的好人，打壓真善忍信仰，就是無視自己的良知，在摧毀人類的普世價值，毀我道德，毀我美好，毀我希望！」
杜賀先女士說：「在這麼多次的迫害中，當我和家屬質問那些執行迫害的人：我們也沒犯法為甚麼非法抓人？他們回答最多的就是：上邊讓我們幹，我們也沒有辦法。這個「上邊」是誰？
「這一次次的迫害，作為修煉人我都能忍受，痛心的是家人在這場迫害運動中，他們整天為了親人的安危擔驚受怕，經濟上遭受著巨大損失，精神上遭受著痛苦折磨，為了我的安全，直到現在都不敢在朋友、親戚間公開我法輪功學員的身份。所以我一定要控告江澤民這個罪魁禍首，把其繩之以法，徹底結束這場迫害。
「我要告江澤民不只是因為我個人所遭受的迫害，告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惡徒讓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陷入了巨大的危難，讓可貴的中國人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對「真、善、忍」的打壓所引發的道德崩潰，直接使整個社會在混亂與動盪中淪陷。中國人每日被毒奶粉、毒大米、地溝油、假貨假藥、廢水霧霾包圍，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人類道德的淪喪。而這場迫害運動十八年來打壓著修心向善的好人，同時不可避免的、極大的助長著、放縱著人的私慾、野蠻、殘暴、無人性。」
二零一五年五月以來，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發起了控告江澤民的大潮，目前已有二十多萬法輪功修煉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郵寄給中國最高檢察院，要求最高檢察院向最高法院對江澤民提出公訴，把這個首惡繩之以法。法輪功學員訴江，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除第一輪對級別高的戰犯審判外，在以後舉行的十二輪審判中，主要起訴的是為德國納粹幫兇的企業家、軍事人員、集中營看守、醫生等等，一些被強迫執行納粹命令的人員也被判了絞刑。當年希特勒罪惡政策的執行者、幫兇無一能倖免，而且漏網者被終生通緝。歷史啟示人們：執行命令決不會成為犯法逃脫懲罰的藉口，哪怕是上級命令，你也決不要觸犯法律！
聯想到現在，有些執法、犯法人員在迫害法輪功學員時想的或說的一句託詞：「執行上級命令」或「為了工作」等，顯得多麼蒼白無力和沒有法律依據。如還不懸崖勒馬，當正義回歸、報應來時，等待他們的也將是可悲、可恥的下場。正義必將戰勝邪惡，正如陽光必將刺透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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