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斯琴高娃,今年四十歲,未婚,做平面設計工作。高娃從二十一歲開始被迫害,因是少數民族,有學歷,一直被中共「轉化」迫害的重點。下面是高娃在《刑事控告書》敘述的部份內容。
一、父母的掌上明珠 修煉大法 疾病消
我一家三口,我父母只我一個女兒,視我掌上明珠。從小我在優越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父母都有穩定的工資,生活上沒吃過一點苦,衣食無憂。我父母對我的疼愛在我們當地親朋好友中是出了名的。我從小也是個勤奮努力、積極向上的孩子,願意幫助別人,所以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我都是老師們的得意門生,同學們羨慕的好學生。
從小我願意思考問題,經常想人為甚麼來到世上,人究竟為了甚麼而活著,在不斷的學習和研究中,使我漸漸的從無神論中走出來。我發現我所掌握的這些知識根本不能帶動我的精神境界向更高昇華,這時我接觸到了法輪功,也叫法輪大法。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五月,我上黑龍江大學大二下學期,那年我二十一歲。
那時哈市及哈市各個大學都有法輪功煉功點。我僅用一天時間,把書看了一遍,書上說的法理徹底回答了我的一切疑問,在修煉過程中,我也切身的感受到了法輪功的諸多神奇,與李師父講的分毫未差。法輪功使我明白了做人的意義是甚麼,人究竟為了甚麼而活著,給了我全新的世界觀,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標準去對待一切事情!
從小追求真理的我,修煉大法後如魚得水,終於找到和我一樣志同道合的同修們──只為向善、不斷提高自己境界的人們,聽到師父講的博大的法理,自己修煉中的深切體會,這一切都使我激動不已,我在修煉中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也使我漸漸明白救人的佛法真的在人間洪傳,我終於找到我終生想找的了。
我從出生開始體弱多病,小的時候保康的旗醫院機乎是每個星期我都去報到一次,媽媽告訴我,如果有一段時間沒帶我去旗醫院,再見面那裏的醫生就會問,挺長時間沒來了啊。我三歲得的小兒麻痺症,六歲得的肺門結核,初中開始患嚴重的鼻炎,甚麼藥也醫不好,常年不通氣,高中得的胃下垂兩指,經常渾身無力,在家除了涮碗,沒幹過別的活。因為體質差,從小在同學們中也是出了名的。上大學後,身體狀況愈加不好。
煉功後,我的身體素質明顯提高,鼻炎徹底好了,視力由1.0恢復到1.5,冬天再也不成宿成宿的咳嗽了,吃東西也沒有忌諱了,腿走路變化很大,媽媽說我的腿都看不出是有毛病的了。無論是從精神上、還是身體上,我每天都沐浴在修煉的幸福中。一家三口幸福蕩漾著,家鄉的旁人都羨慕的不行。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後,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再也沒能找回過去的那種幸福。我經歷了數次的抄家,大學被開除,兩次勞教四年,三次進看守所十三天,一次洗腦班半個月,一次流離失所一年七個月,長期的高壓迫害導致我心臟嚴重受損,一度喪失勞動能力,右腿無法正常行走。
二、為大法鳴冤進京上訪 失去學業
為了還法輪功和師父清白,為了民眾了解事實真相,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幾位同學同修踏上了去北京鳴冤之路。因為當時太年輕,經歷得也少,還沒弄清楚應該去哪裏伸冤的同時,還和幾位一同去北京的同學走散,只剩下我和一女同學,當時我倆就去了天安門廣場(同學們曾說要去天安門廣場)。
那天,我和同學正在天安門廣場上左顧右盼地找人,這時過來一名警察,問我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當時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沒想到回答完,我們倆就被押上了一個公安的麵包車。我們被帶到了一個北京的某派出所。
第二天,我便被帶回了哈市黑龍江大學,於當天中午,學校派出六名人員開一輛麵包車把我直接送回家鄉保康派出所。學校當時開除我們的理由是,我們被北京的警察抓到了,所以必須開除。當時,我正上大四,送我回來的六個人裏,有學校派的我們系的兩個女同學,其中一個和我一個寢室的同學,向警察表述我是如何善良的一個人,是一個如何好的人,這樣才使那些警察看我的眼神變得正常些。那年我二十二歲。
三、在家鄉屢遭騷擾、「轉化」
回家後,直到二零零一年,我記不清曾有多少人去過我家,有公安局的、鎮政府的、旗委的。有一次晚八點多了,把我叫出去,呼和浩特的六一零機構來人了,專門找我談話。還有一次,一行人是通遼市副市長帶頭去的,當時家裏來了有十來個人,讓我當眾表態,還煉不煉,我回答說:煉。過後一女公職人員對我說:當著這些人面還敢說煉,真佩服你啊。那時婦聯的也去過。保康鎮政府還成立了專門「轉化」迫害我們的小組,小組其中一人還是我父親的曾經同事,她曾親口跟我說:為了「轉化」你們,一天天的開會,太沒意思了。曾有好幾個政府人員還告訴我說,上邊來人,別的煉的都不問,就問你咋樣了,因為你年輕有文化嘛,當然就受關注了。
在此期間,黑龍江大學還曾派來領導到保康找我,說只要我不煉了,就可以復學。那時,我只為堅定信仰,說良心話,當然沒有答應他們的條件。後來才知,即使復學這樣妥協回去的,在當時的環境下,難逃各種污衊法輪功的活動,不斷的違心表態才能是過關的。後來我特別慶幸自己當初的正確堅持,沒有被利益所動,沒有違心的說話,沒有出賣人格、沒有出賣信仰。
四、第一次被勞教迫害,見證中共血腥,喪失勞動能力
二零零四年正月十六,我被綁架到看守所,當時是一女警欺騙我母親說找我有點事,沒想到第二天我便被送往圖牧吉勞教所。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非法存在中國數年的勞教制度的殘忍。
當時,我被分在二中隊迫害,二中隊都是屬於老弱病殘的。一中隊的法輪功學員被看管的非常厲害,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因為拒絕那些警察的無理命令而被銬在床上電擊兩個多小時,堅定的法輪功學員二十四個小時有人跟著,法輪功學員說的任何話都是普教彙報隊長的好材料。
那時的圖牧吉勞教所還沒有統一服裝,被送進去的人穿著破爛的衣服,頭髮剪的短短,多漂亮的人進去,幾天就會變成另一個人,上廁所排著隊,打飯排著隊,每天總能聽到隊長的謾罵聲。被關在那裏的非法輪功學員對我說:這裏的一天頂外面的至少一個禮拜啊。度日如年,在這個環境裏形成了不爭的事實,在勞教所度過的每一天,都是極其艱難的。
在那裏,從小沒幹過活的我被奴役幾個月,其中一次,那裏的警察們故意讓我這個根本不會幹活的從小嬌生慣養出來的人去掏廁所,這些警察對每個被送進去的人的情況瞭如指掌,誰甚麼情況非常清楚,故而刁難我,我和另外兩個農村出身的中年婦女(因信基督教被無辜綁架進去的)被安排去掏廁所,其中一個婦女從這次掏廁所後,一個禮拜吃不進飯,眼淚汪汪的,那種委屈和精神上的屈辱,語言是難以表達的,我因在大法中修出的意志力才絲毫未能影響到我的精神。
二零零四年七月四日晚,我站出來制止警察無辜毆打其他法輪功學員而被毆打。原因是早晨上廁所不給開門的問題。因為當時被勞教的人住的是平房,晚上就是尿桶,廁所離我們住的地方很遠,早晨人都有排便的習慣,而門開的很晚,大夥就天天憋著,普教們對這事不敢吱聲,只有法輪功弟子敢出來為大夥說話,這樣我們一個赤峰的劉姓法輪功學員因為早晨上廁所開門的事跟隊長反映情況,按理說很好解決的問題,但那裏處處刁難法輪功學員已成習慣,尤其是對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
姓劉的隊警拽著我們這位姓劉的法輪功學員往外拖,我們這位同修已經被迫害的手指殘廢,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不管,於是我就上前跟劉隊長好言相勸:劉隊長別這樣,有話慢慢說。當時空氣都凝結了似的,那麼多人沒有任何聲音,大家知道又要發生事了。姓劉的警察一下掉轉矛頭指向了我,向我吼道:你算甚麼東西,哪有你說話的份。惡警發了瘋似的拽著我的頭髮往出拖我,把我的頭按倒在地上砸。
後來,還來了一個男護衛隊的,和值班幹事,他們三個人把我拉到前邊沒有人的房子,往我頭部用臂力猛打數次,搧耳光數次。
酷刑演示:毒打 |
那天我被打後三天不能自己起床,因為脖子不能動,都是別人把我扶起來的,鞋都是別人幫著穿的,頭髮也是別人幫著洗的,被打第二天還在別人攙扶下被迫跟著出工,當時我所在中隊的主管隊長說我:你也太不禁打了。他們認為打我是最輕的,只是打了頭部,沒上繩,沒吊起來,沒上電棍等,在她們的酷刑裏我受的是最輕的,沒想到還打壞了。
當時我旁邊一白姓女勞教人員,親耳聽到隊長這句話,再看看我被打的樣子,當時她的眼淚就下來了。從此我的脖子落下了毛病,抬頭困難,不能久坐,這次迫害給我後來的平面設計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為平面設計就是一種電腦跟前久坐的工作。
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在「轉化」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會上,我站出來制止迫害法輪功學員,被拖出會場,後被送進「轉化班」,幾天後拉到醫院單獨關押迫害。從那時我才知道,原來醫院在這裏不是救人的,而是害人的。第一次是三天沒讓我睡覺,後來是五天沒睡覺,罰站,徹夜輪番攻擊,採取車輪戰,還有所裏來人談話,恐嚇,拖拽我,腳腫的鞋穿不進去了,有一次深夜給我罰站,因為長時間不讓睡覺,我實在太睏了,我站著站著睡著了,隨即我失去知覺倒了下去……
旁邊的看守人員當時嚇夠嗆。當時的空氣是令人窒息的,那種精神上的扼殺,就像時時有人拿刀要捅你一樣。後來他們告訴我再不「轉化」會被送到外地監獄去。
為了達到「轉化」的目的,把我父母從家鄉叫來,讓我父母做我的工作,我父母看到我腫脹的雙腳很是震驚,因為我父母從電視裏看到的都是勞教所怎麼對法輪功學員「春風化雨」了,怎麼感人了,以前他們很相信電視裏說的,但眼前的一切徹底顛覆了他們的認知,看到自己的愛女受這種罪,做父母的哪裏受的了?!普通百姓哪裏經歷過那樣恐怖的場面,最後我父母受不了,而匆匆離去。那種「轉化」給人的感覺就是生離死別,母親走後電話裏還在勸我,並哭喊著跟我說:爸爸媽媽愛你啊,彷彿不「轉化」就是死別了。我每一次經歷的「轉化」迫害都是不見血的精神殺戮。
那次「轉化」迫害,我沒能戰勝暴力,而被迫妥協,給自己的修煉造成了污點,在內心極度不安中生活,也正是那時,我明白了人世間真正可怕的不是暴力、也並不是酷刑,而是良心的譴責!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我結束第一次勞教迫害。
我回家後長期遭跟蹤監控,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五日,我去一位法輪功學員家,被跟蹤,當我倆剛把幾份資料放在床上時,跟蹤我的人突然進屋,然後打電話叫人來。我們給他講真相,他根本不聽,情急之下,法輪功學員拉住這人,讓我走脫了。那次迫害,我們當地三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勞教所,分別判了一個兩年,兩個三年。
走脫的我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由於迫害不敢與家長聯繫長達一年,父母一直不知我在哪裏,在心靈極度苦悶中度過。在我流離失所期間,有一年大年三十,公安人員以為我會回家,夜裏突然竄到我老父母家,查看我在不在家,父母受到很大驚嚇。
五、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零年再次被圖牧吉勞教所迫害
我由於想念父母,怕父母承受不了我再沒音信的痛苦,就用手機給家裏打了電話,因為我家電話長期被監控,我的手機被定位。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上午,被迫流離失所的我在吉林市租住的小平房內,被保康公安及通遼市公安局的警察綁架,當時闖進我租住平房的一公安人員對著另一個人說:定的是不是這個位置?我從吉林市被劫持到保康看守所。在那裏關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被綁架到圖牧吉勞教所,當時保康公安局的警察騙我的父母說,二零零八年到期,就可以回來了,事實上,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才被釋放。
我又一次被送進了圖牧吉勞教所,我走進勞教所的第一句話就是喊:「法輪大法好」。喊完馬上警察們就上來了,勞教所大隊長一把手也來了,告訴我:你再喊,我們有的是辦法處理你。
我被關進圖牧吉勞教所的第二天又被送到勞教所醫院,由於我第一次被非法勞教期間就在醫院被「轉化」迫害過,所以很清楚這裏的情況。在醫院的門口下車時,我拒絕下車,當時一男警察拖拽我至二樓,在此期間,我大聲呼喊「停止迫害法輪功」,開車的司機(臨時工)就用皮鞋猛踢我三腳,最後一腳踢在我的下頜處,當時流了很多血,一個中隊長一直在場,還有兩個女普教。
我被拖到二樓後,這次轉化我的主要推手們來了,我一看還是第一次我在勞教所時迫害我的那些人。我堅定的告訴她們:既然我來了,這次我就是洗刷我的污點來了!之後便是長達一個月的強制「轉化」期。期間我遭受了灌食、罰站(長時間罰站使得腳腫得像饅頭)、搧耳光,徹夜不讓睡覺、人身攻擊等迫害,警察還威脅要把我送到別的監獄。從勞教所裏也下來了很多女警察來「轉化」我,加起來先後有二十餘人參與。由於無人過問我的傷情,我的下頜的傷口沒有及時縫合,下頜處已留下了明顯的疤痕。在我絕食第四天的時候,我精神狀態還很好的情況下被灌食,被幾個人按倒在地,從鼻子裏插管,當時勞教所教導員說,如果繼續絕食管就一直插著。我真切的看到灌食就是變相的折磨,哪裏是為了挽救生命!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期間,我被帶到女子勞教所四樓,同時被單獨帶上去的還有四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我們分別被關在不同的屋子裏。每個法輪功學員有兩個臨時叫來的普教和兩個警察看管,警察都是要承包「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此次我仍受罰站不讓睡覺,搧耳光辱罵等等,只是不讓睡覺和罰站的時間更長,最長的一次連續罰站三十六個小時,兩宿一個白天!那個三十六個小時,我是在一分鐘一分鐘中挨過的。搧耳光是用蒼蠅拍子打的,導致面部脫皮。當時,警察把兩個普教調出去,她倆見沒人了就開始同時打我的臉,當時由於我被迫害得心臟病發作,才沒能繼續毒打下去。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吃午飯時,一中隊尹主管隊長突然要求我出來站隊,她不由分說上前揪住我的頭髮往外拽,並且命令兩個普教把我抬下樓去。我要求與大隊長賈梅談話。由於事情沒解決,我兩天沒吃飯,尹在此間一直挑釁說「有能耐永遠別吃,我就拿你做個實驗,看人不吃飯能頂幾天,我跟賈梅說了你的情況,賈隊長說了,不吃飯給你加期,把你送小號去。」這樣我絕食七天,沒有一個隊長過問情況,隊長們都躲得遠遠的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飯後,仍然要我站隊,並在飯廳一樓處大打出手,猛搧我耳光數十次。並將我抬至二樓,揚言如昏過去用針扎就過來了,在二樓用皮鞋猛踢踹我左腿大腿處三下。在酷刑折磨時,怕我喊嘴裏還被塞進了髒拖布上拽下的布條。幾名惡人還同時按住我,強行剪掉我的頭髮。此次被毒打折磨,造成我雙眼充血,面部紅腫,好幾天才下去,左腿大腿部位大面積青紫,一個月不能翻身睡覺。這次迫害期間,每到吃飯點就開始拖拽我,要麼拖,要麼抬下去。究竟拖抬了幾次,我現在也記不得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被再次單獨關進四樓實施強行「轉化」。這次「轉化」迫害是從九月末開始的,針對被關押在圖牧吉勞教所的所有法輪功學員。每次 「轉化」迫害的前期是以體罰為主,後期「轉化」以干擾邪悟為主,我此次遇到的是後者。圖牧吉勞教所從外地請來了多名猶大(自稱是法輪功學員),還有所謂的專家試圖擾亂我們的正信,由於未能「轉化」我,他們又把我放回所謂的中隊。
我由於長年高壓,精神緊張的生活導致心臟功能非常微弱,勞教所還長年給我配一個又是包夾又是看管我身體情況的人在身邊,好及時向隊長反應我各方面的情況,很長一段時間內我不能快走路,只能小心翼翼地走路,不能聽嘈雜的聲音,不能大聲說話,幾乎喪失勞動能力,洗隨身衣物都是很吃力的事。我嚴重的心臟狀況也是我在那裏一直沒受到電棍迫害的重要原因。當時很多次獄醫給我號脈都是緊鎖眉頭,但不告訴我真實情況,有一次我們一個護士職業的法輪功學員被要求給隊長看血壓,因我正在旁邊站著,她就給我也量了血壓,當時她驚訝的叫了起來:哎呀,高娃,你心跳怎麼這麼微弱呀?!我由於長年不見陽光且每次迫害都是以長時間罰站為主,我的腿突發症狀,從右腿跟部開始行走困難,我雖得過小兒麻痺,但只是右腿略短,行走順暢,屬小兒麻痺症裏最輕的,這種症狀是從二零一零年三月份開始的,延續了很長時間,回家後很長時間都是行走不便。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結束第二次勞教迫害。
這次勞教迫害未能再讓我妥協,我做到了一個法輪功弟子應有的風範,我不僅沒「轉化」,在一次次暴力面前,我也沒配合她們的奴役,未給她們簽任何關於承認勞教迫害的字。我做到了一個法輪功弟子的堅忍和面對暴力仍然保持的善良。也使我更加明白,無論時日長短,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的!
我二零一零年回家的時候,腿不能正常走路,身體極度虛弱。從勞教所出來時,那裏的所有人包括警察,都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說的:你出去還能幹啥呢!意思就是我的身體根本幹不了啥了。那時我的媽媽看著我拖著腿上廁所的背影,我媽心裏想這人就廢了啊。這是後來我煉功康復後媽媽才敢告訴我。
六、二零一零年六月回家工作後騷擾仍不斷
二零一一年八月份,我正在家教學生,也是我回家招的第一批學生,家裏突然來了一批人,有一個還是我認識的在圖牧吉做過轉化的自稱是內蒙古大學的老師,竟竄到中旗來了。說是又要把我弄到轉化班,當時我父母親內心很生氣,說我正在教學生而拒絕他們的無理要求。
二零一二年四月我找工作到保康的萬眾傳媒,剛去第三天,公安局某某人就打去電話問她,高娃是不是去你那了?由於經理當時並不知我情況,嚇夠嗆,以為逃犯去了她那兒。當時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雖感覺經理對我異樣的眼光,但那時我也沒多想。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公安局白哈斯巴根來到我家,探聽我情況,說了一些話走了。但由於十幾年來的驚嚇,只要看到公安局的人,我父母就條件反射的異常害怕,甚至好多天心情穩定不下來。
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當地公安人員突然到我家把我電腦抄走。說是要看看發沒發甚麼貼子。由於我電腦裏存放了真相光盤的內容,還把我父母叫去按了手印,給兩老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傷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下午,公安局給我父親打電話問我情況,我父親一個勁示好,說放心吧,好好的在家呢,放下電話,我父親一宿沒睡好,心臟難受,第二天早晨起床情緒非常低落,那時他做心臟支架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
七、長期沒有身份證,被限制自由
一九九九年我回家以來,長期沒有身份證,身份證被扣押,直到二零一三年一月才要回身份證。期間還出行受限制,二零零零年的時候,我二姨在黑龍江開的飯店,需要人看管,由於我當時被開除沒有工作,所以我母親決定我們一家三口去我二姨那,就在要出發的那天晚上旗裏派人來了,說甚麼不讓我們走出保康,這樣我們就沒去成。我去架瑪吐工作也被人用流氓攆回了家。有一次坐火車去通遼,碰上當時的政法委負責人,看到我出行還非常不悅,並說我沒有許可怎麼離開保康了呢?!
八、十幾年迫害 堅守做好人
十八年前,我是一個特別單純的小女孩,不太愛說話,不諳世事。十六年後的今天,我已是歷經磨難的一個步入中年之人,十八年來,無論在哪個環境中,我都盡我最大所能遵照真善忍的法理為人處事。在我所有工作過的地方我都得到了好的評價,做到了大法師父要求的,無論在哪裏你都得是一個好人才行。
左中旗委工作兩年期間,那裏的人們對我個人的評價是:你太善良了。我流離失所在吉林從事餐飲快餐服務員時,那裏的員工說我:小包,像你這樣的好人真的不多了。我在吉林當保姆照顧一個老太太,後來我因別的原因離開後,老太太再找的幾個保姆都不滿意,老太太看著那些保姆喊我的名字,沒辦法他的兒子還輾轉來找我,想讓我回去。我回保康後在打字社工作一年,老闆每每發自內心的對我說感謝的話。
我在架瑪吐果園務農時,果園的男主人說誰幹活都比不上我實在。我離開萬眾傳媒時,我經理說我是她的貴人,我說師父告訴在哪裏都得是一個好人,經理說:高娃,這一點你做到了,同事都說你是一個幹大事的人。我在被非法關押期間也一直照顧身邊的老人們,幫助遇到困難的人們。
大法使我在魔難中仍然能幫助他人,錘煉了我堅忍不拔的意志。如果沒有大法的威力,我是不會走過這十幾年的迫害的,更做不到在極難的環境中還去幫助別人,溫暖別人。而我所做到的這些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弟子中最普通的,比我做的更好的法輪功弟子還有太多太多。
因一個小人的妒嫉而引起的這場迫害,迫害的是這樣的一群好人時,我們整個社會失去的又是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