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的流離失所和三年的牢獄之災,共五個年頭,我有家不能回。家裏只有相依為命的祖孫三代──年邁的公公、我的丈夫和我那幼小的女兒。
二零零六年,當我離開中共勞教所回到家時,家裏一貧如洗:一個四面透風的西廂房,門口有一個大土堆,房子裏面自從我走後再也沒粉刷過,黑黑的。以前公公住正房自己做飯吃,我們住西廂房,也不知怎的,現在丈夫、孩子都在公公屋裏吃飯,家裏做飯用的只有一口裂縫的破鍋和一把舊勺子,剩下甚麼都沒有了。我的衣服被丈夫用大袋子裝上,趕著毛驢車拉到老哈河岸邊給扔河裏了,幾乎一件也沒有了,只有我從勞教所裏帶回來的那幾件換洗衣服。
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洗被褥,五年沒在家,當然五年沒拆洗過。拆過後,炕上有的是一層厚厚的沙土與一小堆棉花球,棉胎不成型了。
丈夫交給我四千元錢,「這幾年你沒在家,我就積攢了這麼多,你看我們是裝修廂房還是繼續積攢以後蓋大房子?」他問。我毫不猶豫的說:「裝修廂房!」這樣我們總算給四面透風的廂房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屋內也粉刷一新。
只要有地方能打工,我就去打工掙錢,這是我講真相的好時機,走到哪裏講到哪裏,大法弟子要做的每件事都不能放鬆。面對這樣的環境,我沒有被嚇倒,每天都快快樂樂的,也鼓勵灰心喪氣的丈夫振作起來,到外面找活乾。家裏的環境漸漸的有了好轉。二零零六年回來到二零零七年一年我們就有了存款,而且零七年初冬我們又有了兒子。
說起這個孩子也是個奇蹟。我在馬三家教養院這個黑窩裏被迫害的三年中,我一直是來例假不止而且有過多次血漏,即便這樣也沒逃過惡警的迫害──他們把我的頭用號服(犯人穿的衣服)罩上,嘴用擦地的兩塊抹布堵上,從四樓往下拖,每拖一步,男獄警就踢我一腳,從四樓拖到一樓,再從一樓拖到四樓,然後關進小號。直到出現生命危險他們才把我放回監室去。二零零五年獄警把我拉到醫院檢查,我的血色素為一克,其中一位醫生拍著我的肩膀對另一位醫生說:「唉!這位來例假兩年不止,創了世界記錄!」
即使這樣回到勞教所仍遭各種酷刑折磨,有時被吊在第二層床欄杆上進行毆打,更甚是群毆,最多時十多個警察一起打,其中一個惡狠狠的踢我的下身兩腳,導致我疼痛難忍呼吸困難。這種毆打不止一次。
回到家中,我通過學法煉功,沒幾天例假就正常了,身體恢復健康。我沒到醫院檢查過身體,和丈夫商量好了不再要孩子了。儘管仍然遭到當地派出所的騷擾,但他們無法阻止我學法煉功。
就在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一張長方形小桌子,兩邊各坐一個一週歲的小男孩,一個戴著帽子瘦瘦的,臉黑黑的,另一個白白胖胖的。哪個是我的孩子呢?我看著白白胖胖的孩子想:對!就是他,我就把這個孩子抱了起來。第二天我又做了相同的夢,一模一樣。這明顯是師父點化我,難道是……,果然,到醫院檢查結果是懷孕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我們的寶寶出生了,真的是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小子。孩子一週歲左右是最漂亮的時候,那時我經常帶著孩子出去講真相。遇到的人都說:「你兒子真漂亮!」「你兒子真帥!」「因為你善良才有這麼好的孩子。」我就告訴大家這是因為我修了大法才得到的。有一次送神韻光盤碰到一個老太太:「你是那個大眼睛小男孩的媽媽嗎?」她問,我樂呵呵的說:「是!我是!」「那我就要!」老太太高興的接過去光盤。
真是雙喜臨門,隨著兒子的出生,丈夫學會了木工,每年收入都很可觀。我雖不能打工去了,就自己在家種豆角,多則二畝地,少則一畝地。農家都知道這是兩個人的活,可是我一人就幹了,還帶著一個年幼的孩子。摘豆角的時候,袋子裏裝著六、七十斤的豆角,有時我一人提起來扛上就走。前幾年我用摩托車運,一次拉一百七、八十斤是常有的事,就連丈夫也拉不了那麼多。有幾回被當地騷擾我的警察看見了,他很驚訝,以至後來還偷偷的保護我。
這樣,到二零一三年我家用了十六萬元蓋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平房。房子的裝修與設備與城裏沒甚麼兩樣,我村裏的人三一幫倆一夥的到我家來參觀,他們都很羨慕。鄰居感慨的說:「你知道嗎?是因為你修煉了法輪功,你才有今天,你不修法輪功你不會有今天的。」
是啊!九九年春得法的我,修煉十八年了,大法遭迫害也十八年了,江惡首叫囂:對法輪功學員要「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可是他們一樣也沒做到。因為我有慈悲偉大的師父時時呵護,有偉大的法時時指導我如何走正腳下的路。
寫到這裏我淚水漣漣,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對師父的敬重與感恩,大法與大法弟子雖然遭受史無前例的迫害,但有師在、有法在我們依然快樂無比,朋友和同學都說我比同齡人年輕漂亮,健康陽光。
現在女兒上大學了,兒子上小學三年級,世人對大法的態度由原來的謾罵、譏笑、蔑視變為接受、理解、甚至是支持,只要是大法的資料都搶著要。世人的變化就是每一個大法弟子努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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