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當時,無論城市、鄉村,在公園、綠地等場所隨時隨處都可看到法輪功修煉者的身影,集體晨煉成為當時一道獨特靚麗的風景。那時每天都有不少新人走入大法修煉行列。就我們家而言,我和母親,兩個姐姐相繼步入大法。
有一天,母親和村裏的幾個同修正在屋子裏煉功呢,父親在院子裏幹活,不經意一回頭,看見屋裏西牆上有一個大火球,紅彤彤的著火。父親嚇了一跳,扔下工具便往屋裏跑,而屋裏人仍然靜靜的在煉功,牆上沒有著火。父親有點納悶,默默地退了出來。當時西牆上掛著大法師父的法像和法輪圖。當時沒修煉的父親當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父親患有痔瘡,幹活累了或者走路時間長了就不好受,而在母親和兒女們修煉後,父親的痔瘡症從沒有再犯過。一人煉功,家人受益的道理在父親身上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印證。
九十年代,我在瀋陽念書時就染上了吸煙、喝酒,畢業參加工作後,又趕潮流跟同事們學會了打麻將、「鬥雞」。修煉大法之後,我用大法的標準約束自己,很輕鬆的就摒棄了這些壞毛病,工作中兢兢業業,認真負責。
我當時是騎著百號鈴木金城摩托上班的,即使偶爾回家晚了,父母也不像以前那樣擔心了,父親覺的我學了法輪功後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時間風雲突變,小丑江魔出於一己之私,喪心病狂的發動對法輪大法的迫害。經歷過文革迫害的父親對於眼前的邪惡陣勢心生餘悸,當年因為帶領家人搞編織手工業,父親就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強迫到大隊的學習班接受洗腦。
在我遭受拘留、勞教迫害期間,老父親曾經多次前來看望,老淚縱橫的勸我放棄修煉、好挽回家庭和工作。我堅定大法,義無反顧,父親心灰意冷,氣急敗壞的打我的耳光。後來,我被非法判刑四年,父親一次沒有來看過我。父親這樣說的:「不是我找不著監獄,是我太傷心了。」在那些日子裏,父親上街走路靠邊,不敢與熟人多說話,怕笑話。
我的哥哥患上了尿毒症,一九九六年在錦州市二零五醫院換的腎(腎源三萬元),二零零四年在北京一家醫院又換了一次腎(腎源五萬元),父親問過醫生腎源是哪的,醫生不叫打聽。我從監獄回來後聽說了這件事,我告訴父親那一定是法輪功學員的腎臟器官被中共給活摘了,父親聽著不作聲,好像心裏在反思。
在十多年的腥風血雨中,作為一個父親,耳聞目睹自己的兩個兒子:一個修心向善卻歷經公檢法的邪惡迫害;一個病魔纏身而需要他常年辛勞奔走於醫院之間,其中的酸鹹苦辣、煩惱憂愁,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啊!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母親和哥哥相繼離世,父親變的憂愁傷感,我開始負責父親的起居生活。為了讓父親早日明白真相,我經常讓父親看真相資料,又請來同修安裝上了新唐人電視。
父親非常愛看新唐人電視節目。父親耳朵背,常常自己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椅子上收看。每當看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場景,聽起《九評共產黨》的片尾曲時,父親就是止不住的流淚。
現在,面對到家裏來串門的人,父親都會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好」,我兒子的路走對了,這些年是我錯怪他了。一次,我帶著父親去理髮,老闆熟識我,想了解父親的思想狀態。父親當著眾人的面說:法輪大法好啊,快要晴天了。眾人聽後都樂了。
八十多歲的老人走上修煉路,您說晚還是不晚呢?其實,古人有句話:朝聞道,夕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