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的時候是自動撥打,用語音播放,雖然也能勸退一些人,但是比例很小。後來聽說外地同修做手機對打,我覺的這個很好,挺適合我做,也想做。師父看我有這個願望,就給安排同修B幫我。
同修B離我家挺遠,她也很少接觸別人,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午一個人開車出去對講,下午工作。我和她接觸後,我就每天早上七點坐一個小時的公交去她家,先學一講法,發完正念後,我們就出去對講。我先聽她講,她講了幾個後就讓我講。我說不行呀,她說都有這個過程,不要緊張,你心裏想著是來救他的就行了。於是我撥通了電話,緊張的手心直出汗,電話通了,可是我由於太緊張,準備的詞都忘了,不知道說啥了,語無倫次的說了幾句,對方就把電話掛掉了。我調整了一下狀態,鼓起勇氣接著打,有的地方就照著稿念,這樣一點點的敢說話了,狀態也慢慢好了。
對打的過程中也是修心的過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都考驗你的心性,看你動不動心,要去你甚麼心。遇到問題,同修B與我交流,告訴我該怎樣對答,有時在旁邊提醒我怎麼說,我倆互相配合,互相鼓勵。
有一次我在電話這端講,那個接電話的人靜靜的聽著,也認同我的觀點,聊了挺長時間,我正起勁的講給他起個甚麼化名時,他突然間就把電話掛了,我馬上說:哎呀討厭,聊到快要退了,他卻把電話掛了。B同修嚴肅的對我說,你怎麼能說你的眾生討厭呢?他是你要救度的生命,不管他是甚麼態度,你都不能說他討厭,你應該惋惜這個生命,而不是去討厭他。B同修的一席話,說的我無地自容。是呀,我不是慈悲的去救度,而是為了勸退而勸退,求數量,沒有慈悲為他的心,效果又怎能好呢,要擺正基點才能做好這件事。所以在以後的對打中,我時刻注意自己的心態,用溫和的語氣,積極的態度和對方交流,不管遇到甚麼樣的人,罵人的、諷刺的、挖苦的、感謝的,我都儘量不動心,就用最大的慈悲去對他。
就這樣堅持講,突然有一天,講著講著,我發現我的慈悲心出來了,那種因為我沒做好,不能把你救了,那種對生命的惋惜,使我落淚。我接著又撥通了一個電話,是位女士接的,剛開始她像耍戲一樣的與我對話,並不相信我說的,可是我沒被她帶動,我一直是慈悲的跟她說著,語氣平和,堅定。她感受到了我的善,馬上態度就變了,她一直說謝謝我對她的關心,可是她因為不太相信這是真的,並沒有三退,說需要再了解一下。但她一直在感謝我,謝謝我能告訴她這樣的事情。師父說:「如果你真的發自善心,沒有任何個人的觀念摻在裏面,你講出的話真的會感動人。」[1]在這裏也真誠的謝謝同修對我的幫助和鼓勵。
後來由於其它原因,我們分開了,手機對講的事也就先放下了。
由於我先生常年在外跑運輸,這幾年效益不太好,有一階段沒雇司機,就讓我跟他一起跑運輸。跑運輸開車又累又辛苦,車又大又長,我也開不了,就是跟他做個伴。我就想在車上打電話對講,可是還有障礙,怕先生反對,又怕他不理解,再說三道四的,就沒敢做。先生雖然不反對大法,也知道大法好,可是我做證實法的事從來沒告訴過他,我雖然不迴避這事,卻也從來不主動告訴他。
可是跟車時間長了,覺的不做對打太浪費時間和機會了,就決定必須得做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這事我說了算,這一念就定這了。當我這樣一想,跟他說的時候,他卻輕鬆的答應了。我很高興。可是由於前階段一直沒有做,我又覺的生疏了,感覺不會講了,不知道從哪下口,又當著常人(我先生)的面,講不好該讓他笑話了,就又很矛盾。我就向內找我自己,是愛面子的心,不讓人說的心,自私的心,總把自己的困難擺在前面,沒有把法放在第一位,太自我了、求安逸、找藉口、找理由,不在乎眾生的死活,那不和舊勢力一樣了嗎?不行,發正念解體這些不好的物質,我還非得過了這一關。
先生還真是給我提高心性的,我一開口講,他就給我挑毛病,不是這麼說不對,就是那麼說不行,越怕他說我他越說我,搞得我在他面前很打怵。後來我一想,不就是愛面子怕人說嗎?面子有甚麼用,如果能把人救了,比面子不知珍貴多少倍呢。你說我不對,我就按你說的改,這塊不好就改這,那塊不對就改那,只要能讓聽者接受,就按你說的辦,因為畢竟面對常人,他站在常人能理解的角度還是比較好的。這樣,在和先生的磨合中,總結了一套講真相的內容,在應用中效果還不錯,其實有些話也是師父借先生的口點悟我。
在生活中,先生也經常給我提高心性,哪方面有心,他就表現出哪方面給我看,有時也守不住心性跟他吵,可是師父說「對的是他 錯的是我 爭甚麼」[2]。為了讓我們提高,他表現的一切不都是為了成就我們嗎?還有甚麼理由怨恨人家呢,應該感謝人家才對呀!
修煉十一年了,雖然在修煉的路上不太精進,跟做的好的同修比差的很遠,法理認識的比較膚淺,可是我堅修大法的心卻不會改變,我會聽師父的話,在有限的時間裏多學法,多救人,助師正法,跟師父回家!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新加坡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三》〈誰是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