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圈內的知識份子、官員明真相「三退」
艾玲是我大學同學，現在是教授、大學校長，平素我們聯繫不多。一次聚會，談天說地，聊養生保健，我把話題引到修煉上，順勢勸她「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艾玲有些遲疑，我說：神佛不是實證科學能證實或證偽的，萬一是真的呢？艾玲笑著說：真善忍的理念非常好。遂用自己的網名做了「三退」。
畢陽、席萍夫婦，一個是省裏廳級部門主管，一個是某研究所的教授。某假日，夫婦雙雙來訪。閒聊時，我說了自己修大法祛病健身的體會，談到「莫須有」罪名下的迫害，他倆認同真善忍，說他們的熟人中原來很多人煉法輪功。說到「三退」，席萍說：給我們退了吧，畢陽笑著說：好、好。
狄剛是某地級市人事局副局長。有一天，我去一個兩、三年沒去過的大型超市買東西，一出門就碰上狄剛了。他知道我一直在煉法輪功，我就跟他講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說：行，你幫我退了吧。狄剛很有意思，他公開勸一位我也認識的經濟學副教授：快退出你加入的中共吧。一次在酒桌上，狄剛舉杯說：祝賀某某退黨，群眾隊伍更純潔了。
易鈞是某單位的黨委書記。因為他是個為人謹慎、作風清明、少有的好人，我很怕清算邪黨時株連到他，幾次跟他講真相、勸三退，他都不同意，說他的身份不允許。後來我做了一個很清晰的夢：我正從一個黑沉沉的巨大院落裏往外走，院外熹微。快到大門口了，卻有許多人往裏走，其中有易鈞。還遇到一男子扶著一個四十多歲的盲婦往裏走。這盲婦胖頭腫臉，右小腿上燃著一尺多長的火燄，她卻無知無覺。夢裏有聲音說：「這就是行屍走肉。」我再遇到易鈞，把這個夢講給他再次勸他三退，他沉思一會說：好吧。說完他竟如釋重負。以後再見面，感覺易鈞的精神面貌前所未有的好。
傅明是我丈夫的好友，某地級市政協常委，一處級部門副局長。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開始迫害大法後，我也受到迫害，他通過公安局的朋友做了不少營救我的事。我借托他辦事的機會，跟他講真相。他對大法弟子的遭遇很是同情，說原本是國家提倡的全民健身運動，沒想到共產黨說變臉就變臉，一下坑了這麼多人。他說：嫂子，你給我退了吧，退的人越多越好，給共產黨個眼罩戴。
葛耘是我的學生，本科畢業十幾年後，他已是博士、副教授、某大學的一個學院的副院長了。我跟他講真相、勸「三退」，他爽快的說：「行！」我倆道別後，沒走出五步，他又回頭叫我：「老師，我剛答應的事再放一放吧，我再想一想。」我嘴上說「好吧」，心裏有遺憾，機緣不知何時再有。兩年後的一個春天，我在一家銀行與葛耘不期而遇。打了招呼，各自辦事。等我辦完事，葛耘已經走了。我很後悔不該先辦私事。沒想到回家路上又遇到他了！我趕緊叫住他問：我兩年前跟你說的事想好了嗎？他說他這兩年也關注了一下這個問題，看了一些東西，最後他說：「您幫我退了吧。」
何峻是經濟學教授，碩士導師。何峻上大學之前，務過農、當過兵、做過工，恢復高考後才上的大學。他來自社會底層，有憂國憂民情緒，深恨腐敗，參與「六四」較深，被停職兩年，留黨察看。二零零五年，何峻去香港旅遊回來問我：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人類這場試驗，誰贏了？我說：結論不言而喻。何峻說他在香港到哪都看的見法輪大法真相展板，他為法輪大法弟子的堅持而折服。我找個機會給他做了「三退」。他說：中國靠共產黨是不行了，就不知能不能指上你們了。我說：法輪功不參與政治，但一定能給人類帶來福祉。後來何峻去台灣旅遊，還特意帶回《大紀元時報》給我看。
紀蘭是某三甲醫院副院長，某某民主黨派本市負責人。我丈夫患病時在紀蘭工作的醫院住過十幾天院。紀蘭說她搞臨床二十多年，沒見過像我這麼耐心的患者家屬。我告訴她：我煉法輪功，修真善忍，與人為善，何況家人。她很驚訝：法輪功的人這麼好哇！我給她講真相、勸三退，她以自己修佛教婉拒。大約過了一年左右，我在一個婚禮上遇到她，我知她女兒在韓國留學，她曾去探望兩次。我問她在韓國見過法輪功嗎？她女兒跟她談起過嗎？她點頭。我說法輪功都傳到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了，唯有中共迫害。你退出它吧。這次她答應了。
柯誠是我丈夫的朋友，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也曾是市人大常委，退休後被外地醫院聘走了。我一直想勸柯誠三退，苦於沒機會。一天我乘火車出門，在候車室剛坐下，一抬頭正看見對面坐著柯誠！我們寒暄一番，柯誠早知我煉法輪功，認可真善忍。我告訴他，天象示警老天要清算中共，希望他退出邪黨組織，別被牽連了。沒說幾句，他就答應了。
劉琴、梅濤夫婦是我的親戚。梅濤是某市副市長。我給劉琴講真相、勸三退，過程很順利。但對梅濤卻幾次也說不通，他總是說：好你就在家煉，各信各的。隨著時間推移，我越活越精神，劉琴的身體、心態卻越來越差，劉琴還比我小兩歲呢。梅濤看在眼裏，想來想去，決定讓妻子跟我學煉功，並讓妻子打電話給我幫他退出邪黨團隊。梅濤是眼見為實的人。
倪山、歐陽夫妻原是我的鄰居，他們是傑出的年輕學者──博士、教授，調到南方一知名大學好幾年了。一天，我去市裏某區辦事，正等車呢，碰到這對夫妻及他倆的姪子，也去某區，我們四人便拼車同行了。倪山覺的我這個六十多歲的人面色、精神狀態比他四十多歲的妻子好多了，問我怎麼保養的，我告訴他們：我煉法輪功二十多年了，修真善忍，心平氣和，就一個不生氣，少得多少病啊？我講法輪功祛病確有奇效，離開真善忍，世上沒好人，講中共的迫害違法，講天象變化，最後很順利的給他們三人、還有司機做了「三退」。
彭元是我的晚輩親戚，某銀行行長。我給他的妻子講真相，做了三退。但他妻子很嚴肅的跟我說不能給彭元退，怕誤了彭元前程。我想這事也就隨緣，不能強為。第二年，一天我要去彭元家，說好了彭元妻子開車去車站接我，沒想到彭元妻子臨出門突然內急，拉肚子，一次又一次，只好讓彭元接站。在車上，我三言兩語就幫彭元退出了邪惡組織。原來彭元的媽媽信神，對彭元影響很大。我告訴彭元，他妻子不讓我跟他說這個事，但我覺的事關重大，不能不說，彭元表示沒關係，能夠理解，並說一個政府怎麼能不提倡真善忍呢？
齊川是我朋友，某公安局副局長，他也知道我一直煉法輪功。一日，齊川來我家做客，我找個機會跟他說：這麼多年你也沒少看法輪功資料，你心裏一定明白這是個冤案。中共這麼禍害人會被神佛清算的，你別被它連累了，化名退出來吧。齊川告訴我，上一年他去俄羅斯旅遊，當地大法弟子給他們講真相，同行的人都三退了。我聽了非常高興，國外大法弟子做的多好。
任偉是我的親戚，一九九九年任某派出所所長，轄區有七十四名大法弟子，他壓力很大。為了解法輪功，讀《轉法輪》，讀到一百五十多頁，不敢讀了。我問為甚麼？他說再看他就信了。我說：信了多好。他說：像你似的，門不能出，班不能上。我當時被停職反省，離開本市須報派出所。我對任偉說：那也不賴法輪功啊。任偉說：共產黨嘴大，沒辦法。有一次，任偉跟我抱怨：你們法輪功還修真呢，說話最不算數，抓進去打，就說不煉了，不上訪了。放出去還煉、還上訪。我問：你們不抓不打，會有人說不煉嗎？他說：不會，這些人信的可誠心了。我問：怎麼看的出真不煉還是假不煉？他說：很容易，煙、酒、嫖、賭一樣不沾，就得看著；這四樣犯一樣，就跟黨中央保持一致了。我問：那你說誰是邪的？任偉說：你有理，架不住它有權啊。我勸他做了三退。以後他再見到我，第一句話常常是「法輪大法好。李老師好。」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心的還是哄我。後來他升職了，管其它事項了。一年冬天，他開車送我去車站，車後備箱上貼著「法輪大法好」的粘貼，一邊翹起來了，任偉搓熱手捂了好一會粘牢了。路上被交警攔下，撕下粘貼給他看，任偉說：「哦，法輪大法好哇！」看來任偉是真心的。
宋海是我的同事，博士，副教授。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他煉過一段時間法輪功，後來迫於壓力轉向佛教了。他有重道之心，人很樸實、本份，膽子小，因為他家庭出身是地主富農，歷次政治運動，他家老是挨整，被整怕了。一九九九年底，我去北京為師父、為大法討清白，臨行前，我把評卷事項委託給宋海了。當學校要以停職處分我時，找宋海核實情況，宋海害怕了，說沒有委託他那回事，我被動了。由於我是按教學進度計劃，完成教學工作後、出完考試題、寫好答案、評分標準，才請事假走的，沒耽誤工作，並且高校教師不坐班，沒法確定我「曠職」天數，邪惡無空子可鑽，所謂處分不了了之。幾年後，宋海就這件事跟我道歉，當時我也沒有怪他。在那麼恐怖的氛圍裏，他害怕了很正常，是我考慮不周全，讓他擔驚受怕，又承受不仗義、不誠實、對不起我的愧疚。我跟他回顧修大法時的美好，揭穿「自焚」偽案，人權災難。他選擇了退出邪黨團隊。
唐君，教授，年輕的博士導師，我們私交很深，我還沒深說呢，唐君就說：我信你，幫我退了吧。
韋笛，博士，副教授。一次路遇，我跟韋笛講真相、勸「三退」，他同意了，還說：快把我媳婦也退了吧，她是黨員呢，這兩年她老想上單位退黨，我怕惹麻煩，沒讓她去。韋笛的妻子也是博士、副教授。我跟他說：回家得跟你妻子說一聲，她同意才行。韋笛說：沒問題。
楊霄，我丈夫。他以前看過《轉法輪》，說：好，嚴謹，自成體系。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後，他不讓我煉了。怪我當時法理不清，沒耐心的跟他講清真相，對他的處境、難處也缺理解、體諒，兩人關係一直緊張。後來他生了重病，我以修煉人的慈悲，像母親照顧孩子一樣，不辭辛苦，不怨不煩的照顧他，終於感動了他。他說我比他娘對他還好。我抓住機會跟他講真相，他終於做了正確選擇：發表嚴正聲明，退出邪黨組織。認為江澤民們沒事找事，瞎折騰，誤國誤民。
講真相中，跟好多人的相遇、相逢，看似偶然，其實都是師父的巧妙安排，是師父把該救的人帶到我身邊來了。而跟知識份子講真相，也沒有我以為的那麼難。一邊是法輪大法，一邊是中共江澤民們，誰正誰邪，誰好誰孬，這場迫害的是是非非，知識份子哪個不心知肚明？只是迫於邪黨淫威不敢表態而已。
（註﹕文內人名均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