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坐在法庭旁聽席上到站在法庭上
從法律上給迫害者講真相
我的法律啟蒙從很小就開始了。父母都是高級知識份子，而父親本身就是教授憲法的。當別的孩子還不知道甚麼是「權利與義務」時，我已經能講出憲法是上位法，而其它法律都屬於下位法的概念了。
二零零四年，母親將自己之前被非法拘留和勞教的情況以公開信的形式寄給北京的「兩高」（即全國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希望借由兩高開展的清查瀆職侵犯人權五類案件的活動講清真相，並震懾迫害法輪功的惡人。但是這卻成了母親再一次被綁架的所謂「證據」。
母親被綁架後，我先和其他家人同修一起找了綁架母親的國保大隊，也找了母親的單位，告訴他們對母親的綁架和拘留非法，使邪惡的氣燄減弱了許多。而後父親根據他的法律專業知識，給我們寫了一份關於母親被非法拘留的申訴意見，當我看完這份申訴意見後非常激動，這份申訴從法律的角度非常完整、準確的講明了母親寫信給兩高的合法以及綁架她的違法，以及甚麼樣的情況才能夠對公民進行刑事拘留。在當時中共邪黨假借法律瘋狂迫害大法弟子的情況下，父親的這份申訴意見能讓人真正明白法輪功學員的行為沒有違法，而打著法律旗號的公檢法不懂法律，綁架母親是百分之百違法的。
我和家人同修迫不及待的將這份申訴送到各級公安、檢察院，希望能讓更多的人都能看到，並認識到是誰在違法。我們也在公安局、公安廳的上訪日去上訪並交了申訴，也去人大常委會上訪，交申訴。過程中有過驚心動魄的正邪大戰，在此不做贅述。
一路走下來，非常的豪邁。就是這個詞──豪邁，我想，人間的法律制定不是給邪黨迫害大法弟子用的，法律就是為了維護公平和正義，這條路，就得大法弟子走出來。
去區檢察院時，我們把申訴材料和母親寫的公開信交給一個檢察長，她一看標題就說：「又是錯拘（拘留錯了），他們（國保）就是幹這種事兒！」
到區人大常委會（已不記的是哪個科了），接待的人看了我們的材料，沒吱聲，給我們倒水，說：「老百姓辦點事不容易，歇會兒，歇會兒！」並輕輕的說了句：「勸勸你媽媽！」後來聽我們講了真相，就啥也不說了，只讓我們保重。
到市檢察院時，剛一進辦公室，坐著的人朝我們笑著說：「你們的材料人家剛剛送來，還在桌上呢！」
在市人大常委會，接待信訪的人是個很和善的人，靜靜聽我們說完了情況，我還講了這些年大法弟子遭受的不公。那人明顯動容了，聽完後認真做了記錄，並讓我們看看他的記錄是不是我們要反映的。幾天後通知我去拿回執，也就是對我反映問題所作的處理結果，我一看，轉到市委「六一零」辦公室去了。這些人善意的表現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覺的人都有那麼一份善心，生命最純真的東西，是任何打壓、謊言磨滅不了的。
因為我們走的堂堂正正，都是通過正常途徑反映問題，而且找的部門也多，邪惡卻怕了，就通過父親單位的領導打電話給父親，讓他「管管」我，叫我別再找有關機構了。父親接到電話時，我聽他在電話這頭義憤填膺的說：「我們都是搞法律的，這是人家的權利！那個是她媽媽啊！」他對於這樣凌駕於法律之外的做法異常反感。那時我正在上大學，邪惡也通過學校給我施壓。
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去公安局大樓找有關人員談母親被非法拘留的事。到中午了，公安局、「六一零」的人竟打電話叫我學院的書記開著車來接我回校上課，後來又叫我去辦公室談心。我也都把這作為講真相的機會。從中可以看出，大法弟子的路走正了，邪惡是怕的，就用這些見不得人的方法來干擾你。那時候邪惡對我施加的壓力真的很大。
雖然母親沒能在刑事拘留期間回家，但是曾經揚言要把母親判刑、要開除她公職的叫囂沒有了，但最後她還是被勞教了。母親的工作一直保留著。
願與同修比鄰而坐
二零一二年，我地的幾位同修在外地被綁架。同修們都在商量著如何營救他們。但是對於去當地找國保大隊要人，卻有些畏難。那時我在工作單位剛剛被提拔，很執著自己的得失，所以沒有打算和母親與被綁架同修的家屬去當地國保大隊要人。在母親他們要去的頭一晚，家裏來了很多同修，大家的心情都很複雜。第二天一早，母親去了，我心裏七上八下，擔心母親的安全。沒想到此時派出所片警打來電話非要母親接聽，問母親在不在家。我思前想後，心一橫，決定去找被綁架同修的女兒，和她一起去當地國保大隊要人。可是聯繫上後，才知道母親他們差不多都要回來了。
母親回來前家裏就來了好多同修，大家關心母親，也關心事情的進展。母親回來後告訴大家當地國保沒有那麼邪惡，他們把該說的都說了，材料都給他們看了。
這次同修一被抓，大家就幫助迅速整理好了申訴，也都紛紛聯繫請律師。這次幾位同修和家屬去找那裏的國保大隊，使那裏的邪惡氣燄一下子滅了很多，大家都有了積極營救的信心。之後同修們請律師、聯繫家屬、去看守所送東西等等，配合的都非常好。
到開庭已是下半年了。去不去旁聽加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生與死的考驗。父親曾百般叮嚀，在家怎麼煉都行，千萬別出去做這些事，因為我有工作，有單位。
有一天天都黑了，被綁架同修的家屬和另一個同修來到我家樓下，告訴我們開庭的時間是第二天早上九點，地點在當地法院。母親二話沒說，就答應去。我心裏很矛盾，覺的母親把話說絕了，這下退路都沒了。當他們問我們怎麼去時，我就說我開車吧。
第二天我開車載著母親到了當地法院。一進法院的大門，看到裏面全是特警、便衣，我和母親剛到沒多久，又開來一輛特警車，全副武裝的警察下車嚴陣以待。我的怕心上來了，不知會發生甚麼。就在這時，法院的車載著三位被非法開庭的同修來了。我從車窗看到了坐在車裏的同修，就在那一瞬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同修是多麼了不起啊，承受著如此大的魔難，還在堅持，沒有倒下。我心裏發出了一個聲音：今天我就算是丟了工作也值得。
法庭不讓我們進，我們只能在庭外守候。有便衣拿手機給我們錄像、拍照。這時我單位領導給我打電話，讓我趕快回去上班。我跟他說：「我現在回不來，下午再說吧！」那時我已經放下自我，覺的我今生能和我的同修比鄰而坐，不能站在他們身邊，即使站在法庭外面我也要守到最後。就這樣，一直等到開庭結束。
被迫害的同修從裏面出來，兩排特警把路堵的嚴嚴實實，同修直接就被拉上車，我也顧不得了，朝著一個同修就喊，她沒回頭，但另一個同修轉向我，看著我微笑。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個笑容。
多年後我們再重逢，我喊她沒答應的那個同修說：「你喊我我聽見了，可是我當時沒敢回頭。後來我想，我怎麼不回頭答應你一聲呢！」無論如何，她聽到了我的聲音，也一定感到了還有很多同修在加持她。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當我回到單位上班時，領導只說了一句：「回來就好了，回來就好了！」還讓我回家好好休息。
二零一三年，有一家三口同修和一對夫妻同修兩件案子在市法院同一天開庭。一個案子完成接著進行另一個。邪惡想匆匆了事，卻遠遠低估了同修們正念的力量。
在此前，同修們也都分別幫助請了律師，聯繫了家屬，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一大早，中院的大廳裏幾乎全是同修，大家都拿著身份證，要進法庭旁聽。這時首先開庭的那家家屬先進了，警察卻不讓同修進。之後針對夫妻同修開庭的這家的家屬進去了，我就拿著我的身份證跟著到了入口處，過了安檢門，檢查身份證的人看了我的身份證，又遞還給我，甚麼也沒說，我就這樣進了法院，後面的同修都被攔在外面。我想一定是師父加持我，我才能這樣「自然」的進來的。
後來聽母親說，在外面的同修受到的干擾很大，各個區的國保大隊的警察都來了不少，對同修們轟的轟，趕的趕，連嚇唬帶威脅。但同修們一直在那堅持著。
對一家三口同修開完庭已是下午五點了，因為同修正念很足，法官根本招架不住。
快到對夫妻倆開庭時，又檢查了一遍身份證，這次看的很仔細，男同修的母親對我說：「你就是他妹妹！」那天他妹妹剛好沒來。檢查身份證時，法警懷疑我，因我和這個被開庭的男同修不是一個姓，這時他母親機智的回答：「她跟我姓！」師父真的安排的太巧妙了，我恰好和男同修的母親同姓。法警「哦」了一聲，把身份證還給了我。
我們坐在法庭外的椅子上，這時來了幾個類似法官或協管的人，坐在我們旁邊，我們就給他們講了真相，後來到開庭時，我老遠對著男同修做了幾個「妹妹，妹妹！」的口型，他明白的朝我點了點頭。因為每進去一個家屬，法官都要問：「這是你的甚麼人？」答錯就會被趕出來。可是當我要進法庭時，卻從法庭裏出來了幾個穿便衣的男人，攔著我並對我說：「不能進，不能進！」態度雖然不惡劣，但是我卻被堵在了最後這一關上。男同修的父母進去了。過了半個小時左右，休庭了，說時間晚了，擇日再審。
我想，是不是我起了歡喜心，心態不純了，才會被堵住。修煉真的是很嚴肅，到最後一秒都不能掉以輕心。
我自己站在了法庭上
也許是我自己的一念促成了我之後的經歷。在營救一位外地被綁架同修的過程中，我地同修、當地同修、同修的家屬、律師，可以說是所有的環節都非常好，正念很強，相互配合，震懾邪惡的力度很大。到同修開庭頭天，我們驅車幾百公里到了當地。住在同修家裏，大家一齊發正念、交流，信心十足。
第二天，只要是帶身份證的同修，登記之後都能進法庭旁聽，沒有任何阻力，我們都感到正的力量佔了上風。可是開庭後，同修本人的表現卻不太好，幾乎都不敢提」法輪功」三個字，使得倆律師也受到影響未能發揮出水平。我當時覺的學員不爭氣，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動了一念：「要是我，一定不會這樣！」
之後，我和母親同時被綁架。在看守所裏，我想，我以前總是幫助別人寫申訴，這一次，我要給我自己寫了。原來我所做的一切，看似是為別人，其實都是為我自己。在拿到起訴書後，我就開始著手寫法庭的答辯狀。寫了好多頁，我修煉這麼多年，這算不算是我的一份答卷呢？記得那時也沒有甚麼參考資料，但我文思泉湧，經常做夢夢見考大學、或者是考試，我都覺的題目太簡單，都能答對。醒來後，知道是師父對我的鼓勵，沒有甚麼難的，再難也能做好。
第一次開庭是秘密開庭，突然把我和母親拉到法院。法院裏空空如也，只有國保大隊的人坐在旁聽席上。我們拒絕了指派的援助律師為我們辯護，所以幾分鐘就休庭了。
回來第三天，通知我與律師會見。見到律師，我才知道我和母親剛被綁架，家人和其他同修就幫我們請了律師。是國保大隊和看守所勾結，非法剝奪了我們的律師的會見權。
這麼多年，我深深的體會到：同修被綁架，外面的同修也真不容易。所以當我被抓後，我沒有想要同修們如何來營救我。我很自信，我覺的我可以為我自己辯護，不一定需要請律師。但是同修們的真心讓我非常感動。見到律師更增強了我的正念，我相信我不會讓師父失望。
開庭那天，我從看守所的監室出來，正碰上主管的警察，她看了我寫的答辯狀，嚇的趕快還給我，我想可能因為我最後寫了「天滅中共」。她的這一舉動使我的心有了些波動。
到了法庭，我在後台坐著，突然莫名的全身抖起來了，還抖的很厲害。我忽然感覺我甚麼都不敢說了。我能看到庭下坐滿了人，攝像機在高處拍攝著，電視機在直播（後來聽說還有分會場在看直播）。就在我覺的「我難道就這麼完了嗎」的時候，突然聽到我的母親鏗鏘有力的聲音，這聲音彷彿來自大穹深處：「正告中國現當權者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就是這一句話，震的我一下子就強大起來了，身體立即恢復了正常，馬上很清醒的知道我是誰，我來幹甚麼了。定下神來，才知道，原來法官是問了母親的基本情況，然後問了家裏的真相資料是甚麼，母親才有了上面的回答。
接著我被叫上了法庭，我眼睛的餘光看見了我的同修們，他們的眼神充滿了期待，充滿了信任。這時我已完全沒有了怕不怕的概念，感覺聚光燈都在照著我，我內心能夠清楚的知道，不止台上台下坐滿了人，滿天神佛都在看著我，還有我最慈悲的師父，這個舞台為我搭建，多少機緣促成，我今天能站在這裏。
那天我的母親、我，我們的律師都配合得很好，從方方面面揭露邪惡，講清真相，庭審一直持續到下午三點多。結束前，要做最後陳述的時候，我心裏又開始波動了，生與死的考驗又來了：我到底要不要說「天滅中共，退黨保平安？」一個聲音說：「要說！這一刻，值千金，值萬金，此生你都不可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了，這個舞台是多少機緣促成才有的，就連你自己為了能站在這，都吃了多少苦啊！」另一個聲音說：「不能說！說大法好就行了，別提中共，別提三退，邪黨會加重迫害的！」內心的矛盾使我的身體又開始抖了起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這時母親開始做最後陳述。我了解母親，她不會打草稿，都是現場發揮，可是她那天真的說的太好了，具體的內容我不太記得，可是隨著她說，我的心被慈悲給溶化了，我再也不糾結要不要說「天滅中共」這個問題了，我已經有決定了。當時我都能感到這個法庭都溶在了慈悲祥和的場中，所有人都動容了。
輪到我了，我很平靜的拿出我寫好的答辯狀，念了重點後，我說：「天滅中共是歷史的必然，所有的中國同胞們，趕快退出加入過的黨、團、隊組織，『三退』保平安！」我也說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為了這發自心底的呼喚，我無怨無悔！」
當我說完後，我真的感到我無怨無悔了。
第二天，律師到看守所來會見我，非常的激動，他們一致認為這是他們參與過的最好的開庭，母親和我說了我們大法弟子要說的，律師說了律師要說的，大家都非常受鼓舞，家人、同修也都非常激動。可是她也表露出擔憂，怕法院給我判重刑，因為我說了「天滅中共」。然而我卻很坦然，我說：「不怕，《九評共產黨》是師父叫做的，三界內的理是反理！」也許律師都無法完全相信我能那麼坦然、那麼自信。
讓同修、讓律師都捏著一把汗的判決下來了──我沒有被判重刑。當律師拿到判決再次來到看守所時，她非常的高興，因為這個判決打破了所有人固有的思維模式。而我，更加篤定，因為在此前，我做夢時，就已經看到了我的判決，和實際的判決結果就只相差六十多天。律師還帶來了訴江的消息，使我和母親在黑窩也能夠參與到全球訴江大潮中，跟上正法進程。
感悟生生世世親緣
這一生，我何其有幸，能聽聞大法，我又何其有幸，能夠有一位這樣的母親同修，在我懵懂時告訴我法輪功，引導我走進修煉，在大法遭迫害時，她能放下人中的所謂的親情，把捍衛大法放在第一位。從我少年時隨母親一起走出去為大法上訪，到後來我們並肩站在法庭上，為我們共同的信仰而堅持，我覺的，同修，這是我倆最大、最神聖的緣份。我的其他家人同修們，在這麼多年的歲月中，一路陪伴，正念加持，猶如黑暗中閃亮的星，讓我不孤獨無助。還有我的暫時不修煉的家人們，也用他們的善良在守護著我的這份堅持。
記得在看守所時，有人對我說：「真的很羨慕你，你母親陪你同甘共苦，你的家人還這樣風雨無阻的來看你，從來沒間斷過！」
我走出黑窩大門的那天，我的家人們早早就來了，其中一個深有感觸的說：「某某（我的名字）是個幸福的人！」
師父在《致加拿大法會》中說：「舊勢力用火與血建立起來的邪惡沒想叫大法走出來。你們憑著堅定的信念，憑著來世的神聖誓約，憑著生生世世親緣，憑著對大法理性的認識，同時憑著大法給予你們的正念與法力的根本保障，你們走過來了！」
感恩慈悲偉大的師父，感謝所有的同修們，剩下的路，願用我無悔的修煉過程走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