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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法輪功學員孫麗生前遭受的迫害（圖）
 孫麗照片 |
孫麗的遺體被火化的那天，老父親哭的泣不成聲，為失去一個好女兒悲痛萬分。兩年多了，一提起女兒孫麗，老父親仍是老淚縱橫。
孫麗女士，出生於一九七零年正月初七，家住佳木斯市向陽區永新社區。她健康活潑、樂觀開朗、富有朝氣、內心充滿著陽光，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她曾在樺川縣長髮鎮學校任英語教師，因國家政策，無編製教師一律下崗（失業），她被迫退出教師隊伍。一九九八年冬，經有緣人介紹，孫麗女士走入大法修煉。通過學法煉功，她親身體會到了法輪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知道了人來在世間的目的和存在的意義，就像在茫茫的黑暗中見到了曙光。她從一點一滴做起，按照法輪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準。
孫麗在家姐妹五人中她排行老大，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弟弟妹妹的主心骨。孫麗乾淨俐落，家裏收拾的一塵不染。修煉前，她不願讓任何人去她家，就怕弄髒房間，修煉後，她改變了自己許多的不良觀念，凡事隨其自然，誰去她家都沒有這種想法了。她熱心幫助處於困境中的親朋好友及素不相識的同修，做事為別人著想。她的一言一行，讓家人看到了修煉人的境界和法輪大法的美好。孫麗對婆家的人，就像對自己的親生父母、兄弟姐妹一樣，小叔經常跟人說，在我們家就一個好人，就是我大嫂（孫麗）。
一、孫麗自述的部份迫害經歷
1、兩次進京上訪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和幾名同修一起進京上訪，乘坐火車到達哈爾濱市的時候，列車上的乘警進行搜查，盤問，凡是說煉法輪功的都被非法帶下了車，那一次佳木斯市有七、八十名的法輪功學員被劫持，而後將這些法輪功學員塞進了一個小型的客車裏帶回當地。我因暈車一路嘔吐，二十日回到本地，警察按照法輪功學員居住所在片區，把我們各自分到管轄的公安分局，我被分到了佳木斯市向陽公安分局。警察逼迫我們寫保證，大家都不寫。後來警察把一份打印好的保證讓大家簽字：上邊寫著：不進京、不上訪、不聚會、不練功等字樣。直到晚上，警察說不寫就送看守所，後來我就寫了不進京上訪的保證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再次和幾名同修去北京為法輪大法說句公道話。我們走上天安門廣場，打出了自己製作的一米多長紅底黃字「法輪大法好」的橫幅，當我和同修打開橫幅後，一人一側，將橫幅高舉，用力喊出發自肺腑的心聲，「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瞬間，擁上來很多便衣特務，把我和幾名同修強行押上車，拉往前門派出所。
在車上，一位不知姓名的同修給警察講法輪大法的真相，警察竟然破口大罵：「就應該把你們都槍斃了或是送到荒郊野外去餵狗。」我告訴警察說：「不管怎麼說，我們告訴你這些是真心為你好，你們都是被矇蔽的，要記住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一定會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美好未來。」
車開到前門派出所，惡警一腳把我踹下車，並呵斥著一會要好好收拾我們。這裏已經關押了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為法輪功和平請願的法輪功學員，不報姓名的被關在地下室的鐵籠子裏，報了姓名的被關在一樓的鐵籠子裏，等著當地警察來接回去在當地關押。我父親千里迢迢趕到北京，在前門派出所的一樓找到了我，給惡警送上了錢就讓我走了。我們乘火車回到了當地，還沒等出檢票口，佳木斯郊區公安分局內保科長蔣永新、李萬義，長發派出所所長王豔軍等不讓我回家，把我強行劫持到郊區公安分局，當時我父親被嚇的直哭，要給他們跪下希望他們放過我，他們根本無動於衷，急匆匆的把我關進看守所，還說一定要判我勞教。
在看守所，我絕食抵制這種野蠻迫害，看守所黃姓惡醫（他是個退伍兵，在看守所一直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特別狠毒，給我們灌食，用的是半斤食鹽加上水，裏面再摻點苞米麵。還把不消毒的橡皮管在法輪功學員的胃管裏來回攪動，管子拔出來時都帶著血絲，這個惡醫嘴裏還不乾不淨的說些下流話。看守所裏的崔獄警（朝鮮人）把我上報到市裏，說我在這裏是頭，帶頭絕食，猖狂的表示一定要勞教我。到了第十七天上午，有二十八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勞教，下午我被無條件釋放。
2、多次被騷擾、綁架迫害 家人被勒索鉅款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佳木斯市向陽公安分局，以內保科長崔榮利（已遭惡報死亡）為首的惡警強行要求本轄區內的法輪功學員在保證書上簽字，恐嚇威逼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否則就將其強行關進看守所，判刑或勞教。從此開始，每到邪黨認為的所謂敏感日，比如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國殤日十月一等，惡人們就沒有停止對我和家人的騷擾迫害，尤其是包片警察王守信和居委會的王××，三天兩頭就來上門騷擾，給我和家人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傷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剛洗完澡回家，正上到二樓（我家住四樓），轄區向陽派出所指導員杜××、片警王守信、社區的許秀雲、居委會的王××從樓上下來，一看到我就讓我跟他們去派出所一趟。我當時心想：去就去，沒甚麼可怕的。
到了向陽派出所，所長於江城（後調到向陽公安分局刑偵科）從外面衝進來，「咚咚」使勁跺著腳說話，滿嘴污言穢語，並強迫我在保證書上簽字，我堅決不予配合。惡警杜××在旁邊惡狠狠的叫囂：「如果你是我的女兒，我非得打死你不可。」惡人們還威脅我，如不簽字就要判刑。我正告他們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不應該被判刑。當時我丈夫正在外地工作，家中僅剩一個剛剛六歲正上幼兒園的女兒，如果我不回家，孩子就沒有人照顧。他們說：「這些我們不管，只要你煉就判你。」
接下來，他們強迫給我照像、按指紋，整個過程完完全全把我當成罪犯一樣對待，下午四點多鐘就給我扣了個莫須有的罪名──「擾亂社會治安罪」，強行把我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關押。
到了市看守所，我看到了很多同修被非法關押在這裏。這裏的警察根本不把法輪功學員當人看，每天兩頓的窩頭、菜湯，湯裏沒有一絲油腥，上面飄著幾片可憐的菜葉，湯底沉著一層沙泥，窩頭有時根本不熟，還不時的夾雜著老鼠屎。如果說生活上的痛苦尚可忍受，但面對惡警們每天歇斯底里的叫喊與謾罵，真的給我們帶來很大的精神上的迫害。在那裏真是度日如年，警察一開監舍門，大鐵門框框響，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不知惡警又要對我們幹甚麼。
有一次向陽公安分局的警察來非法提審我們幾名法輪功學員，看守的警察要我們站成一排向外走，當時走在最後的曹秀霞動作慢了點，惡警袁海龍上去幾腳就把曹秀霞踹倒在地，還破口大罵。我看不下去就勸其不要繼續行惡，惡警袁海龍衝上來就用衣服打我，並威脅說一會好好收拾你。
就這樣，我們每天生活在高壓控制下，提心吊膽的日子給我們帶來了肉體折磨和精神上的傷害。十二月末，家人費盡周折，花了很多錢把我「贖」了回來。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五點多鐘我去戶外煉功，向陽公安分局內保科長崔榮利帶領手下警察二話沒說就把我帶到向陽分局，然後把我交給一個姓齊的（好像是宣傳部長），說他是我的「包保人」，這些人又強迫我在保證書上簽字，我堅決不予配合。上午，我父親趕來對他們說了很多好話，並表示可以用他的生命擔保我不會給他們「找麻煩」。惡人們根本不聽，堅持說：「只要你女兒練，我們就判她，這是上面的政策。」我父親萬般無奈，哭著走了。
當天下午，內保科長於進軍開車把我送入了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關押，我再一次身陷囹圄。原本應屬於我的自由，就這樣被中共邪黨毫無道理的又一次剝奪了。到了第九天，我父親再次花了許多錢疏通了所有關係，才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底，還有十天就過年了，由於這段時間我一直住在農村父母家，因此決定回自己家收拾一下。剛到家，片警王守信，還有向陽公安分局內保科的惡警一行六人闖入我家，鞋都不讓穿就把我綁架到向陽公安分局。到了那就讓我寫保證，我說：「你們這是土匪行為，我要告你們。」惡警崔榮利假惺惺的說：「我們也是沒辦法，誰讓你是市裏的重點呢，我們實在保不了你，這樣吧，給你開十五天的拘留票，十五天後保證放人。」我正告惡警，不承認你們的任何保證。
到了看守所，我絕食反迫害，抗議非法關押。黃曆新年前兩天，崔榮利和一個女警來看守所提審我，說市裏不同意放人，你父親把老天爺感動了，過完春節放你回家。我知道他們一定勒索了我的家很多錢。元宵節前一天我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黃曆二月二十一日）是我婆婆的生日，我和丈夫正在商店給婆婆買生日禮物，丈夫的手機響了，我父親打來電話告訴我倆，向陽公安分局的人正在到處找我，要我注意點。就在回父母家的路上，惡警於進軍開車堵住了我，當時車上還坐著幾個我不認識的警察，後來得知是佳木斯市公安局的陳永德、陳萬友，還有省公安廳的邱志博，他們騙我說去分局問點事就讓你回來。他們車直接開到市公安局，片警王守信已經在那裏等著了。惡警們還趁機非法抄了我的家、我父母的家甚至連我婆婆家也沒放過。沒有找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開始逼問我都和誰聯繫，資料從哪來的，在邪惡之徒的高壓迫害下，我出了怕心，說出來給我資料的同修，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位同修已被關在了看守所。我的父親愛女心切，借了五千元錢送給公安局的陳萬友，這才把我放了回來。做了出賣同修的錯事，當時的感覺真是生不如死。
兩天後，市公安局的陳永德又帶領手下惡警來到我父母家找我，說是要核實點事，再一次強行把我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關押。在看守所我堅決不配合他們的一切要求，七天後把我放回家。
為了躲避邪惡騷擾，我們一家被逼無奈，賣掉了自家的樓房，丈夫和孩子跟我一起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二零零一年六月，邪黨惡徒要非法給那位給我資料的同修判刑，惡警們找到我要我作證，我當時就揭露他們的惡行，拒絕配合，並表示我以前所說所寫的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廢。他們想讓我第二天再去，為了躲避邪惡警察威逼，第二天，我只好離開家，再次流離失所。
二零零二年，邪惡之徒在我們佳木斯市範圍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瘋狂大搜捕，找不到我，就開始對我父母家百般刁難。在這幾年中共邪黨及其幫兇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中，我的家人也同樣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經濟損失，父親被嚇出了心臟病，只要一聽到抓人就怕的不行。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仍然流離失所在外，佳木斯市公安局國保教導員陳萬友和佳木斯市郊區公安分局局長李萬義為首的邪惡之徒闖到我妹妹工作單位騷擾，企圖再一次綁架我，又一次給我的家人造成巨大傷害。
二、住賓館遭綁架 家人尋找被非法拘留並搶走現金
二零零九年，孫麗女士去伊春市南岔區辦事，在賓館住宿期間被伊春警察暴力綁架，之後被逼供和折磨。前來尋找孫麗的家人也被非法拘留，並搶走家人身上隨帶的現金，以罰款名義扣留。警察對孫麗和家人進行迫害，也僅僅因為孫麗修煉法輪功，按真善忍做好人。
1、孫麗和兩名朋友在賓館遭綁架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孫麗和兩個好友王燕欣、李淑華去伊春市南岔區辦事，住宿在銀都賓館期間，被南岔區治安大隊警察無端綁架，被強行帶到南岔治安大隊。南岔區治安大隊的大隊長以喬洪濤為首的幾名便衣警察強行把她們三人拽下樓，警車已經等在了門外。孫麗高喊「法輪大法好」，向周圍的路人講真相，揭露他們的惡行。喬洪濤又調來了當地的巡警，並攔了一輛出租車，不斷驅趕周圍的路人，當時圍觀的人中就有人拿手機照像的。
孫麗把住車門不上車，被他們推倒，其中一名叫趙源欣的警察用膝蓋頂住孫麗心臟的部位使她窒息，並惡狠狠的說：「看我怎麼收拾你！」這時又來了一個警察，他們倆人強行把孫麗抬上車，並一直壓著孫麗的心臟部位，使孫麗一動也不能動。
2、南岔治安大隊對孫麗逼供和折磨
在南岔治安大隊，她們三人分別被關進不同的房間，非法審問孫麗的是趙源欣。由於心臟長時間被壓迫，孫麗一直在抽搐，不停的呃逆。當孫麗身體稍緩解後，他們開始不斷的問你們來幾個人、都叫甚麼名字，然後再問：「你是誰？」
孫麗告訴警察：「我沒有違法，也沒有必要回答你的問題。如果我回答你，那這份審問筆錄將成為你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證據，將來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被押上審判台時，那是你的罪證，我不說是為你好。」他說：「你不用為我好，這是我的工作，我們有的是辦法讓你開口。」並舉了一些他們是如何對待犯人的（如：關在黑屋子裏、戴手銬腳鐐、上刑、不給飯吃等等）來恐嚇孫麗。並說：「我們就是法，我們怎麼說都不過份。」
孫麗說：「雖然我們是以這種形式認識，佛家講緣，我們還是有緣份的，我想知道你叫甚麼名字？」警察趙源欣給孫麗看了他的身份證，孫麗記住了他的警號，是113645，是治安大隊的中隊長。
整個一上午，孫麗都在給他們講真相，不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伊春市「六一零」主任王宇輝、南岔分局局長李學民、治安大隊長馬洪濤，不停進來恐嚇。王宇輝還誘騙孫麗說出姓名，說這樣他們也好與孫麗的家人聯繫。還說只要讓孫麗家人來交出一定數目的錢，他們就可以放孫麗回家。大約晚上七點多鐘，趙源欣把孫麗的雙手反銬在後面，讓她坐在冰涼的水泥地上。十二月在南岔地區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室外溫度有零下三十多度，室內暖氣也供應不足，孫麗當時還來了例假，一天沒吃東西身體很虛弱。
惡警們採取「車輪審問」，三個警察輪番休息，連續審問孫麗，不讓孫麗睡覺。半夜，手銬銬進了手腕的肉裏，孫麗的雙手腫了起來，右手大拇指一點知覺也沒有，就是這樣在水泥地上銬了一夜。二十一日上午，孫麗實在太疲憊，從地上起來剛坐在沙發上，趙源欣就把孫麗拽下來摔在地上，當時她戴一隻手銬手背已經腫的跟饅頭一樣。趙源欣用勁推孫麗，打孫麗。孫麗說你打人犯法，趙源欣說，我打你誰看見了？孫麗就大聲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3、前來尋找孫麗家人被非法拘留 搶走現金
這時，走廊上傳來喊聲，有人喊孫麗的名字。原來，家人在孫麗沒有按時回家、手機關機的情況下，猜測可能出了意外，就找到了這裏。趙源欣不讓孫麗見家人，孫麗就喊：「我在這兒！我在這兒！」家人聽見了孫麗的喊聲，在門外問孫麗挨沒挨打？孫麗說：趙源欣剛打完我，我要請律師告他！
警察連哄帶騙的把孫麗的家人打發走了。一個小時後，伊春市「六一零」主任王宇輝興沖沖的來到了孫麗面前，像中大獎了一樣，說他們在公安內部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電腦系統裏查到了孫麗的個人信息，還說，這回判你個十年八年的也夠了，因為你，你的家人全抓了起來，直接送哈爾濱勞動教養。
原來，惡警們面對多名前來找孫麗的家人和朋友，沒有解釋為甚麼綁架孫麗等人的原因，反而拿出攝像機對孫麗家人進行錄像。孫麗的家人在被騙下樓後，惡警們調集了伊春市的各個公安分局局長、派出所所長，糾集了二、三十個警察來抓捕孫麗的家人。把他們分別劫持到不同的派出所，受到非法審訊，身上所帶錢物全部被搜走，並對五名家人分別被拘留五天、七天、十天不等，還每人被罰款五百元，直接在搜走的現金中扣除，沒有收據。在孫麗家人被關押期間，不讓接見，他們住在冰冷的水泥炕上，吃的是沒有油的菜湯，每天都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還時時擔心著孫麗安全。
家人為尋找孫麗被無理關押，家裏開的超市沒人打理，丈夫、弟弟、弟媳、妹妹、妹夫都來找孫麗，造成一萬多元的經濟損失；弟弟、已懷孕的弟媳、妹夫都被非法關押五天；妹妹被非法關押7天，丈夫被非法關押10天。孫麗的弟媳正懷孕、妹夫腳部骨折後尚未痊癒，走路還是一瘸一拐的，警察全然不顧，毫無法律而言，來找家人就違反治安條例了，孫麗丈夫被關押十天後，由於身體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壓力，導致孫麗的丈夫腰椎間盤突出、行走困難。
更有甚者，孫麗六十多歲的父親每天奔波在佳木斯與南岔之間，幾個孩子都被關押在伊春，精神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從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每提起孫麗被迫害的事老父親心都在顫抖，整天為孫麗擔驚受怕，愁眉不展。
可以說，對善良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同時也給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和痛苦，致使像孫麗這樣眾多的法輪功學員家庭不得安寧。
二零零九年，孫麗的丈夫去西林派出所給女兒辦理居民身份證，片警以孫麗煉法輪功為由拒絕開介紹信，後來女兒多次去派出所要求辦理，最後給辦理時，在戶口本曾用名一欄標注」法輪功」三個字。孫麗本人的身份證一直無法辦理，直到孫麗病重期間為了住院需要身份證，老父親托人才給她辦出了身份證。
二零一五年六月，孫麗將自己修煉法輪功親身受益和多年來被迫害的經歷寫成訴狀，郵寄至國務院辦公廳、國家最高法院，國家檢察院等相關法律部門，控告發動對法輪功迫害的元凶江澤民，請求依法追究江澤民的違法犯罪行為，還法輪功清白。
一個年輕健康的生命，本來可以在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享受著家庭的溫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但在中共獨裁專制的鐵幕下，在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中，她時時都處於緊張的狀態下，她的信仰權利被剝奪，在不斷被綁架騷擾迫害的高壓下，耗盡了她的精力，過早的離開了人世，留給家人無盡的痛苦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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