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年輕人沒有經歷過,以為是文革以後中國人整體的道德才敗壞的。
中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佔領重慶時,我十歲,上小學五年級。中共一來就進行愛黨的教育,灌輸「聽黨的話」,小學也不例外。強行給孩子們灌輸:中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都是黑心腸。老師講:工人寧願在工資低的國營工廠工作,都不給資本家工作。組織看《白毛女》話劇,組織到學校附近的「育嬰堂」開批鬥會,說「基督教的修女吃小孩」,說後面井裏面有好多小孩的屍體,挑起對基督教外國修女的仇恨。
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中共進行了「土改」、「鎮反」、「肅反」、「鎮壓反動會道門」(鎮壓宗教)。各種運動都殺了很多中國人。學校都要組織小學生參加批判會,讓學生看「敲沙罐」(槍斃人),純粹是進行恐怖訓練。
學校也組織批地主活動。
我記得比我高一年的六年級的一個姓徐同學,就在學校組織的大會上批判他父母是地主剝削農民。當時我覺得很奇怪:怎麼能罵自己的父母呢?印象也很深刻。
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時,區工作組把我們家上初中的四姊妹都找去開會,要求我們劃清界限,把家裏的金銀交出來。我也回家在家中翻箱倒櫃找金子,確實沒有才算完。
當時我們學校的校長講話有個口頭語:「我的同學們」,也遭批判,說同學不是你的,是黨的。還說化學老師偷試管。
一九五五年上高中時,中共在知識分子中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把學生幹部組織起來值班,在老師窗下偷聽老師的「反動言論」。當時我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也被排上名,在老師的窗戶下值班兩個小時。當然沒聽到甚麼,也不可能有甚麼 。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更是人與人之間根本不敢講真話。
其實讓子女鬥家長,讓學生鬥老師、鬥校長,都不是「文革」才開始的,早就有了,只是文革中更瘋狂。
我被中共「三年建設新農村的」口號迷惑去到農村。本來農民是最樸素的,最講究親情的,也被黨教育成(其實是逼迫成)六親不認。
農村一個村的人好多都有親戚關係,互相之間都很關愛的。但是在黨的「教育」下,也根本不講親情了,完全變成黨的順服工具。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晚上加班甚至通宵達旦,有時晚上開會很晚,有人打瞌睡就會被批判,叫「拔白旗」,不講甚麼親情了。
一九五九年以後大家都吃不飽。當時川東農村每天每個農民說是給二兩原糧,一個月六斤定量發到公共食堂,但有時沒有,完全是野菜湯撒一點糧食麵,看不到糧,真的是「大鍋清水湯」(不是「大鍋飯」)。
中共怕農民自己偷東西煮,就實行「封火」,讓農村回歸原始社會。禁止用火,民兵發現哪家有火光,拉出來就是批鬥,就是打,多數是燒水燙腳──民兵對鄉鄰也下得了手了。
以後農民餓死了很多。為了防止農民偷種子吃,都是先把胡豆、豌豆等種子用尿泡後混上草木灰,再種到地裏。有人實在餓的不行了,從地裏摳起來吃,但是給舉報了或者被民兵抓住了,馬上就是一頓打,甚至於有的地方還用鐵絲穿上鎖骨遊街示眾,說是「破壞生產」。這些殘暴的行為以前是絕對想不到的。
餓死都不敢互相關愛度過難關,還在聽黨的話互鬥,執行害死人的政策。共產主義是由恨組成的,文革以前中共早就在全國人心中植入了「恨」,「人人如近敵」的社會,早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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