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生完第二個小孩之後,忽然直不起腰來走路,要九十度彎腰走路。我看到母親流眼淚,可能我母親以為我要死了,我就去醫院看醫生。我在走廊等醫生的時候,忽然看見在遙遠的空間中出現三個東西向我飛過來,是真、善、忍這三個字,飛過來後奔進了我的前額。我的腰當時就直了,我就回家了。我的貧血病就這樣也好了。
那時邪惡鋪天蓋地的誣陷法輪大法,我一條邪惡新聞也沒有看到。直到二零零四年,那位同修來看我,叫我去香港找法輪功學員煉功,說在公園會找到他們。二零零五年,我在香港找到了同修,開始了學法、煉功,孩子也跟著得法了。
講真相、勸三退
二零零六年,同修來幫我做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香港同修叫我給親人、朋友勸三退,我就學同修幫我做三退的方法,幫助親朋好友三退。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我們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往返,我有時帶大法書、帶《大紀元》報紙、帶《明慧週報》回廣州,報紙就放在店鋪給客戶看。有的客戶說:「你帶這些報紙回來放這裏,不怕?」我說:「不怕,這些都是真實的。」
直到二零零八年的一天晚上,我在電腦上看到了明慧網,看到了迫害的真相,看到了整個傳法到被迫害到反迫害的過程,這時才知道大法弟子要做三件事,要講真相,要救眾生。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生命的深處真正的被喚醒了,整個人好像從新被洗滌了。感恩師父沒有落下我。我決定真正修煉,按照師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正法還沒有結束,我還有機會修。當晚,我看完了《九評共產黨》。
第二天,我就開始在自己店鋪裏講真相,勸三退,因為我認識很多人,我要把他們救下來。我除了講真相,還開始寫真相信,刻錄破網軟件光盤,刻錄《九評共產黨》光盤,神韻晚會光盤,寫真相紙幣,用機器打印真相紙幣,等等,我用所有的辦法來救人。
我根據店鋪來的客人,發放不同的真相資料。因為我認識的人太多了。那時真是爭分奪秒,連吃飯的時間都不捨得用,常常午飯到晚上才一起吃,我的員工把飯熱了又熱,端來又端回去。
做一個好商人
我先生是香港人,他做生意、當老闆這件事很快就傳開了,很多人來向我借錢,我家人也不斷的要錢。有時我先生如不想借錢給別人,我還不高興。我們兩個不會做生意,生意一直虧,感到無法做下去了,先生一直從香港拿錢回來填補開支,情況一直惡劣到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我回香港,我必須住滿一個月,才能取到香港身份證。我留意到香港親人的態度不是那麼好,有一天我聽到先生的妹妹在打電話,她說他二哥很快破產了。那時我雖然沒有真正明白修煉,但是我護法的心很強,我就求師父:「師父,我怎樣做生意?」立即聽到師父跟我說:「用真、善、忍去做。」我很感動。
回到廣州,我就好像開了竅一樣,會做生意了。生意額在一年之後飛升,二零零八年就達到高峰。同時我把「奸商」的觀念扭轉了,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好商人。
修煉非常嚴肅
當時我在中國大陸那種邪惡的環境能平安走過來,除了正念之外,還有一顆純淨的心。我白天在店鋪講真相,勸三退,晚上在店鋪做真相資料。九點鐘市場停電之前,我必須把東西整理好才回家。有時幾台機器同時工作做真相資料,掌握每台機器的工作時間很關鍵。那時我必須非常有正念,頭腦非常清晰,每個步驟都不能出錯。刻錄出來的光盤還要每張檢查,檢查完就包裝好。
我還必須在晚上九點鐘之前把所有真相資料做好,分類好,整理好。電一停,我就要離開,因為我的店鋪正好對著市場管理處。如果保安發現停電了還有人在,就會敲門問詢。
每次做資料,我就一邊發正念,一邊與機器溝通。如果哪個心不對了,機器就壞。機器一壞,我就求師父幫助,同時找自己哪裏不對,悟到了,機器就好了,所以時時向內找就成了一個主動修煉的機制。
我的資料點運作非常順利,我也非常珍惜真相資料,大部份真相資料都是面對面派發的(家人和員工也幫忙發資料)。有一次我想,怎樣救市場商鋪裏面的人呢?晚上把資料從門下塞進去?我就先塞一份試試。回家後,我心裏很難受,想到裏面放的是大法資料,從門下塞進去沒做到光明正大,所以我很早就去市場,把資料從門裏拉了出來。
遇到的考驗與過關
我最難修的就是「心急」和自己「說了算」的人心,修這些心就會出現很多心性考驗。有時幾個員工來講我這不對、那不對,我心裏過不去時,警車就到門口了,我立即向師父認錯:「師父,對不起,我錯了,師父救我!」我就必須改。我出去與警察打聲招呼:「甚麼事啊?」警察看到沒有甚麼,開車就走了。
如果我不自動改,我知道警察就會再來,我就必須狠心去修心,我知道提高心性才能救更多的人。那時師父還安排了一個警察在保護我,有人舉報時,這個警察就先來。警察還給我留了電話,叫我有事找他。
有一天,我要去怕心了。市場的兩個保安來到我的店鋪,說請我去管理處,因為有警察要找我談話,我說:「好。」就與他們一起去。我忽然兩腳開始酸軟無力,一個保安就對我說:「不要怕。」我知道,這是師父借他口對我講的。神奇的是,我的怕心就這樣被拿掉了。因為上一次警察來店鋪找我,我就上了二樓倉庫發正念。我看到一個怕心像足球那麼大,跳出來在我面前,是米黃色。那天這麼大的怕心一下子師父就給我拿掉了,我去管理處,講完真相就回來了。
還有一次管理處又找我去,說我如果再在店鋪講這些話,這個市場就要關閉,二百多家商鋪就因為我受牽連,我說:「這是甚麼邏輯啊?只有共產黨才說出這樣的話,共產黨很快就滅亡了。」我就講了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發現的藏字石,他聽了很開心,就把我送出了門。
回香港
二零二零年初的一天,我送了兩個破網光盤給了派出所所長,之後我的門口來了幾台警車,把我帶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十天,並說把我送回香港。
在拘留所的第三天,我就把和我拘留在一起的十幾個人差不多都做了三退。我覺的在裏面沒有意義了,我大聲喊:「我要出去,我不想在這裏!」他們就派來了十幾個警察跟我談話,我叫他們不要跟江鬼陪葬。同屋的人被移到了隔壁住,又不斷的有新人進來,我把其三退完,很快又調走了。有新人進來,我就去給她們講真相,勸三退。有時大家一起聽我講「天安門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
我從拘留所出來時,在門口看到幾台警車在等我,有很多警察,我對這些人笑著說:「這麼勞師動眾啊?」警察也笑了,他們說要把我送回香港。他們說把我送回店鋪取點錢,回香港需要用錢。在場的家人和員工過來看我,她們看到我說:「沒事,還胖了點。」
路上我給警察講真相,叫他們來香港找我喝茶,告訴他們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上了火車,把車票的錢給了他們,他們又扔上車,說是他們同意幫我買車票的。我們互相揮手再見。
看到車上沒人,我想大哭一頓,我想到可能是因為我做的不好,我才回香港的。因為我只顧救人,學法少,煉功更少,我只注重發正念和救人。我不想回香港,因為認識的人都在大陸。忽然有個聲音問我:「你不舒服嗎?」是一個坐在我旁邊的人。我就給他講真相,勸三退,他是個黨員,一直往返做生意。
我出了火車站,黃色的大法橫幅出現在眼前,金光閃閃,好像在招呼我,我激動的眼淚直流。我向同修走過去,我與他說我們是同修。我先去黃大仙真相點,看看同修是怎樣講真相的,我就知道在香港怎樣講真相了。我接著去了旺角真相點講真相。
二零一二年七月,青關會開始在香港很多地方掛誣陷大法的橫幅,我們的內心受到了最大的衝擊和痛苦,每天真相點都是正邪交戰。身為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正法成了我們每個大法弟子的嚴峻考驗,我們幾個到十幾個同修走上控告青關會誹謗大法、還師父清白的路……
我們全面向主流社會講真相,救人,我們寫不同的真相信向不同部門的人寄信、郵件、約見等等方式講真相。直到我感到打官司錢無望的時候,我才想起了我大陸的生意。青關會的出現,我第一次看到邪惡在光天化日之下誣陷大法,我們卻不能及時制止和解體邪惡,我感到非常痛苦。
慈悲與威嚴同在,真相點的同修非常堅定,邪惡不滅,正念不停。案子在香港啟動不了,我們也沒有放棄,控告江鬼的時候,我們幾十個同修就把迫害大法的青關會頭目、前特首一起告了。
先生回來後,我問他為甚麼把東西送光了,錢也送光了,自己的那份送了,為甚麼別人的一份也送了?他回了一句:「你這麼年輕(那時我三十幾歲),就不想工作了?」那時我也明白了,先生家是一個大家族,如果我不工作,他無法交代。而且我小孩還小,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有能力工作的人。我知道,我修煉的路可能要從新安排了。
我心裏想:既然要工作,那就進媒體吧。我覺的在大陸訓練了十年,可能也有用得上的地方。當同修再叫我的時候,這次我就答應了進媒體工作。我雖然答應了進媒體,但是心裏一直複雜不安,有時也找很多理由說服自己:比如賺錢打官司,在救香港人。但我還是選擇了進媒體做銷售。
我剛進媒體時,兩個朋友以為我要去打工了,就說出錢,讓我在香港做生意、當老闆,我拒絕了。其中一個看到我不想開店,就把買車的錢「送」給了我,因為朋友換了工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不用開車了。這兩個朋友都是我曾經在大陸互相幫助的人。另一個生活來源就是叫以前借錢的人還錢,所以進媒體做銷售成了我人生中自己用錢最多的階段。我當初計劃自己在媒體工作六年就離開媒體,但是我還沒有修好,沒有做出成績來,如今就將奔向第二個六年了。
我悟到,人修煉成神真的很嚴肅,那麼我就要從做好人做起,然後成為一個真正的修煉人,真正修出來。
個人體會,如不對之處,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