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得法到修煉的經歷
當我生完第二個小孩之後，忽然直不起腰來走路，要九十度彎腰走路。我看到母親流眼淚，可能我母親以為我要死了，我就去醫院看醫生。我在走廊等醫生的時候，忽然看見在遙遠的空間中出現三個東西向我飛過來，是真、善、忍這三個字，飛過來後奔進了我的前額。我的腰當時就直了，我就回家了。我的貧血病就這樣也好了。
那時邪惡鋪天蓋地的誣陷法輪大法，我一條邪惡新聞也沒有看到。直到二零零四年，那位同修來看我，叫我去香港找法輪功學員煉功，說在公園會找到他們。二零零五年，我在香港找到了同修，開始了學法、煉功，孩子也跟著得法了。
講真相、勸三退
二零零六年，同修來幫我做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香港同修叫我給親人、朋友勸三退，我就學同修幫我做三退的方法，幫助親朋好友三退。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我們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往返，我有時帶大法書、帶《大紀元》報紙、帶《明慧週報》回廣州，報紙就放在店鋪給客戶看。有的客戶說：「你帶這些報紙回來放這裏，不怕？」我說：「不怕，這些都是真實的。」
直到二零零八年的一天晚上，我在電腦上看到了明慧網，看到了迫害的真相，看到了整個傳法到被迫害到反迫害的過程，這時才知道大法弟子要做三件事，要講真相，要救眾生。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生命的深處真正的被喚醒了，整個人好像從新被洗滌了。感恩師父沒有落下我。我決定真正修煉，按照師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正法還沒有結束，我還有機會修。當晚，我看完了《九評共產黨》。
第二天，我就開始在自己店鋪裏講真相，勸三退，因為我認識很多人，我要把他們救下來。我除了講真相，還開始寫真相信，刻錄破網軟件光盤，刻錄《九評共產黨》光盤，神韻晚會光盤，寫真相紙幣，用機器打印真相紙幣，等等，我用所有的辦法來救人。
我根據店鋪來的客人，發放不同的真相資料。因為我認識的人太多了。那時真是爭分奪秒，連吃飯的時間都不捨得用，常常午飯到晚上才一起吃，我的員工把飯熱了又熱，端來又端回去。
做一個好商人
我先生是香港人，他做生意、當老闆這件事很快就傳開了，很多人來向我借錢，我家人也不斷的要錢。有時我先生如不想借錢給別人，我還不高興。我們兩個不會做生意，生意一直虧，感到無法做下去了，先生一直從香港拿錢回來填補開支，情況一直惡劣到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我回香港，我必須住滿一個月，才能取到香港身份證。我留意到香港親人的態度不是那麼好，有一天我聽到先生的妹妹在打電話，她說他二哥很快破產了。那時我雖然沒有真正明白修煉，但是我護法的心很強，我就求師父：「師父，我怎樣做生意？」立即聽到師父跟我說：「用真、善、忍去做。」我很感動。
回到廣州，我就好像開了竅一樣，會做生意了。生意額在一年之後飛升，二零零八年就達到高峰。同時我把「奸商」的觀念扭轉了，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好商人。
修煉非常嚴肅
當時我在中國大陸那種邪惡的環境能平安走過來，除了正念之外，還有一顆純淨的心。我白天在店鋪講真相，勸三退，晚上在店鋪做真相資料。九點鐘市場停電之前，我必須把東西整理好才回家。有時幾台機器同時工作做真相資料，掌握每台機器的工作時間很關鍵。那時我必須非常有正念，頭腦非常清晰，每個步驟都不能出錯。刻錄出來的光盤還要每張檢查，檢查完就包裝好。
我還必須在晚上九點鐘之前把所有真相資料做好，分類好，整理好。電一停，我就要離開，因為我的店鋪正好對著市場管理處。如果保安發現停電了還有人在，就會敲門問詢。
每次做資料，我就一邊發正念，一邊與機器溝通。如果哪個心不對了，機器就壞。機器一壞，我就求師父幫助，同時找自己哪裏不對，悟到了，機器就好了，所以時時向內找就成了一個主動修煉的機制。
我的資料點運作非常順利，我也非常珍惜真相資料，大部份真相資料都是面對面派發的（家人和員工也幫忙發資料）。有一次我想，怎樣救市場商鋪裏面的人呢？晚上把資料從門下塞進去？我就先塞一份試試。回家後，我心裏很難受，想到裏面放的是大法資料，從門下塞進去沒做到光明正大，所以我很早就去市場，把資料從門裏拉了出來。
遇到的考驗與過關
我最難修的就是「心急」和自己「說了算」的人心，修這些心就會出現很多心性考驗。有時幾個員工來講我這不對、那不對，我心裏過不去時，警車就到門口了，我立即向師父認錯：「師父，對不起，我錯了，師父救我！」我就必須改。我出去與警察打聲招呼：「甚麼事啊？」警察看到沒有甚麼，開車就走了。
如果我不自動改，我知道警察就會再來，我就必須狠心去修心，我知道提高心性才能救更多的人。那時師父還安排了一個警察在保護我，有人舉報時，這個警察就先來。警察還給我留了電話，叫我有事找他。
有一天，我要去怕心了。市場的兩個保安來到我的店鋪，說請我去管理處，因為有警察要找我談話，我說：「好。」就與他們一起去。我忽然兩腳開始酸軟無力，一個保安就對我說：「不要怕。」我知道，這是師父借他口對我講的。神奇的是，我的怕心就這樣被拿掉了。因為上一次警察來店鋪找我，我就上了二樓倉庫發正念。我看到一個怕心像足球那麼大，跳出來在我面前，是米黃色。那天這麼大的怕心一下子師父就給我拿掉了，我去管理處，講完真相就回來了。
還有一次管理處又找我去，說我如果再在店鋪講這些話，這個市場就要關閉，二百多家商鋪就因為我受牽連，我說：「這是甚麼邏輯啊？只有共產黨才說出這樣的話，共產黨很快就滅亡了。」我就講了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發現的藏字石，他聽了很開心，就把我送出了門。
回香港
二零二零年初的一天，我送了兩個破網光盤給了派出所所長，之後我的門口來了幾台警車，把我帶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十天，並說把我送回香港。
在拘留所的第三天，我就把和我拘留在一起的十幾個人差不多都做了三退。我覺的在裏面沒有意義了，我大聲喊：「我要出去，我不想在這裏！」他們就派來了十幾個警察跟我談話，我叫他們不要跟江鬼陪葬。同屋的人被移到了隔壁住，又不斷的有新人進來，我把其三退完，很快又調走了。有新人進來，我就去給她們講真相，勸三退。有時大家一起聽我講「天安門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
我從拘留所出來時，在門口看到幾台警車在等我，有很多警察，我對這些人笑著說：「這麼勞師動眾啊？」警察也笑了，他們說要把我送回香港。他們說把我送回店鋪取點錢，回香港需要用錢。在場的家人和員工過來看我，她們看到我說：「沒事，還胖了點。」
路上我給警察講真相，叫他們來香港找我喝茶，告訴他們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上了火車，把車票的錢給了他們，他們又扔上車，說是他們同意幫我買車票的。我們互相揮手再見。
看到車上沒人，我想大哭一頓，我想到可能是因為我做的不好，我才回香港的。因為我只顧救人，學法少，煉功更少，我只注重發正念和救人。我不想回香港，因為認識的人都在大陸。忽然有個聲音問我：「你不舒服嗎？」是一個坐在我旁邊的人。我就給他講真相，勸三退，他是個黨員，一直往返做生意。
我出了火車站，黃色的大法橫幅出現在眼前，金光閃閃，好像在招呼我，我激動的眼淚直流。我向同修走過去，我與他說我們是同修。我先去黃大仙真相點，看看同修是怎樣講真相的，我就知道在香港怎樣講真相了。我接著去了旺角真相點講真相。
二零一二年七月，青關會開始在香港很多地方掛誣陷大法的橫幅，我們的內心受到了最大的衝擊和痛苦，每天真相點都是正邪交戰。身為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正法成了我們每個大法弟子的嚴峻考驗，我們幾個到十幾個同修走上控告青關會誹謗大法、還師父清白的路……
我們全面向主流社會講真相，救人，我們寫不同的真相信向不同部門的人寄信、郵件、約見等等方式講真相。直到我感到打官司錢無望的時候，我才想起了我大陸的生意。青關會的出現，我第一次看到邪惡在光天化日之下誣陷大法，我們卻不能及時制止和解體邪惡，我感到非常痛苦。
慈悲與威嚴同在，真相點的同修非常堅定，邪惡不滅，正念不停。案子在香港啟動不了，我們也沒有放棄，控告江鬼的時候，我們幾十個同修就把迫害大法的青關會頭目、前特首一起告了。
先生回來後，我問他為甚麼把東西送光了，錢也送光了，自己的那份送了，為甚麼別人的一份也送了？他回了一句：「你這麼年輕（那時我三十幾歲），就不想工作了？」那時我也明白了，先生家是一個大家族，如果我不工作，他無法交代。而且我小孩還小，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有能力工作的人。我知道，我修煉的路可能要從新安排了。
我心裏想：既然要工作，那就進媒體吧。我覺的在大陸訓練了十年，可能也有用得上的地方。當同修再叫我的時候，這次我就答應了進媒體工作。我雖然答應了進媒體，但是心裏一直複雜不安，有時也找很多理由說服自己：比如賺錢打官司，在救香港人。但我還是選擇了進媒體做銷售。
我剛進媒體時，兩個朋友以為我要去打工了，就說出錢，讓我在香港做生意、當老闆，我拒絕了。其中一個看到我不想開店，就把買車的錢「送」給了我，因為朋友換了工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不用開車了。這兩個朋友都是我曾經在大陸互相幫助的人。另一個生活來源就是叫以前借錢的人還錢，所以進媒體做銷售成了我人生中自己用錢最多的階段。我當初計劃自己在媒體工作六年就離開媒體，但是我還沒有修好，沒有做出成績來，如今就將奔向第二個六年了。
我悟到，人修煉成神真的很嚴肅，那麼我就要從做好人做起，然後成為一個真正的修煉人，真正修出來。
個人體會，如不對之處，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