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我們最好的辦法來講真相、救度世人

【明慧網2003年6月18日】作為正法時期大法弟子，必須走出來證實法。自從發表聲明、重新歸入大法洪流的一個多月以來，我心裏一直在琢磨著怎麼加倍彌補過失，跟上正法進程。通過最近自己講真相和發放真相資料的實踐，我悟到，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要拿出我們最好的辦法來講真相、救度世人。

1、抓住邪惡的致命點──「自焚事件」講真相

甚麼謊言構成了國人不能夠認清真相的最大障礙？每當我們講真相時，有人避之不及，連連擺手說又「自焚」又甚麼的，再說甚麼他們都根本就不聽。我個人覺得邪惡炮製的所謂「天安門事件」經過它們惡毒的輿論宣傳，已經在眾生頭腦中形成了抵制大法的強大觀念，我們講真相必須從揭露「自焚」事件著手，清除邪惡對善良人們頭腦中的深深毒害，才能夠更好地救度世人。

江氏政治流氓集團通過電視畫面反覆在世人的頭腦中形成的毒素是根深蒂固的，國人被矇蔽的太深，甚至都很少理智地分析「自焚事件」的真偽。我們就是要從這方面切入，從根本上動搖它。不同的聲音至少可以讓國人理性地思考──到底誰說的真，誰說的假呀？一個政府為了打壓一群手無寸鐵只想努力爭取做好人的群體，竟然喪心病狂地炮製這樣的天大慘案來，我想只要人們能夠知道真相都會看穿邪惡的本質。只要國人頭腦中一產生懷疑，一反感，我想就能夠清除它！基於我個人目前體悟，為了更好的揭露「天安門自焚事件」的謊言，我叫美國的網友給發過來了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資料。

2、單獨一人也要做好正法的事情

也許由於消息封鎖的緣故，我現在所生活的城市還沒有見到、聽說過真相，自己身處異地，出來的又比較晚，一直沒能夠與當地的同修聯繫上。但是每個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身邊沒有同修幫忙也不能夠成為不走出來的理由。從收到傳真那刻起，我就開始一個人忙碌起來。沒有打印機，我就選擇了一家比較安靜的打印店。同修傳來的資料標題中，法輪功幾個字的字體太大太醒目，為了不給打印店帶來麻煩，同時也為了自己的安全，我把傳真件標題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調查組織的醒目部份裁掉了，而正文部份全部保留下來，絲毫不影響資料講真相的功用。複印店人員雖然也大致知道我複印的內容，但是因為不明顯，也沒說甚麼，而且最後還幫我裝訂好。我按照明慧網上同修們的辦法買了200個信封，花了2個鐘頭把資料分裝好。我沒有封口，拿到真相資料的人信封還可以用哦。

3、讓真相資料在省會城市遍地開花

由於我手中只有200份資料，如何讓有限資料發揮最大效果，讓更多人看到，是需要認真設計的事。首先在資料還沒有傳過來之前幾天，我就有意留意街市哪兒在何時人多，初步選定了幾個要投放的重點區域，要讓資料分布在該城市各行政區。其次在發放時間上我選擇了星期天白天。開始計劃在晚上，但考慮到自己學法沒有人知道，也不想現在就暴露自己。所在城市公安、城市微機監控技術比較先進，我不知道它們重點監視區域布置情況，也不知道它們有沒有網上所說的紅外線夜間裝置，而且現在這座城市保安人員明顯加強。同時為了避免自己發的部份資料被環衛人員統一收走。最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也沒有採取當面發放方式。而是沿著IC公用電話亭一路發放。我把部份資料放在IC公用電話亭裏某個可以看得見的地方，我想，這裏下雨都不怕淋，只要有人用電話就一定會有人看見信封的。我是早上6點發完正念後開車出發的，轉完了大半個城市，資料用一個開口的紙袋子提著，便於拿取。有時看見有人鍛煉，我就隨手把信封放在路邊花罈上。在大學附近（非典期不讓進）的草坪上，頭一天觀察有很多人坐的地方也隨意放幾封。看到人多的菜市停放的車輛，我專門下車步行走過，部份車籃車尾就留下了資料。路過一長途汽車站時，我若無其事地進去在幾張凳子上坐坐，每張凳子上都留了幾封。火車站有警察背槍走來走去，沒有票不讓進候車室，我在廣場上幾個有太陽照曬的凳子上不顯山不露水的留了好幾封（現在沒有人坐，等太陽一轉向就有人坐了），售票窗旁的櫃台旁也不經意的留了幾封。

我看見火車站有幾個民工盯著信封看，我想，我一走，他們肯定會將信封取走，我想他們也應當明白真相。在公汽站，我裝著看報紙，然後將幾個信封與報紙一同留下，那些等車找報看的人也同樣可以得到資料。在幾個廣場，我採取同樣的辦法把資料也發放了出去。就在巡邏眼皮底下，我把資料留在IC公用電話亭也安然無事。我同樣沒有忘掉居住在江面船上長年累月打魚為生的城市邊緣人，他們也同樣應該知道真相。我特意發放了幾封在他們的船邊的路上。孩子們盪鞦韆遊戲的地方，我也留下一份，識字的孩子們會把知道的真相告訴更多的人。

就這樣原以為很難的事情半天就順利做完了。遺憾的是發到後來明顯感覺準備的資料太少，好多應該多發幾份的地方產生只留了一份，更多我覺得可以，也應該發放的地方沒有發放。整個過程中也不時產生怕心，但還是堅持下來了，一天內把200份全部發完，有力地震懾了邪惡。我想師父的法身會領著那些應該得救的有緣人來看真相資料的。

（個人體悟，層次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