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的講真相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我是一九九四年得法的，算起來有十四年了。由於我那常人的證實自己的心太重，忙於常人所謂事業的時間太多，真正學法煉功並不多。導致經濟迫害多，病業迫害多。我停滯過，迷惘過，是恩師的慈悲關愛，多次指點人把我領到真正實修的路上。

昨天晚上，我才真正在心中感受到了大法修煉，大法弟子不是為了自己修煉，是為宇宙、為公、為他人在修、在煉。以前，在和同修的交流中也知道，但是沒有感受到，現在我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就真的不一樣。以前總是盼望正法早點來（有私）。現在我盼望修好了，救全了再來。心中真的有了緊迫感。今天提起筆來，把很早以前寫的堂堂正正的講真相救人的事整理了出來與同修們切磋，以利共同提高。

前些日子，我給一位賣鞋的常人講真相時，她說：「看你們法輪功偷偷摸摸的，說話都不敢大聲」。我說：「我們在甚麼地方都敢講，多大聲都有。……」此後一段時間我都在想，有師在，有法在，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在修煉，堂堂正正的在講真相，救世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無論甚麼人、甚麼場合、甚麼地點、多大聲，我都講過。為甚麼這樣的話能夠讓我聽到呢？通過向內找，認為很有必要把我講真相的一些事情寫出來與同修們切磋，共同提高。也讓常人看一看我們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堂堂正正。

一、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迫害法輪功最瘋狂的日子裏，當地派出所的民警找到我家，問我：「你煉不煉功了」，我說：「煉呢」。他說：「我來了，你就說你沒煉，不行嗎？」我說，「法輪功講真善忍，煉了說沒煉，還講真了嗎？」他無話可說，走了。直到今天派出所一直沒有找我麻煩。

二、二零零二年春天，也是迫害法輪功最瘋狂的時候，我到省政協辦事，在省政協大堂，我就給省政協副主席、大堂經理等人講起了真相，講了好長時間，大家都非常認真聽。不但沒有一個人說不對，那位副主席還叫人拿來紙，寫上了他們家的電話號，辦公室的電話號、秘書和司機的手機號，還告訴我說：「二十四小時我在甚麼地方都能找的到，你可別委屈了啊！」又親自把號碼放到我的衣兜裏，一再說：「你這個人好說，保管好電話號，有事了甚麼時候，都能找到我。」

三、二零零六年五月份，在從天津到哈爾濱的火車上，我從唐山開始一直講到長春。除了臥鋪，餐車和十一節車廂以外，我都講了。我講法輪大法好，如何好，講到江大魔頭為甚麼迫害法輪功，怎樣迫害法輪功，講到共產黨搞假惡鬥，怎樣殺害了幾千萬中國人，講神已經震怒，要嚴懲共產黨，講退黨、退團、退隊的人就能剩下，就幸福了。講高興了，雙臂同時高高舉起，車廂的人們高高興興地聽我講，乘警走過來，示意我暫停，我也用手勢叫他快走，我繼續講。

有一個非常了解共產黨內情的人在兩節車廂的交界處問我：「你是胡某某的內應吧？」我說不是，我又講了共產黨混亂的一些事，他還說，這樣鎮壓，國務院信訪辦的工作人員增加到了二千多人，每天忙的不可開交。

列車長把我請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這個黨完了，我就是對付點工資，養老婆孩子。」還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武漢車站有個站長，從他家抄出四千多萬人民幣，那地方潮濕，錢都長毛了，一個車站站長多大個小官，家裏就有這麼多錢，這個黨能好得了嗎。到了長春我就下車了。車站是個特殊的固定的場所，一列車人，應該是甚麼人都有，可是卻沒有一個人反對我，找我的麻煩。這是老師和正神都在保護我。

四、二零零六年六月，在二道白河辦事，一天晚上十二點多，我帶著自己寫好的九張真相資料，向郵局、警車、轎車裏投放。投完四張，投第五張的時候，一輛車停在我身邊，從車上下來幾個人，其中一個對我說：「把那東西給我看看」我說：「憑甚麼給你看？」他說：「我是警察，請看我的警察證。」我說：「中國啥都有假的，看你那玩意有啥用？」他說請上車，去警察局好嗎？我說：「行。」

到了警察局，我掏出那張資料，上頭寫著：「切莫再沉睡。亂殺無辜八千萬，中共犯下彌天大罪……，退出黨團隊，中共將崩潰。在哪裏退，在心裏退，在神那退，退就剩下了，就平安了，就幸福了，快快退，抓緊退，不但自己退，勸你親朋好友都要退。」有一個光膀子的人（後來知道是局長）對我說：「你念多少年書啊？字寫得這麼好（內容好）。」我說：「咱念九年書」，他說：「不對，一定是教授，念九年書能寫這麼好嗎？」大家想一想，這不是內容感動了他嗎？他說的好就是指的真相內容好。幾個小時以後，他們不但沒有難為我，天亮了，還用車給我送回了原住處。

五、同在二道白河，有一天中午，在幾千人聚餐的飯堂裏，我遇到了那位局長，我當著他的面講起了江大貪等等腐敗現象，講天將滅中共的真相，講退黨真相，這位局長只是叫我小聲點。其他人都願意聽。我在離開二道白河前，幾乎每天中午都到這個飯堂去講。

六、近四個月來，在同修的幫助下，我開始用真名、化名勸退了，記名的已經有一百多人了。我大部份本著在人多的地方講，在大道上、在賣報點，在賣貨點、賣菜點、賣藥點……，我覺的人越多越好。人少時，聲音小點，人多了，就大聲點，人越多，聲音越大。

我在講真相時，聲音是隨著需要升降。舉例說，我在給少數人講時候，聲音不是太大，可是有人經過了，聲音馬上提升。從來沒有怕人聽到的時候。通常都是把聲音提到人們能夠聽清的程度。尤其提到共產邪黨時，我就大聲說，一個人得了癌症，而且擴散到整個機體，全身哪一捅就冒膿，這個人還能活幾天呢？共產黨不就是這樣一個機體嗎？聽的人點頭時，我就接著說，黨團隊員不趕緊退出來，他死了，你這個細胞不也得扔掉嗎？，人們都認可退出那個邪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