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知天命、畏天命、順天命」
志於學或志於道
古人說：「心之所之謂之志」，「志」這裏指的是一種「志向」、一種「追求」、一種「意志」、一種堅定不移的「精神」。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個學是指學道，所要學習的就是要達到上達，達到通天的道理，學習天地大道的法則，使自己所做所為如何能夠合乎大道。
古代的道德準則和倫理綱常是接受而非討論的對像，是信仰而非研究的對像，學習所要做的不是探究知識本身，而是如何將聖賢之道落實到實踐。因此孔子強調重視修身，從「毋自欺」到「慎其獨」；從「切磋琢磨」到「有斐君子」；從「自明」到「日新」無不在揭示道德不斷昇華的境界。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憲問》），認為君子為事的目的不在於事，而在於道，「志學」和求道的目的是要「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心向善，是為了負載經世濟民之肩承。
立身於世
在戰亂紛爭的春秋年代，禮崩樂壞，孔子問《禮》於老子，欲行「仁」、「禮」於世。他說：「三十而立」。這個階段他創建了以「仁」、「禮」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以救世解惑釋疑，重視道德教化，開始辦學傳授學生。倡導用禮來約束自己，「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信，非禮勿動」，不違背道德倫理。他的學生樊遲問甚麼是仁，孔子說：「愛人。」顏回問「仁」的涵義，孔子說：「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路問政，孔子說：「先之，勞之。」「先之」的意思是要以身作則，事事做在前邊；「勞之」即要不知疲倦的為民勤勞。孔子推崇先古聖王所行之王道，即「內聖外王」之道，如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實行過的道：為政者與天地同心，有「天」、「地」、「日月」對世間萬物的「無私」氣度和胸懷，並以無私之心關愛天下眾民。
明智不惑
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一些人偏離了正道，生活在亂世和逆境中的人，更多的是怨聲載道，哪肯近道？如何引發每個人心中原有的道德力量，並非是簡單的說教，而是關係到每個個體生命的自覺。如何自覺？需要擔當大任，擔當起維護道義的使命和責任，以正心誠意，直面生命的本真，導人以正。孔子認為君子必具生命的擔當，他說：「四十而不惑」，這個階段他力圖恢復周禮，欲興聖王之道，「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道心堅定，不計個人得失，置個人貧富、窮達於不顧，說：「貧而安」；「富而知禮」；「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知順天命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明確了在宇宙決定論的價值觀念中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即認識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與「福自己求」的可能性，而對人生採取「擇善固執」、「依乎中庸」的態度，安於義命。他說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險以僥倖」，知命者不立於牆岩之下。君子尊重客觀規律，明辨是非，對未來發展有理性的判斷和預測，可以喚醒他人從善以避免災難的發生。於是孔子帶著學生周遊列國而弘道。
孔子在五十一歲至六十八歲的十八年間，或仕魯，由中都宰、司空至大司寇攝相事；或遊列國，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楚、葉之間，歷盡艱辛，但他始終堅持「寓意於行」，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善化他人的機緣。在匡地被匡人圍攻時，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宋國被司馬桓魋威脅時，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針對當時的「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的看法，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這些都體現了孔子奉行天命的堅定信念。
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返回魯國時，已經六十八歲了，又致力於整理詩書禮樂和教育。他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時一切行為已無太過不及之偏弊，達到了中庸的「至德」，能夠從心所欲，又自然而然的不越「仁禮」、天命。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刪詩、序書、訂禮、正樂、讚易，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明確教育的作用是教人「知天命」，並達到順應天命，他一生都是在孜孜不倦的教人，門下如顏回之好學、閔子騫之廉潔、曾子之弘道……。
孔子將維護和傳播道義作為其一生永恆的志向與追求，要完成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和責任。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夠以超然的態度面對一切挫折和困苦，始終剛毅沉著而屹立鮮明，為後世作出了楷模。在道德一日下滑千里的今天，法輪大法洪傳於世，給人們帶來未來和希望，很多人修煉「真、善、忍」，實踐並傳播真理，向人們講清真相，喚醒更多民眾的覺醒，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了正義和善良，勇敢的承擔起維護真理的使命和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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