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人的風雨人生（圖）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架銀色的飛機從上海浦東機場起飛，四個多小時後，伴隨著轟隆隆的機鳴聲，飛機徐徐降落在位於太平洋和菲律賓海之間，隸屬美國的塞班島。一個高個俊朗的年輕人走出艙外，他叫張廉鵬，一個簡單的旅行包就是他在這裏生活的全部。

塞班島玻璃般的海水晶瑩剔透，銀白色的沙灘潔淨而溫暖，還有五彩繽紛的珊瑚礁，另外這裏還有其它海島所沒有的寧靜，偶爾海鷗的一聲鳴叫或者汽笛聲，才能發覺這裏是人間。

張廉鵬八十年代初出生在遼寧省大連市，渤海灣也有美麗的大海和沙灘，少年時他雖然也時有歡笑，但在一段時間內，他卻嘗盡了大海般的苦澀。如果你了解他的故事，就會覺得，那也許是一位七十歲的老人都不曾經歷過的人生變故，更別說那些八零後的年輕人了。

明鑑善與惡，苦海登渡船

在張廉鵬旅行包中，有一張他珍藏已久的照片。

張廉鵬和媽媽王秋霞在大連市金州縣唐王殿的合影

這是張廉鵬十四年前和媽媽的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媽媽面帶微笑，那是她和兒子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就在一年多前母子二人相繼開始修煉法輪功。

法輪功師父李洪志先生曾在中國辦了五十六期學習班，三次到海濱城市大連，一次是在大連外國語學院，一次是在大連機車廠體育館，當時學員約有一千五百人。當五個月後李老師再去大連的時候，就有六千多人在大連體育館聽了報告。從那以後，法輪功在渤海灣迅速口耳相傳。

廉鵬小時候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是家中的獨子。五歲的時候，爸爸突然因故被抓起來，被判了六年徒刑，這場變故給媽媽王秋霞帶來的衝擊最大，她一方面要去探視身在牢中的丈夫，同時要照顧好年幼的小廉鵬，娘倆相依為命，其中所經歷的辛酸可想而知。廉鵬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爸爸刑滿釋放，家裏又開始恢復了往日的歡笑。

之後，爸爸媽媽開始一起做生意，開過酒店和商場，生意運轉的不是很成功，爸爸媽媽由於感情不和後來就分手了，廉鵬一直和媽媽生活在一起。命運的坎坷讓媽媽苦思不解，每天悶悶不樂，後來還患了風濕病，每逢陰天下雨身體就開始疼。

經人推薦，王秋霞知道了法輪功很好，很快母子二人都開始修煉法輪功。看過法輪功主要著作《轉法輪》之後，王秋霞內心積攢的種種人生不解都找到了答案，性格不像以前那樣急躁了，身體的病也好了。以前，王秋霞曾被人騙了二十萬元錢，這回也想開了。她一下子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地，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返本歸真。

每天早上五點多，母子二人就到大連沙河口區的中山公園煉功點煉功，那是一個上百人的煉功點，和其它氣功團體相比，法輪功學員的人數是最多的。每天晚上，一些法輪功學員就到王秋霞家學習法輪功的書籍。

當時法輪功在大連可謂是家喻戶曉，市區有至少有234個煉功點。據一名法輪功學員回憶，他們單位從處長到科長，人手一本《轉法輪》。法輪功真、善、忍的法理也推動了當時道德的提升，《大連日報》曾載文《無名老者默默奉獻》，報導古稀老者因修煉法輪功為村民義務修路1100多米的事蹟。《大連晚報》還報導過大連海軍艦艇學院法輪功學員從大連自由河冰下三米救出一名落水兒童的事蹟。

一九九八年二月，6478名法輪功學員參與了《大連修煉法輪功健康調查報告》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修煉前後身體健康變化的幅度十分顯著，疾病症狀消失率90.12%，修煉法輪大法人群思想健康、心理穩定。6327人每年節省醫療費用達1524.47萬元，醫療費節省數額顯著。

兩次生死難化險為夷

廉鵬開始學法輪功的時候才十五歲，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少年，他向我們描述了在他身上曾發生了兩次很神奇的事情。「那時我剛學法一年左右，一次我騎自行車過馬路，我看的是綠燈，可過的時候卻變成了紅燈。突然一輛麵包車開過來把我給撞飛了，撞出十多米遠，一下子掉到停在對面的車的前角上。自行車大樑都彎了，撞我的汽車整個擋風玻璃前面都碎了，前面一個大坑進去了。我當時腦子裏清清楚楚記得師父說過的一個法輪功學員被撞的案例，人家也是被撞出十多米遠，但是站起來，一點事都沒有，好壞出自人的一念。我也是那麼想的，肯定沒有事情，結果奇怪的是撲了撲了身上就是沒有土，身上一點毛病沒有，就頭上破了一點皮。司機還大聲責備我說，紅燈你也闖，你不看著點嗎！我直給對方賠禮道歉。」

「還有一次我做啤酒，那個很大的啤酒罐，本來用硫酸刷，那天硫酸用完了，準備用一百度的熱水刷。我去開閥，那個閥壞了，在我頭頂上，一罐子熱水噴出來，從我的頭頂上澆到腳底下。當時旁邊的人都嚇壞了，然而我也是一點事情沒有，就耳朵後面皺了點皮。當時我也記起了師父說的『好壞出自人的一念』。」

回到家裏，廉鵬說給媽媽聽，母子二人都堅信，在災難中，一定是法輪功的師父保護了廉鵬，使災難化險為夷了，從此二人更誠心實意地學習法輪功了。

風雲突變　上訪被抓

法輪功迅速在神州大地傳播，也引起了中共高層政治投機者的注意。從一九九六年的《光明日報》的輿論攻擊開始，就有預謀的系統實施對法輪功的打壓了。九九年四月，由於何祚庥在天津雜誌《青少年科技博覽上》上發表文章誹謗法輪功，四十五名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遭到非法抓捕。該事件直接促成了北京「四二五」萬人上訪。四月二十五日當天，王秋霞得知法輪功學員被抓後，獨自一人也去了北京上訪，但到北京時問題已得到解決，又回到大連。

接下來在公園煉功時，時而會有警察來 「拜訪」。七月二十日，在大連，一場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全面迫害開始登場了。凌晨大連市警察在610辦公室的指揮下，對全大連市的八到九個法輪功義務聯繫人開始了統一抓捕。當天，大連市的很多學員在得知學員無故被抓後，不約而同的到位於人民廣場上的市政府上訪、請願，要求市信訪辦轉達心聲，要求放人。王秋霞母子知道消息後也去了，當時信訪辦前大約有一千名法輪功學員。

下午一點左右，一群準備就緒的警察約二十多人，從市政府東側開始強行驅散法輪功學員。一男學員手抓柵欄，抗議這種驅散暴行。警察抓住他的衣領，頭髮，狠命的撕扯，猛砸其抓柵欄的手。更有甚者，對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有的警察欲掏槍相威脅，被學員制止。第二天還發生了很戲劇性的一幕：警察們正準備毒打學員，突然來了一輛高級轎車。一身穿便服、頭目模樣的人，厲聲呵斥正準備行兇的警察，「幹甚麼！」行惡警察驟然停手。在這位領導的命令下警察、摩托騎警整齊列隊，之後電視台錄像出場了，警察立即放下兇惡的面容，變得和顏悅色，每兩個警察挽扶著學員緩緩的送上準備好的十幾輛公共汽車。當錄像一停止，警察立即撕下偽善的面具，對學員大打出手。有的學員被打的滿臉是血，有的圍觀市民也被毆打，一個女學員的兩隻胳膊被打得大面積淤血。

維護信仰　身陷牢籠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全面開始，全國的報紙、雜誌、廣播、電台超負荷運轉，短短半年之間，對法輪功的誣蔑報導和批判文章竟超過三十萬篇。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左右，王秋霞在家裏被警察綁架。廉鵬回憶說：「當時很多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都會被抓起來，沒去的也被警察和街道不斷騷擾，通過各種手段強迫放棄修煉法輪功。我和媽媽去瀋陽躲了三個月，媽媽先回家了，不久就被綁架到大連市姚家看守所，我天天往家打電話也找不到人，非常著急。媽媽被刑事拘留三十多天，刑事拘留比較嚴重，可能警察認為我家是學法小組或者知道了媽媽四月二十五日的時候去了北京，因為當時被抓的法輪功學員首先被問的就是是否參與了『四二五』的和平上訪和大連本地的上訪。」

看到電視和報紙上的對法輪功的負面宣傳，很多法輪功學員都非常希望政府能傾聽法輪功學員煉功後的體會，正面認識法輪功。當時大連很多年齡大的法輪功學員很想去北京上訪，但是他們很多都沒出過遠門，更找不到北京的信訪辦了，很著急。二零零零年九月末，王秋霞知道這個事情後，就租了一輛大客車，準備一起去北京上訪。當大家來到客運站上車準備走的時候，突然有警察上車查身份證。當時廉鵬也在車上，他回憶說：「當時車上有二十多人，最大的有六、七十歲的老人，那是一輛臥鋪車，我在後面，看到有警察上來，知道不妙，馬上打開窗戶，和同修甲一起跳了出去。警察強迫司機把車開到了大連市富麗華大酒店後的停車場，把剩下的法輪功學員全部綁架，媽媽被綁架到大連市戒毒所，我大姨是失去一隻手的殘疾人被綁架到姚家看守所。後來，我和同修甲坐火車去了北京，到北京的時候正是十月一日左右，我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裏的同修太多了，全國各地的都有，一會這邊一群人喊「法輪大法好」，一會那邊一群人打橫幅，此起彼伏的，很多便衣和警察都過來打法輪功學員，把他們一批批的抓到廣場旁邊停著的六七十輛大客車裏面。」

當時法輪功學員去上訪的結果就是被抓，到天安門請願也是一樣。看到這種情況，廉鵬和同修甲決定不能主動被抓，先留在北京再說。兩個人後來聯繫到了北京當地的一名法輪功學員，他給這些外地的法輪功學員租了一個房子，七八個人住在一起。很多學員是南方來的，這些學員白天除了出去發放法輪功真相，還掛橫幅，晚上也出去掛橫幅。在街上，樹上，圍欄上，條幅上寫的都是「法輪大法好」，當時北京街頭很多警車，到處抓來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七天後，和廉鵬住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被鄰居告密。對於當時的情景廉鵬記憶猶新：「由於鄰居到小區居委會告密，我們七個法輪功學員都被抓了起來。我們在派出所呆了一夜，後被送到朝陽區看守所。晚上提審時，我看見屋子裏有一個外地女孩，歲數不大，我看了她一眼，點了一下頭，被警察發現，過來就打了我六個耳光，打得挺狠的，還彈了我身上一個煙頭。第二天我和同修甲被大連來的警察抓到一個賓館裏面，陸續的其他大連學員也被抓到那裏。當時還有一家三口人，爸爸叫姜雲天。之後的一天晚上我們都被戴著手銬，排著隊坐火車被押回大連的戒毒所。在那裏我看到了媽媽。」

當時王秋霞被關在樓下，廉鵬在樓上關著，每天早上警察強迫法輪功學員集合到一個大廳裏面坐著，從早上到晚上九、十點鐘，強迫她們聽誣蔑法輪功的錄音。當時警察還用煙頭和打火機燙法輪功學員的臉。王秋霞被警察定成了組織者，準備給她勞教，但是警察私下裏卻和她要錢，說拿三萬塊錢可以把她和兒子放回家，遭到王秋霞的拒絕，結果被勞教三年，廉鵬被勞教兩年。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兩人都被送到大連教養院，王秋霞被送到女隊，廉鵬被送到男隊，他說當媽媽出去洗澡的時候，才能從樓上的窗戶上看到媽媽。當時教養院經常會請一些人到教養院的大禮堂做誣蔑法輪功的報告強迫學員聽，這些報告還被整理成錄音成天到晚的放給後被抓來的法輪功學員。一次聽報告的時候，突然一名法輪功學員站起來大喊「法輪大法好！」這名法輪功學員叫李茂勛，年近古稀，是市檢察院處級退休幹部，後來不幸去世。當時現場一片混亂，很快警察跑過來把李茂勛摁倒在地，拉到其它的地方暴力迫害。

法輪功學員李茂勛

教養院的條件非常差，廉鵬回憶說：「被非法勞教的時候我才二十歲，是法輪功學員中最小的，剛開始我被分到羈押新犯人的地方呆了一個月，被強迫背監規，背不下來就挨打，一個月不能刷牙，洗澡，上廁所只給半分鐘，睡覺很擠，身上還長了很多蝨子。由於條件惡劣，教養院的百分之八十的學員都被感染了疥瘡。」

殘酷的「三一九」群體迫害事件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製造、導演了「天安門自焚偽案」後，大連教養院就開始謀劃了一次極其殘酷的群體暴力迫害事件，被當地法輪功學員稱為 「三一九事件」。當時大連教養院關押的男性法輪功學員約有一、二百人，女性學員是男學員的一、二倍。男女學員分別被關押在兩個樓裏。當時女隊大廳掛了一個巨幅標語，新被劫持的法輪功學員必須在上面簽字，否則便會遭到毒打。每個室內還安上了喇叭，用來播放污衊法輪功的廣播。每個室還安上了監視器（包括走廊、廁所、倉儲室）。教養院還購買了一批電視，每室一個，用來播放邪悟者（被警察強制洗腦後配合警察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的報告錄像等。即使這樣，他們也達不到目地，他們的上司便下達了 「不惜一切手段，只要轉化率」的命令。於是，三月十九日在大連教養院上演了最為慘烈的一幕。

三月十九日中午，從男隊一個房間傳出警察的叫囂聲，然後是多人急促的腳步聲，後來就是電警棍「叭叭」的放電聲音，各種聲音越來越大，一場邪惡的迫害開始了。關押男法輪功的大隊大隊長喬威以及獄警王軍、孫健等人，帶領「四防」人員車鑫、於世偉、矯波、梁大海、周文國、孫偉等多人，手持電警棍、膠皮警棍、手銬等刑具逐一闖到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牢房，看誰不順眼立即架走，然後施以拳腳及各種刑具，拒絕放棄修煉就會遭更加殘酷的酷刑。好多學員被拉到辦公室，有的腿幾乎被打斷，只能半躺在地上；有的衣服被剝光，全身、腳心以及下身被電擊很長時間，而且警察和打手在學員身上還寫了許多謾罵法輪功和師父的話，從中午直至第二天凌晨，獄警的叫罵聲、電棍的放電聲、慘叫聲充斥著整個大樓，從周圍的房間傳出的各種駭人的聲音不絕於耳。大隊長喬威開會就大喊：「你們趕快轉化，不轉化，向前一步就是電棍。」一名警察在用電棍中長時間按動按鈕的手指都出了水泡，可想而知迫害的有多歇斯底里。暴力下，有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迫違心寫了放棄信仰的文字，廉鵬就是其中一個，他說那種感覺完全是一種精神折磨。

而女隊這邊也同樣發生了殘酷的迫害，三月十九日，司法局副局長郝寶昆帶領一幫打手對女學員進行強制「轉化」。晚上所有法輪功學員被強迫彎腰九十度、兩手後伸站著，叫「開飛機」，強迫踩寫在紙上的師父的名字。輪番被帶到走廊裏，簽「轉化書」。走廊裏皮鞭聲、刺耳的電棍聲及辱罵法輪功的廣播聲混在一起，一片恐怖，迫害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上午。當時每個學員頭髮都掉一堆、汗流浹背，臉都是腫的。

媽媽被二十多人活活打死

六月十日晚上，警察把廉鵬帶到女隊的辦公樓，當時廉鵬看到大姨在哭泣，大姨告訴他，媽媽在迫害中被很多人給打死了。第二天廉鵬在中心醫院看到了媽媽，屍體上沒有衣服，腿上，胳膊上，臉上，都是紫的。看到這一切，廉鵬內心刀割一般，媽媽一直是廉鵬的依靠，廉鵬痛哭不止，大聲質問警察，是誰害死了我媽媽？而教養院只是應付說幫著找兇手並賠償了七萬元人民幣，剩下的就是催促趕快火化。廉鵬和爸爸要了一年半的驗屍報告也沒要到。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教養院從馬三家、撫順等地找來了幾十個人組成所謂的「幫教隊」，對法輪功進行斷章取義，向學員進行灌輸，同時對學員進行體罰毆打。如撅，或雙腳並攏整天蹲著，騎在脖子上拳打腳踢、電棍，甚至往鼻孔裏塞紙等，一連幾天強攻。管教還利用學員之間的情（如誰和誰關係不錯）調換牢室，採用車輪戰術和體罰並用，對學員進行圍攻，幾天下來如果還不妥協，就開始進行群體性的瘋狂毆打。

一位目擊者描述了王秋霞被迫害的過程：那天，我聽到走廊裏有人喊「隊長」，我一看是王秋霞在喊。當時，獄警隊長苑齡月就站在大鐵柵門的外邊，根本不理。這時，七、八個人跑過來拖打王秋霞，王秋霞大聲喊 「救命」，苑齡月沒有制止，看著這七、八個人把王秋霞拖到庫房裏。因為庫房和我所在的監室緊連著，所以我能聽到聲音。就聽庫房裏傳來密集的「啪啪」「咚咚」等聲音，顯然是多人一起打。我趴在監室門口，看到不時有人滿頭大汗地從庫房裏跑出來，到水房用涼水沖汗，然後又跑回去繼續打，直到把王秋霞打死了。我所在監室的室長段某回室裏說：「王秋霞沒氣了，她們正在做人工呼吸，有人去報告了。」這時，我看到大隊長馬某來了，到庫房裏看了一下，滿頭大汗地匆忙走了。不一會兒，馬某領著獄醫（男，40歲左右）、拿著氧氣袋一起上庫房裏，不長時間，就看見好幾個人用褥子把王秋霞抬出來了，我看見王秋霞的兩條腿都是紫色的。在王秋霞被拖到庫房裏被打的過程中，我再沒有聽見王秋霞的聲音，這是因為，大連教養院的打手們在毒打法輪功學員時，都要把學員的嘴裏塞上抹布，再將學員的上衣往上一掀，蒙住頭部。我自己就遭受過這種折磨，陳輝等所有堅定信仰的大法弟子都受過這種毒打。參加打人的有：王啟娥、曲環、修月、姚慧、張雪梅、孫謙毅、連旭、段某等二十幾個人。她們是用裝滿水的可口可樂瓶子和鞋打的。」

高挑個兒、短髮、白皙的皮膚、丹鳳眼兒，說起話來，清脆的嗓音還不時地發出笑聲，坦率而又真誠，這是王秋霞留給所有認識她的人的印象。她為了維護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致死，終年四十八歲。王秋霞去世的第二天，廉鵬和他的大姨被釋放。

截至目前，大連地區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達到九十九人，其中包括一名高度駝背的殘疾人鄭巍。

孤身一人漂泊在世上

廉鵬每年去看媽媽的時候，都會燃起一炷香，因為他相信媽媽做好人遭到迫害，靈魂去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讓人覺得心痛，廉鵬被釋放之後，和爸爸一起住了一年多。二零零二年九月中旬，爸爸患急性心肌梗塞去世，正在酒店上班的廉鵬連爸爸的最後一面都沒有看到。

用甚麼樣的詞語能描繪一個年輕人失去雙親的痛苦呢？這樣年輕的心該怎樣承擔這麼沉重的苦難？廉鵬十六歲開始工作，幹過飯店、桑拿服務員、歌房、酒吧服務員，幹得時間最長的是汽車司機。失去雙親後，在中國大陸那種高壓下，他沒有再修煉法輪功，但是內心還是相信真、善、忍的，他的生活也是飄忽不定，唯一能讓他覺得心裏安慰的婚姻，也在剛剛開始八個月後走到盡頭。

幫助好人　再陷磨難

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海外明慧網站報導了遼寧省瀋陽市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職工高蓉蓉被毀容之後的照片，高蓉蓉被龍山教養院隊長姜兆華連續電擊七小時，致使其面部嚴重毀容，滿臉水泡。這張照片引來國際社會的震驚。面對高蓉蓉的照片，中共再也找不到掩蓋迫害的藉口了。更讓中共感到驚恐的是，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多名法輪功學員成功地解救出已被嚴重毀容的高蓉蓉，法輪功學員竟然能在嚴密監視著的警察的鼻子底下把高蓉蓉救出去，他們不畏生死和捨生相助的精神令中共驚惶失措。

高蓉蓉遭電擊前

高蓉蓉遭電擊毀容

中共司法系統內的人透露：「羅幹（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有指示，這事國際影響太大，讓我們『處理好』。」羅幹一插手，就把此事定為「公安部26號大案」。遼寧省司法廳廳長於鳳升受命於羅幹，在瀋陽張士教養院小白樓洗腦班成立再次綁架高蓉蓉的「專案組」。遼寧省政法委、610、檢察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利用一切手段，監聽、偵查、跟蹤當地法輪功學員。「專案組」在張士勞動教養院洗腦班（對外稱「瀋陽市法制教育學校」）的「張士小樓」專設辦公室、審訊室，把他們懷疑與高蓉蓉有關的法輪功學員綁架到這裏非法關押審訊，並把認為有重大嫌疑的人上網通報、跟蹤、抓捕。多人被綁架到「張士小樓」酷刑逼供。

「專案組」在瀋陽張士教養院「張士小樓」迫害高蓉蓉案件相關的法輪功學員

高蓉蓉被營救出來後，法輪功學員也在想盡各種辦法替她找一個安全的地方養傷，後來他們聯繫到了當時是司機的廉鵬。廉鵬回憶說：「一天我碰到了一名法輪功學員，他和我講瀋陽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叫高蓉蓉的被營救出來，問我如果來大連的話，能不能開車幫忙，我毫不猶豫地說怎麼幫助都行。一天我早上上班，下車就被瀋陽的警察綁架了，抓的時候是兩個車。他們把我帶到家裏，抄家，刨根問底地問我，後來我被拉到瀋陽鐵西區公安局看守所呆了一晚上，審訊的時候四、五個警察。我被劫到瀋陽張士教養院的小白樓，這個被稱為『張士小樓』後來迫害了很多大法弟子。當時三個犯人看著我，兩個小偷，一個是販賣毒品的，他們和我住在一起，還強迫我寫轉化書，瀋陽市司法局局長也來了，又找了兩三個人天天給我洗腦。 『專案組』不知道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說是有電話記錄，由於我確實不知道甚麼，十五天後就把我放了。」

從新走入修煉

張廉鵬在參加塞班島法輪功的活動

潮起潮落的海水，寬闊而深邃，訴說著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張廉鵬在塞班島又開始修煉法輪功了，他自己覺得現在很充實，不像以前那樣總是想怎樣過得好、過的舒服了，每天他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到景點向遊客講法輪功真相。

塞班島的天氣經常酷熱難耐，把他曬成了一個黝黑的「水手」。年輕的他經歷過人間至悲的事，在自由的天空下終於可以展翅飛翔。

然而中國大陸還有多少年輕人、甚至尚在學齡的孩子，在父母因堅持信仰被關押折磨中，而承受著心靈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