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造」飾品藏求救信 美政府調查》補充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者註﹕郭居峰，原來是遼寧省大連市一位工程師，他於二零零八年來到德國。他因為修煉法輪功曾在中國被非法抓捕四次，最後一次輾轉了三個勞教所，曾受過至少三十種身體和精神的迫害。他認識的十二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迫害中失去生命，其中有七名來自大連，五個學員的孩子還未成年。王秋霞與王哲浩和郭先生以前都在大連市沙河口區的中山公園煉功，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前，那個煉功點有三百多人。後來迫害發生後，王秋霞由於不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在大連勞教所被毒打致死。王哲浩才僅僅二十七歲，在葫蘆島教養院被打得滿臉是血，輾轉了三個教養院後不幸去世。曹玉強曾經和郭先生一起輾轉了遼寧省的三個教養院，最後雙雙絕食獲得自由，曹玉強後來又被綁架，被迫害得只有八十多斤後不幸去世。）

看了明慧網文章《「中國造」飾品藏求救信美政府調查》後，很是震驚和感動，為寫信的人的勇氣而感動，為這封信能穿越層層鐵門，層層關卡，而且最後順利地被善良的人發現而感動。如果這封信在傳輸的過程中，被弄丟了怎麼辦？沒有被發現怎麼辦？如果發現了，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怎麼辦？但這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沒有發生，真是神佛保祐！

現在我們除了能看到這封真相信的原稿外，寫信人的處境和寫信的過程還無法想像。能為這麼珍貴的真相信做點甚麼呢？我忽然想到，自己曾經也和寫信人一樣被關押在勞教所裏，也曾經把揭露迫害的真相信成功的傳遞出來，或許我的這份曲折的經歷可以讓發現信的朱麗•凱斯女士和其他關注這件事情的人了解一下中國勞教所的情況以及從那樣一個處境下傳遞出真相信的艱難，希望我的這段經歷能從側面對寫信人的處境和心態有一點點補充。

艱難的信息整理

我和寫信人來自同一個省，中國遼寧省，十二年前，我被非法勞教兩年半，沒有審判，沒有律師，非法關押在遼寧省葫蘆島市勞動教養院。那是我經歷的第三個勞動教養院，我的另一個同伴叫曹玉強（後來不幸被迫害去世），我們每天被關在一個房間裏，當時被關在那一樓層的還有葫蘆島當地的法輪功學員，我們兩個被和這些學員隔離開，每天每人一個普通犯人二十四小時跟著我們。當時我住在一樓右側的第一個房間，去洗手間要經過一個長長的走廊，走廊棚頂上有監控，包括去洗手間刷牙、洗臉，上廁所等，普通犯人都近距離跟著，不讓我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接觸，這種接觸包括互相交談，去對方房間的拜訪等，吃飯都是在自己的房間裏吃。

剛到那裏不久，我和曹玉強就在嚴厲的監控下進行了信息的交換，我們雖然在一個房間，也不能自由的談論，有關法輪功的話題更是被禁止。這種信息交換了很長時間，每天一點點，那些信息是有關我們在上一個教養院──遼寧省關山子教養院被迫害的信息，遼寧省一共有兩個省級勞動教養院，一個就是上面真相信中提到的馬三家教養院，主要關押女性法輪功學員，另一個就是關山子教養院，主要關押男性法輪功學員，兩個教養院的共同特性是，警察強制法輪功學員勞動，並任意酷刑折磨他們。

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初包括我和曹玉強的二十名法輪功學員被遼寧省大連市教養院秘密轉移到關山子教養院。到那裏的第四天開始，我們就被相繼遭迫害，被走馬燈似的關到小號裏，還被分到各個大隊的外役點，比如石場、磚場被強迫做苦役。

我和曹玉強是唯一兩個從關山子教養院又一次秘密轉移出來的，並被關在葫蘆島教養院的同一個房間裏，他把他知道的情況一點點的告訴我。隨著信息的漸漸的增多，我所知道的被迫害的信息就不侷限在我們兩個人身上了，我們開始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尋找機會把大連教養院的秘密轉移計劃和關山子教養院迫害我們的真相傳遞出去，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雖然這很冒險也很艱難。

我們陷入的第一個處境就是沒有紙和筆。曹玉強告訴我的信息很重要，而由於有普通犯人的監控，我和他也不能很好的交流，在那種情況下，他告訴我的信息，我必須一次性記住，幾乎沒有和他再次進行確認的可能，當被迫害人員超過五個的時候我的大腦有些吃不消，因為這要求我不能把兩個受害人的信息弄混，誰甚麼時間，關入小號幾次，多長時間，發生了甚麼？我要把這些具體的要素對應到每個人身上，我每天高度集中的一遍遍重複這些信息，和遺忘做著激烈的鬥爭。我根本不去想我們的這個想法是否會實現，只是專注的做著自己該做的，等待合適的時機，我深信中國古人說的一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一支筆從天而降

突然有一天，曹玉強悄悄地告訴我，他找到了一支筆。我心裏非常高興，幾乎要喊出來，但是還不能表現出來，連笑都不能。說是一支筆，其實只是一個圓珠筆芯，我暗暗敬佩他鍥而不捨的精神。我沒有機會去問他弄到筆的過程，也許曹玉強弄到的就是整個圓珠筆，為了減少目標把其它部份扔掉，只給了我圓珠筆芯。

有了這支筆，我們的計劃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雖然這支筆不是很方便，但是足夠了，我內心深深地認為這是神佛的恩賜，因為如果圓珠筆芯沒有油或者寫到中途沒有油了，那將是多麼遺憾的事情，但是事情發展的卻很如願以償。

在這之前，我已經超前的把腦子裏的信息作了一個分配，因為就像寫文章一樣，要有主題，分類描述，但是在我當時的處境，根本沒有機會去打草稿，只能在腦子裏面把這個牽扯二十人的信息組合好。有了筆，用甚麼做紙呢？衛生紙？我忽然想到，雖然那很軟，但是應該可以做到。但甚麼時候寫呢？白天肯定不行，晚上房間裏的燈是一直亮的，值班犯人整個晚上走來走去。對，最好的時間就是深夜十二點以後到凌晨的那段時間，雖然一晚上不睡覺，但是為了這些真相傳遞出去做這點付出算甚麼呢？

這個階段我還要給自己鼓勁，壓制自己的怕心和擔憂，因為任何負面的想法都會促使我放棄，「這樣做有效嗎？寫好了根本傳不出去。被發現了你能面對酷刑折磨嗎？犯人是不是已經知道了我的計劃？他們是不是要在我寫的時候抓一個現行呢？」我根本不去想這些，我不給這些負面想法任何的空間，當它們進入我的大腦的時候，我根本不去往下聯想，一下子把他們從我的頭腦中排出去。

那一夜我沒有睡

接下來的情節似乎只有電影裏才會出現，矛盾和衝突驚心動魄的展開，但是我根本沒有看電影的任何愜意，因為這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如果我的計劃被發現，電棍酷刑落到我身上的時候也是實實在在的。

那天晚上，我表面上閉上眼睛，腦子裏還在對我要寫的文章進行最後的優化。這個過程我不能表現出和平時的一點不同，我不能心神不寧的身子翻來翻去。我要去體會值班犯人的一些規律，比如他甚麼時候會走的離我遠一些，大約多長時間會回到我的身邊，甚麼時候他會休息一下等。

午夜以後極其的安靜，我要很小心的拿出筆和紙，以免被發現，更不能突然弄出聲音。我先是在心裏祈求神佛的保護，然後做好書寫的準備。我把被子蓋在自己幾乎嘴巴上面的位置。被子不能超過眼睛是因為我要用眼睛和耳朵照顧到值班犯人，而且要是超過眼睛犯人也會懷疑，同時我要瞇著眼睛寫文章，房間裏面的燈很亮，我具備了足夠的光線去寫文章，但是這也帶來了一份風險，巨大的風險。

在值班犯人從我身邊轉身往另一方向走的時候，我開始做一點點移動，在被窩裏創造出寫作的最小空間，寫的時候眼睛還不能睜開，我的字體不能太大，因為那樣會佔用太多的紙張，增加存儲空間。在值班犯人從另一個方向轉向我這邊之前，我必須停止寫作，因為如果被發現，我要有足夠的時間去應付，比如我會把我寫的東西馬上放到嘴裏，然後吞到肚子裏去，然後把最重要的「作案工具」──這個珍貴的圓珠筆芯及時的保存到安全的地方。我的腦子高度集中，任何一刻都不能放鬆，那種感覺或許比在戰地進行實地採訪的記者還要緊張一些，但是表面卻異常的平靜。

最終，這份最重要的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最直接的第一手真相就在那個看似普通的夜晚寫完了，一共兩千八百多個字，一氣呵成。

一切都那麼「巧」

文章寫好了，但是我不能把它放到褲兜裏面，因為房間要不定期的要進行搜查，我把它均勻地疊好，藏在了褲子上部，平時外衣在外面擋著，這樣從視覺上不會直接看到。

事情進行的充滿了傳奇色彩。有一天，一個犯人的家屬來看他，他提出的問題讓我的心七上八下，那意味著我必須在短時間內作出一個艱難的決定。

「你有甚麼需要我幫助的嗎？」普通犯人悄悄地和我說。我心裏馬上開始揣測：「他是真的要幫我？還是要把我的信詐出來？然後去警察那裏去領功？一個小偷的話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如果他想幫我，他具備幫助我的心理素質和智慧嗎？」家人已經在其它的房間等他了，我必須在他去看他家人之前把信以最安全的方式交給他，怎麼辦？「我要去廁所方便一下。」沉思了一下，我說了我的需求。

走在長長走廊的過程中，我還在思考著到底要不要把這封信給他。「既然我會得到筆，既然這篇文章能寫出來，它就一定會被以某種方式送出去，現在機會來了，你還等甚麼？」我的腦子裏面想著。到了廁所，我看了普通犯人一眼，「把你的煙盒給我好嗎？」他遞過煙盒，我把信從褲子裏取出來，裝到煙盒裏，對著犯人說：「按照這上面的地址郵出去，拜託了。」之後，犯人把我護送回房間，就去見他的親人去了。

之後的兩天多時間裏，我都感覺非常的緊張，因為我不知道這封信最終的去處。我經常想，如果突然一群警察手拿電棍衝入我的房間我該怎麼辦？那種念頭侵蝕著我，猶如一個人沉入深深的大海，黑暗而又讓人幾乎要窒息。我用一絲尚存的理智尋找著我做這件事情的理由和意義。那不是開脫，層層鐵門擋住了真相，謊言在世界上肆無忌憚地泛濫，當深處牢籠的我的良知和勇氣與自由世界的良知連接起來的時候，就是清除污染人類良知謊言的時刻，況且這份真相信揭露的迫害不僅是我個人的，還有其他十九名法輪功學員的，從這一點上看，我是無私的，必受神佛的加持和保祐。

感謝神佛，這封信安全的被我的朋友收到，中間沒出現任何偏差。朋友看到後很震驚，馬不停蹄當夜整理出來，並在文章前面賦詩三首，第一時間發送到海外的明慧網站。文章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八日刊登出來──「大法弟子在關山子勞教所的正法之路。」那天我已經開始了我的下一個艱鉅的挑戰，絕食抵制迫害進行到第五天了，二十四天後，我被無條件釋放。那篇文章雖然和事發時間延遲了九個月，但那是二十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最詳細的一篇紀實報導。

在後來回憶整個過程的時候，我驚嘆文章成就的過程簡直可以用天衣無縫來形容，因為每次在我完成一部份之後，總是被成功延伸到下一步，而那一切是我無法控制的，雖然充滿了驚險，但是具足了成功的所有條件。那個犯人問我的時候怎麼那麼巧，恰好是我剛剛寫完文章的幾天後，而當時如果我沒有準備好，還會有下一次機會嗎？而我寫的時候我怎麼去預料這個犯人家屬會來？他又會發出幫助我的善心？我根本無法想像寫完文章後，下一步該怎麼進行？一切都沒有很好的計劃，但是卻銜接的滴水不漏，概率中最小可能發生的事情成功的幸運的降落在我的身上，我不得不說，這是神佛的傑作，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充實自己的勇氣和未泯的良知並去努力實踐他們。

並不是都那麼順利

從監獄或者勞教所傳遞出真相，並不是每一個進行的都很順利，一名在遼寧省遼陽市鏵子監獄非法關押了五年的法輪功學員告訴我：「一次一個普通犯人到期要被釋放了，受法輪功學員的委託，他的身上藏了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結果在出監獄的最後一刻被搜身搜出來，這名普通犯人後來被加期一年。」

說到強制勞動，也並不是在勞教所生產的每一個出口產品都會被人了解，一名在上海女子監獄服過刑的朋友告訴我，她們曾經做過上萬個英國國旗，說是給英國女王過生日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的媽媽現在正被非法關押在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二大隊，那裏有兩條生產線五十多人，每天要加工五千到六千個漁輪，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八個小時。漁輪是山東省威海光威漁具有限公司的，它是山東威海光威集團的一個子公司，產品出口世界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勞教所幾乎不需要給勞動者支付任何勞動報酬。這樣高強度勞動，按照企業給每人每天二百元人民幣的工資計算，兩條生產線五十人每天就要一萬元，一個月就是三十萬元。而勞教所根本沒有支出這麼高的工資報酬，直接獲取非法暴利。

當年人們聽到納粹集中營的真相的時候，也有人在懷疑，但是最終的事實讓世界每個人震驚。那本少女安妮•法蘭克寫的《安妮的日記》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因為他真實的記錄了在納粹統治期間，安妮一家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辦公室密室裏兩年多的真實生活。今天更可怕的一幕在中國發生著，數千萬的法輪功學員被勞教，被奴役，甚至被摘取器官移植。一個個讓人無法接受的迫害衝擊著我們的道德底線，在利益為上的今天，道德雖然下滑了，但是人類中一定還有充滿良知的人，他們聚集起來，阻止並清除邪惡對我們人類空間的侵蝕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