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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冤獄折磨 山東省淄博市吳秀華控告元凶江澤民
今年五十九歲的吳秀華堅持修煉法輪功，多次遭江澤民集團迫害。她曾被非法勞教三年，還曾遭五年冤獄，因為拒絕所謂的「轉化」，屢遭酷刑折磨，腰椎被折磨致殘。
以下是吳秀華女士在訴狀中的陳述：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因病修煉法輪功的，修煉前，因一九九五年做了子宮肌瘤切除手術，手術後沒有養好身體，當時沒甚麼感覺，兩個月後開始全身疼痛，頸椎、肩周、坐骨神經、丹毒、全身關節都疼，走一步都困難。家住一樓，兩層台階都上不去。晚上疼的睡不著覺，被子滑到一邊都拽不回來，早上起來坐骨神經疼的半個小時都穿不上褲子，沒有別人幫忙穿不上衣服。丹毒每年春天發作，疼痛難忍；頸椎疼的不能轉頭，到處醫治，打針、吃藥都無效，近兩年的時間，只能靠吃止疼藥減輕疼痛。由於長期服藥，胃又出現毛病，止痛效果也越來越不行，那時候真的是生不如死。病痛的折磨，再加上家庭的經濟狀況，兩個孩子上學，還有老人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被病痛折磨的幾乎癱在床上，就靠孩子的爸一人的工資，我幫不上忙，還要拖累家人，死的念頭時常在腦子裏出現，因為婆婆經常失眠，家裏不斷安眠藥，我就偷偷的攢安眠藥，一旦癱瘓起不來，就吞下去，不想連累這個家。
就在萬念俱灰，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一位朋友介紹我煉法輪功，說是她學校的好多老師都煉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很神奇，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法輪功，並且都是有文化的人煉，我就向朋友借了一本《轉法輪》，想了解一下。我被書中博大精深的教人重德向善的法理深深的震撼了，我從來沒看到過這麼好的書，書中不同層面講了人要重德向善和為甚麼要重德向善。真、善、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普世價值。
《轉法輪》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
隨著不斷的學法煉功，我明白了怎樣做好人的道理，身體一天比一天好，剛開始煉功一套功法煉不下來，手舉不起來，腿站不住，腰彎不下去，去煉功點都去不了，由孩子的爸用摩托車送我去，煉完功再把我接回來。不到三個月全身的疾病，疼痛都消失了，我嘗到了無病一身輕的快樂。
並且我能騎自行車到二十里路以外的一家私人化工廠上班，當時化工廠聘請我教他們化驗技術，說來回用車接送，我說不用接送，我自己騎自行車就行，我是煉法輪功的，師父教我們做事先替別人著想，不用麻煩。廠長感動的連聲說太感謝你了。我把技術毫無保留的教給他們，到開工資的時候，他們問我要多少，我說，你們給多少就多少，我不會爭，幹了一年，他們把技術全學會了，我就主動提出離開，畢竟這是一家小型化工廠，化驗也用不了多少人。他們知道我是煉法輪功才這樣，說法輪功怎麼這麼好，他們也要學，就這樣，副廠長的妻子跟我學了法輪功。
能騎自行車二十多里路上下班，這是我在煉功前想也不敢想的。能放棄利的誘惑，這是我煉功前做不到的。
身體好了，心情也好了，對生活充滿了希望，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在家裏家務活搶著幹，事事順著老人，老人想怎樣我都依著她。婆家在農村，在我們家裏的經濟不寬裕的情況下，婆婆提出要給農村的兒子蓋房子，六間新房他們三間我們三間，蓋房子的錢都是我們出的，但最後六間房他們都佔下了，如果在修煉前，我是不會讓他們的。婆婆是一個比較挑剔的人，我心裏時不時的感到委屈，修煉後，師父教我們做一個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先他後我、處處為別人著想的人，把這些委屈的心都修去了。我們家用孩子的話說：雖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們卻生活的很幸福。婆婆說：俺小吳沒修煉對我就很好，修煉後對我更好了。
江澤民集團違反中國法律的犯罪
那是二零零零年陰曆五月初九，我們當地的一位年輕的法輪功學員蘇剛，山東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因為不放棄修煉，被齊都公安局夥同齊魯石化烯烴廠強行送到山東昌樂精神病院，慘無人道的打了破壞中樞神經的藥，一個好端端的年輕人就被迫害致死。齊都公安局夥同烯烴廠把蘇剛所有的親屬都監控起來，不讓接觸外界，封鎖消息。
為此我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底再次到北京上訪，把齊魯石化公司、齊都公安局、昌樂精神病院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向信訪局反映。接待我的人代號二零三，我把信件交給他。他看了信件後，馬上就打電話給淄博截訪辦事處，把我從信訪辦強行帶到淄博截訪辦事處。本來我還要到最高人民法院、衛生部反映此事，被綁架後沒去成。
我被非法拘禁在淄博截訪駐京辦事處數日，白天晚上都是在走廊裏坐著。有一天早上，我在走廊裏靜靜的打坐，被淄博劫截訪駐京辦事處的一個王主任（他們都這樣叫他），穿著皮鞋朝我的胸部狠狠的踹了好幾腳，踹的我當時都喘不過氣來，一邊踹一邊喊，我叫你煉，我叫你煉……當時把我踢的氣都喘不上來。當時我看到他們還打一個男法輪功學員，狠踢這位學員的小便處，這位學員疼的捂著小肚子彎下了腰，好長時間沒有起來。
淄博駐京辦又打電話給丈夫的單位，我又被帶回單位招待所，第二天我和丈夫又被送到辛店鐵路派出所，一個聽說是派出所指導員的，吼叫著逼我放棄修煉，又朝我丈夫吼叫「管不了老婆就離婚」。單位也以我要再煉功就讓丈夫下崗來脅迫他。就這樣，在單位和派出所的威逼下，丈夫受不了這巨大的壓力，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五日被迫提出和我離婚，原本一家三代和和睦睦，誰都羨慕的家庭，在江澤民親手發動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的瘋狂迫害中，被拆散了。
離婚前，老人、孩子、家務都是我承擔著，丈夫只管上好他的班，無憂無慮。離婚後，這些事都落到了他身上，又要操持家務，又要上班，老人、孩子他都要操心，被逼拋棄妻子，心靈上的煎熬，身體上的勞累，長期的精神壓抑，使他得了結腸癌，長期治療不見好轉，看他萬分痛苦的狀態，我勸他煉法輪功減輕痛苦時，他說我要煉法輪功就要進監獄，不能煉。在江澤民一手製造的謊言和迫害下，他明知道法輪功是好的，祛病健身有奇效，也親眼目睹了我一個幾近癱瘓到身體健康的活生生的事例，在江澤民的淫威下，就是死，他也不敢煉。最後癌症擴散，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痛苦離世。好端端的一個家，就這樣在江澤民一手發動的迫害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他也是這場迫害的直接受害者，在這裏我也要為死去的他討個公道，以慰他直接遭受這場殘酷迫害而死的在天之靈。像我家這樣被迫害的淒慘家庭何止我一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我剛被迫離婚，臨淄公安局國保大隊夥同南仇派出所到我家，說是要問我一點事，把我騙至鐵石賓館，一進門，他們就強行把我銬在暖氣管上，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沒有甚麼原因，非法拘禁我四天四夜。不讓我睡覺，我絕食抗議這種綁架。直到放我走，我也不知道是為甚麼綁架的。
回來後，知道他們讓我老鄉替我寫了一份「擔保書」，「擔保」我以後不再上訪。
就為了我上訪，他們綁架了我七次，近二十天的非法拘禁，最後被逼離婚，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我在洗腦班、看守所、「黑監獄」、勞教所和監獄被監管期間遭到了以下的體罰虐待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我和小女兒在床上睡覺，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他們也不說是誰，說有點事要問我，我說這麼晚了，有事明天說，他們見我不開門，十幾個人翻牆進入我的院子，拿著大鐵錘把大鐵門的鎖砸開，把我睡覺的屋門的玻璃搗碎，伸進手拉開插銷，強行把我從床上抬走，鞋都沒穿。女兒當時只有十四歲，被嚇得哇哇大哭。
他們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抄了我的家，搶走了我和女兒不多的生活費，大約有一千八百多元。他們四個人拽著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進一輛汽車的座位與座位之間的夾縫中，狠狠的踹了我腰部兩腳，兩個人使勁按著我的頭，我蜷縮著身子不能動，喘不過氣來，有窒息的感覺。同時被綁架的還有我們院的唐豔麗、李玉華、匡永貴（已去世）。綁架我們的是臨淄公安局國保大隊、南仇派出所，非法逼供我的是國保大隊的於志傑。
在逼供期間，我拒絕回答，絕食抗議，在絕食的第三天晚上，他們幾個人拿著飯，端著米湯假惺惺的說：這麼熱的天，你都好幾天不吃不喝了，身體受不了啊，不吃飯喝點湯，潤潤嗓子，在他們的誘騙下，我喝了幾口湯，不一會，我就開始頭暈，噁心迷糊，出現幻覺，迷迷糊糊中，他們開始問我話，問甚麼我說甚麼，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到早上四點多鐘，我稍微清醒一點，質問他們是不是在米湯裏下了藥，一開始他們哈哈大笑，隨後矢口否認。後來把我們四人劫持到淄博看守所，一個月後均被勞教。
我被勞教三年。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劫持到王村勞教所。
在王村勞教所，所長劉長增，男；教育科長肖華，女；三大隊大隊長陳翠萍，女；惡警李倩，指使包夾對我長期體罰：熬鷹、謾罵侮辱、暴力強制寫轉化書，長期罰站，面向牆壁，兩腿並攏立正站立，腳下畫一個圈，稍微動一動或腳出了圈外，就遭到謾罵侮辱；白天黑夜不讓睡覺，包夾兩人一組，兩個小時一換，車輪式的折磨我，稍一打盹，就被拽一下或被大罵，長期的罰站，我的腿腫的上廁所都蹲不下，腳腫的大號拖鞋都穿不下，就光腳站在地上。這種不讓睡覺、無休止的打罵長達一個月之久，我精神、肉體幾近崩潰被迫轉化。
轉化後，不能有自己的思維，不能說真話，精神完全被他們控制，如同行屍走肉，他們叫幹啥就得幹啥，順著他們說，犯罪感每時每刻都在折磨著我，比遭受肉體的折磨更痛苦，我的心在滴血，那是發自內心的痛，幾個月生不如死的感受，我聲明「轉化」後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廢！聲明後，從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六日，他們四個多月沒有讓我上床睡覺，長期罰站，用風油精抹我的眼睛，往頭上澆涼水，用帶指甲的手，使勁摳肋骨，用圓珠筆在我的臉上、身上寫罵我師父、罵大法的話。由於長期不讓睡覺、罰站，腿腳腫的錚亮，完全變成烏紫色。心律到一百二十下。有一天晚上站著站著就暈倒了，他們還說我是裝的，醒來後還讓我繼續站。
二零零二年五月份的一天，他們看這麼長時間的非人的折磨我還不轉化，三、四個包夾在儲藏室把我摔到地上，抓著我的手寫轉化書，我就喊救命，這時三大隊的大隊長陳翠萍進來了，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我，說：喊甚麼喊。我說：他們對我耍流氓，抓著我的手寫轉化書。陳翠萍說：是你逼的他們，誰叫你不轉化的。說完就走了。包夾更加肆無忌憚，喪心病狂的連續三個晚上對我實施暴力，直到他們精疲力盡才完事。我用盡全身力氣反抗他們，他們怕別人聽見，用抹布堵住我的嘴，圓珠筆在反抗中折斷了好幾隻，也沒寫成一個字。最後他們還無恥的要我賠他們的圓珠筆。
由於長期的折磨，不讓睡覺，到後來，我出現偏癱的症狀，身體向左側歪，站著就摔倒，坐著也是向左側歪。大隊長陳翠萍開大會連諷帶刺的挖苦我說：「看看這不轉化的這個樣，歪歪著身子還想上天國？」當時我也不知道是神經熬壞了，後來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叫《熬鷹》，我才知道身體歪斜是熬壞了平衡身體的神經。直到最後，我開始流口水、筷子也拿不住，行動已經不方便了，他們才停止了歷時四個多月的折磨。
為了逼迫我轉化，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三日，他們又把我的兩個孩子和一個老鄉（六十多歲）叫到勞教所，想用親情逼我轉化。兩個孩子一年多沒有見到媽媽，看見我被折磨成這樣，都哭了，老鄉怕我再遭受更大的折磨，勸我轉化，因為在見到我之前，警察找她談過話。為此老鄉給我下跪，說你不轉化我就不起來。我趕緊過去扶我的老鄉起來，流著淚對她說：「這不是你下跪的事，快起來，我沒有錯，他們這是逼你、我對正法犯罪。」直至我的老鄉暈倒。警察把我拖走。兩個孩子和六十多歲的老鄉大熱天飯沒吃一口，水也沒有喝一口，往返三百多里路，要倒好幾次公交車，就為了讓我「轉化」。兩個孩子在哭，我在哭，老鄉跪在地上也在哭，幾個警察卻幸災樂禍的圍著觀看，那撕心裂肺的場面至今記憶猶新。
回到監舍後，又開我的批判會，逼著每個人發言，打我的臉，往我的臉上吐口水。罵我不轉化是無情無義，不要家庭。他們那麼折磨我，還把責任推到我的身上。從那時起，他們切斷了我和孩子們的一切聯繫。孩子來看我，他們不讓見，孩子給我寫的信、寄的照片一概扣壓，也不允許我給孩子們寫信。後來我寫了幾封信，讓解教的給捎出去以安慰孩子和寄託我對孩子的思念之情。至今，孩子還保留著這信。非人的折磨，三年來一直沒有斷過。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因為我進監舍沒打報告，大隊長李愛文把我拖到辦公室拳打腳踢一頓毒打，臉都被打青了，直到他打累了才罷休。之後罰我面牆站立一天一夜。
二零零三年五月三日下午，因為我不看誣蔑大法的錄像，一個姓宋的警察指使幾個包夾把我拖去強迫我看，我不看，剛要站起來，人高馬大的包夾韓麥玲從背後把我按倒在地，當時就感覺脊椎嘎嘣一聲，我的腰劇烈的痛，倒在地上不能動了。我說你們把我的腰壓壞了，他們根本不管，因為動不了，幾個包夾把我抬回監舍扔在地上，李愛文訓斥我擾亂會場，根本不問我的腰傷到甚麼程度。我開始絕食抗議他們對我的殘暴行為，腰疼的直不起來，也站不住，身高一點六米的我當時就矮了一大截，現在只有一點四米多一點。因為站不住也坐不住，包夾們就把我塞到床與櫥櫃之間的夾縫中，坐在地上，灌食時把我拖出來，三、四個包夾按著我，強行撬開嘴，灌的從裏到外滿身都是濕的，也不讓換衣服，不等幹了再灌。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
此時正是非典流行時期，監舍每天要打消毒藥水，打藥水時，別人都出去了，我動不了，只能坐在夾縫中聞著刺鼻的消毒水味。在夾縫中坐了近二十天，就這樣，他們還逼我做奴工，帶班警察張春霞要我吃布洛芬止疼，我要求給我確診，不確診我不吃藥，張春霞說：「你以為你是誰啊，你想上醫院就上醫院。」我的腰也疼，肚子也疼，疼成那樣，還得弓著腰做奴工。直到半年後看我的腰還是直不起來，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旬才帶我去勞教所八十三廠醫院檢查。檢查的大夫看過剛拍的片子問我怎麼傷的，我說是人壓的，他不相信，說：「人怎麼能壓成這樣？」這時帶我去醫院的帶班隊長張春霞把大夫拽到另外一個房間，說了一些甚麼，出來後大夫對我說：沒事。我說：沒事怎麼這麼疼，肚子都疼。他又給我做了一個透視，做完後就被帶回勞教所，沒有任何治療和說法。我的腰傷成這樣，有與我同時被關押在同一個監舍的同伴作證。直到二零零四年六月解教回家，還是疼的不能站，不能走路。
七月我到臨淄區醫院檢查，才知道我的腰椎、胸椎多處骨折，骨折程度是百分之七十，我問大夫還能治嗎？大夫說：沒法治了，過了最佳治療期。我又問當時治怎麼治？大夫說：要做手術，用鋼板固定。大夫說，還連帶著三分之一，弄不好就癱瘓了。被傷了一年多，我才知道自己的脊椎是骨折了。片子和檢查報告我一直留著，可是拍的片子在二零零八年再次被綁架抄家後就找不到了，但有高瑞春大夫給我作證，因為當時拍完片後，醫生的檢查報告我看不懂，我就找高大夫看，高大夫又拿著片子和檢查報告找到臨淄區醫院的外科主任和齊魯石化中心醫院的外科醫生，醫生看後都說傷的很重還連帶著三分之一，弄不好就癱瘓了。二零一五年六月，我又到齊魯石化中心醫院做了一次檢。
由於回來後，我又能學法煉功，又能走動了，再一次見證了法輪大法的奇蹟。
二零零八年二月三日，我又一次被綁架。抓捕我的是青州廟子派出所一個姓劉的警察和一個巡警。下午青州廟子派出所所長王偉派人把我劫持到青州國保大隊，隨後又把我劫持到青州市看守所。在青州市看守所有一次我質問警察，為甚麼不給大法弟子董桂文吃飯，還把董桂文銬在死人床上？他們嫌我多管閒事，給我戴上手銬腳鐐十幾天。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在青州法院小庭審室秘密開庭，沒有通知我的家人，沒有問我請不請律師，也沒有證人出庭，在我孩子不知道的情況下，將我的孩子寫在了判決書上成為證人，而孩子卻不知道，判決書也沒給我家人。我為自己做了無罪辯護，但是法官卻罔顧法律，濫用職權，在所有迫害我的證據都是零口供、零簽字的情況下非法誣判我五年監禁。我不服上訴，卻被濰坊中院駁回上訴，維持誣判。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青州看守所的張大隊把我強行劫持到山東濟南女子監獄，在監獄醫院查體時，我說我的腰被勞教所傷殘骨折，張大隊找的人到一家醫院給拍了個片，片子在很短時間內就匆匆拿出來了，就這樣我被強行非法關押在濟南女子監獄的集訓隊。集訓隊是監獄專門為迫害法輪功設立的現代法西斯集中營，它享有監獄給的特殊權力，在惡警薛彥勤的授意下，對法輪功學員可以任意虐待、折磨、甚至行兇都行，不受任何處分，越凶殘者越受到惡警薛彥勤的獎勵，得分高減刑多。
山東省女子監獄集訓隊惡警：薛彥勤、徐玉美。二零一一年後集訓隊改稱十一監區，之前是這兩個惡警作惡集訓隊。
我在集訓隊，因為搜身時我沒主動的脫內褲，刑事犯朱惠芬帶著一群刑事犯沒頭沒臉的一頓拳打腳踢，我喊：你們打人犯法。他們就拿一床髒床單塞進我的嘴裏，更加殘暴的毆打直到他們打累了才住手。把髒床單拽出來，床單被血染紅了，頭髮被拽的一綹一綹的往下掉，牙被打活動了，臉被打腫了，渾身疼，嘴裏的血水不讓吐出來，並說，你要是吐出來，就讓你用舌頭舔乾淨。××尿在地上，我們就按著她頭讓她舔。（他們不讓上廁所憋不住尿下的）血水只能往肚裏咽。和我一起關進監獄的張保環被打掉了牙，都強制著咽到肚子裏。
 酷刑演示：毒打 |
緊接著就是車輪式的暴力轉化，兩人一組，折磨毆打，累了再換另一幫，踢我大腿根，踢小腿，揪頭髮搧耳光，讓我寫轉化書，我不寫，他們還用寫有誣蔑師父和大法的紙貼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還用筆使勁的戳我的手，沒頭沒臉的往死裏打我，踢我腿以及我的陰部；包夾邱秀欣又狠狠的踢我的肋骨，踢的我當時連氣都喘不出來。邊打邊說：這就是監獄，是敵我矛盾，監獄有死亡指標，死了白死，死了拖出去餵狗。只要不轉化就這樣對待你，就叫你死不了活受罪。
惡警徐玉美嫌我頭髮長，拿起剪刀只剪了一剪子，頭髮七長八短，不像人樣，包夾們就笑話我，說我像電視劇中的瘋子。每天從早上不到五點就被叫起來，一直折磨到凌晨二點多，到了第四天，他們把我從儲藏室轉到走廊最西頭的談話室，警察辦公室的對面。一進門包夾就問我，你知道為甚麼把你轉到這間屋？今天你要不轉化，就別想從這間屋走出去。後來我才知道這間屋離監舍遠，是他們行兇不讓人知道的地方。隨後惡警薛彥勤走進來，陰陽怪氣的說：都幾天了還不轉化。我說他們打我；薛彥勤說：怎麼打你了，動動你就是打你了？那還不是為了你好，早轉化，早回家。就在薛彥勤的授意下，他們更加瘋狂的打我，把我的頭按在桌子上，三、四個人抓著我的手，逼我寫轉化書，我使勁握著拳不寫，他們就用簽字筆使勁捅我的手，捅的我鑽心的疼。四天四夜的暴打侮辱，我被暴力轉化。四天下來，渾身沒有一點好地方，沒有不疼的地方，頭髮被揪的一把一把的掉，臉腫的老高，兩條腿被踢的黑紫，陰部被踢的腫脹，上廁所都疼。兩肋和胸部疼的不敢喘氣，一喘氣就疼的倒吸氣。我的外傷，有和我住在一個監舍的黑建娥可以為我做證。
這就是我在山東省女子監獄集訓隊四個月遭受殘酷迫害的大概情況，也是十幾年來集訓隊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
集訓隊主要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惡警：薛彥勤、徐玉美。刑事犯：朱慧芬、徐慧。包夾：宋其愛、邱秀欣、何福香等。這是二零零八年間參與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成員。
這就是黑監獄所謂的「春風化雨般的轉化」！
轉化後不挨打了，我又一次嘗到生不如死的滋味，每天昧著良心說假話，被控制的失去正義良知的痛比失去肉體的痛更痛的千倍萬倍，三個月後，我抱著打死也要說真話的決心，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
他們看我這個態度，怕我在集訓隊對他們轉化別人起反作用，就把我分到四監區。
因為我在勞教所被殘害的已經失去勞動能力，在四監區，為了逼我做奴工，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日四監區的惡警謝靜夥同集訓隊薛彥勤，指使集訓隊的暴徒，刑事犯劉霞和另外一個暴徒，把我摔在地上，在監獄院子裏凹凸不平的磚地上，拖著我故意掀起後背的衣服，從監舍樓一直拖到監獄的第二道門，三十多米遠，整個後背裸露著著地，把後背拖的沒了皮。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孩子從臨淄到監獄看我，惡警謝靜以我不戴罪犯胸牌為藉口不讓接見，剝奪我與親人相見的權利，讓孩子哭著離開監獄。
集訓隊後來改稱十一監區，監區區長胡秀麗、李慧菊，副區長鄧桂霞。
二零一二年五月山東女子監獄搬到新監獄，十一監區坐落在西北角一個單獨的三層小樓，禁閉室就在這個樓內，歸十一監區管，全監獄所有蹲禁閉的，包括刑事犯都在這個樓裏。
新建的監獄設施齊全，暖氣、地暖、太陽能熱水器，如果都用，應該說是一座現代化的監獄。可是，那些設備都是做樣子看的，根本不給我們用。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四監區指導員李海英、惡警劉慧敏，以我不出工為由，又把我強行送到十一監區，一進十一監區，我就被關進禁閉室。在禁閉室，惡警徐玉美怪聲怪氣的說：「這回好了，住單間，你看你煉功煉的都煉出羅鍋來了。」我說這是在勞教所被迫害致殘的，他不吱聲了。在禁閉室坐涼地，喝涼水，洗涼水澡，我開始拉肚子，我要求和監獄領導對話，他們不准，給監獄領導寫信，他們不給紙和筆，我要求給個墊子坐，他們不給，坐我自己的褥子，他們不讓，拉肚子拉的快起不來了，我開始絕食抗議他們的虐待行為，絕食的第三天他們才同意給個墊子。
在禁閉室的生活上，他們也虐待我們，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監獄食堂改善生活，我們看到值崗的刑事犯在吃雞腿，而給我們半餐缸雞湯，裏面沒有一片肉。有一個刑事犯叫徐建的，看見值崗的在吃雞腿，就把半缸雞湯從小窗口潑出去，拿著飯缸砸禁閉室的門，一邊砸一邊喊：為甚麼虐待我們！隨後值班的十一監區區長李慧菊，叫來監獄巡警，不知用的是甚麼東西，只聽徐建慘叫一聲，就再也沒有動靜了，接著整個禁閉室都是很嗆的煙霧。
在禁閉室八個月，集訓隊中斷了我與家人的一切聯繫，不讓我給孩子打電話，打電話必須寫申請，最後落款必須是罪犯××，就因為這樣，許多沒有轉化的大法弟子幾年了都沒有和家人聯繫。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下著雪，我的小女兒從臨淄到監獄來看我，十一監區沒有通知我，副監區長鄧桂霞卻欺騙我女兒說：「你媽媽不想見你」。孩子那麼信任的人民警察，做夢也想不到人民警察會騙她，孩子給我寫了一封信，那封信他們也沒有給我。孩子真的認為我不願見她，哭著離開監獄，新監獄的位置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打車、吃飯都不方便，漫天飛舞的雪花，孩子在過馬路時又摔了一跤，實在忍不住了，號啕大哭，給遠在外地的姐姐打電話說：「媽媽為甚麼不願見我啊，我的腿摔傷了，走不了路了，我怎麼辦啊。」當我回家後，聽到這淒慘的敘述，我的心在顫抖，警察怎麼能欺騙一個遠道而來的孩子，阻擋她見她的母親，還要挑撥孩子與母親的關係。
我在集訓隊蹲八個月的禁閉，不能出小屋半步，濟南的夏天也是中國的四大火爐之一，小屋不通風，悶熱的喘不過氣來。從來不讓我們在洗浴間洗一個熱水澡。販毒的刑事犯劉陽對大法弟子很殘暴，在惡區長李慧菊的教唆下，對大法弟子非打既罵，夏天的一個晚上，劉陽值班，禁閉室的蚊子成群，我們一個晚上都沒有睡著覺，早上起來，看見走廊窗戶的紗窗是開著的，走廊的外面是草地，成群的蚊子飛進禁閉室，值崗是活動的，而且值崗晚上是不許睡覺的，而且他們有驅蚊花露水。劉陽看見我看開著的紗窗說：太熱了，敞開通通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的中旬，天氣很冷，禁閉室裏冰冷冰冷的，因為我不穿罪犯的衣服，他們也不給我自己的棉衣，我穿著單衣，只有一個薄薄的墊子坐著，我感覺我的心臟都要不行了，很憋氣。我跟值班的孫警官說：「屋子很冷，我的心臟很不舒服」。孫警官找來衛生員給我聽心臟，心律是一百一十，孫警官說到醫院去吧，我說不用，我是凍的。孫警官說：怎麼會是凍的，送暖氣了啊。我說沒有。孫警官馬上找人來開暖氣，開開閥門後，閥門漏水，孫警官說，我明天一定找人修，可是她說了不算，閥門一直沒有修。因為我的心臟不好，後來他們把我調到有暖氣的房間，可是大法弟子楊文傑一直被關在沒有暖氣的房間。讓大法弟子挨凍來折磨大法弟子，這也是他們的酷刑之一。很多有暖氣的房間寧可閒著也不給大法弟子用。
從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三日我在禁閉室被關了八個月。直到我出獄離開禁閉室，大法弟子楊文傑在禁閉室已經一年半了，楊文傑遭到更慘烈的迫害。
3年的勞教致使我脊椎骨折，造成脊椎後凸畸形身體高度從160cm到現在的140cm，五年冤獄又使我殘疾的身體更加雪上加霜彎曲的更厲害，喪失了勞動能力。
以上是我三年勞教，五年冤獄遭受殘酷迫害的大概情況。
八年的非法關押，十幾年的殘酷迫害，有形的、無形的迫害，給我的家人身心造成了劇烈的傷害和無法彌補的損失。
八年的非法關押，對兩家老人不能盡孝，對兩個孩子不能盡母親的責任，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澤民，是他一意孤行開始迫害造成的。
八年的非法關押，勞教所、監獄的惡警還要把責任推到我們這些受害人的身上，這是天理、道德、法律所不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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