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區做起
我們這個小區,只留了一個進出口,片警、居委會、物業和保安公司聯合守衛,每班六、七個人,二十四小時輪流值勤。每家發一張通行證,兩天只允許一人次出去採購食品,回來還要測體溫、實名登記。
我深知作為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我們是救人的使者。這個時候,絕不能放鬆自己。武漢疫情傳播以來,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小區也在搞封閉管理,對市民搞洗腦宣傳,警車也在造聲勢,社區組織一些人員設崗檢查、巡邏。
我不被他們干擾,先從我們小區做起。我自己打印不乾膠,不乾膠的內容也很全面:逃大劫三退,天佑中華,天滅中共。誠念九字真言避瘟疫,退黨團隊者保平安,而且還有三退熱線號碼,用真名、小名、化名均可。我想這不乾膠只要張貼出去,人們記在腦中,從心裏退出黨團隊,生命就有救了。九字真言護身符、退黨不乾膠真的太好了!
希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都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遠離瘟疫,躲過此劫,得到法輪大法的洪恩救度。作為大法弟子,我們不能自控、自封,束縛在家裏混同於常人。我們不妨戴上口罩,攜帶九字真言護身符、退黨不乾膠等資料,走出家門。
能講一個是一個
使用師父賦予的佛法神通,盡自己的能力,抓緊時間多救人吧!我們不要與人靠的太近,人家害怕傳染,會躲的遠遠的,這些我們要考慮。雖然我沒有同修講的多,但我也在堅持每天出去,面對面講真相。在疫情中,能講一個是一個,能明白一個就救了一個,就多一個人的平安,甚至是一個家庭的得救。只要能接觸到的人,就給他們講真相。時間允許就多講,時間少就少講,一定要把九字真言告訴他們。
隨著疫情的不斷蔓延,各地管控越來越嚴,進出小區憑出入證而且限定次數,非本小區的人員不准入內。我們就應該運用我們的正念、神通、或求師父幫助。我就有過體會,我想出去講真相,而且我心裏認定我必須出去。結果到了出入口,六、七個看門人,跟沒看見我似的,回來也只是象徵性的測個體溫。基本上是想出去,就能出去。
向內找去怕心
走出家門,我首先要發正念。一開始,我對攝像頭的監控是沒有概念的。後來同修們談論的多了,又加上馬路上、小區裏安裝了大量的攝像頭,並且我樓下的攝像頭正對著我家門口,我也就注意攝像頭了。現在疫情來了,別的小區進不去了,路上行人也戴著口罩行色匆匆。而無論輔道還是小馬路上也到處都裝滿了攝像頭,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個。有的地方正反兩個方向都有。
有一天,發完早六點正念,天還沒有大亮,我帶著不乾膠貼出去了。貼完兩棟樓之後,在出門口時,不小心摔倒在地。腳當時就感覺很痛,我從地上爬起來,心想沒事,我有師父管。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內找,因為甚麼事情沒有偶然的,我找到自己有怕心。我不能承認舊勢力的安排,我立刻不停的發正念。我背著師父的法:「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惡就垮 修煉人 裝著法 發正念 爛鬼炸 神在世 證實法」[1]。「講真相救度眾生,舊勢力是不敢反對的,關鍵是做事時的心態別叫其鑽空子。」[2]
我知道這是迫害,我忍著劇痛回到家裏。腳腫的很高,穿鞋費勁,不敢著地。丈夫問我:「腳怎麼啦?去醫院看一看吧。」我說:「沒事,過兩天就好了。」這時,女兒打電話來,讓我去她家,給外孫女洗澡。接電話時,我想說腳崴了,不能去了。轉念一想,不對,不能上舊勢力的當,我要走師父安排的路。去了女兒家,沒跟她們說。第二天,弟媳來我家說:「我媽腳也崴了,去醫院看,醫生說骨質增生。」我說:「我沒事,我有師父管。」我心想:該做甚麼做甚麼,而且在行動上我也不承認它。大概一、兩個星期之後,腳就基本上能正常走路了。
師父就在我們身邊
環境的變化,使我很快明白了這是新的考驗,但是對修煉人的要求卻不會變,而且要求更高,救人更緊迫。於是我迅速作出了調整。同修沒來取資料,我就出去發。如果該做的事甚麼都不做了,那我們怎麼救人?怎麼兌現誓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管常人怎麼封閉,大法弟子總有自己的路走。我審視自己的動機有沒有不純的地方,同時正告另外空間的邪惡生命:大法弟子在救度眾生,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任何生命都不允許干擾,誰干擾誰是罪,必須徹底清除。
現在不正是救人的好機會嗎?我想大家都要抓緊時間救可貴的世人,做好大法弟子該做的事,少給自己留些遺憾。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二》〈怕啥〉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頓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