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煉之前,我身患多種疾病:肩周炎、坐骨神經痛、腦供血不足、眩暈症等。修煉法輪大法後無病一身輕,二十多年沒吃過一粒藥。而且我秉承「真、善、忍」的原則做人做事,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杜絕社會一切不良的行為習慣,使自己身心淨化、道德昇華,沒有任何社會危害,更沒有任何違法之處。
然而中共首惡江澤民出於小人妒嫉,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不顧六個常委的反對,一意孤行地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一時間中華大地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師父蒙冤、大法被抹黑,我為了澄清事實,在向世人發放真相資料時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晚上十點多,被赤峰市「六一零」、松山區公安局、松山區國保大隊(張英為首)、松山二所(楊繼武為首)等一行人,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綁架了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並非法抄家,所有的大法書籍、音像磁帶、電視機、VCD影碟機、放像機、價值五千元的摩托車以及五千元現金全部掠走(後期有部份歸還,因家庭離異,無法細查)。當晚我被綁架到松山二所。
楊繼武問話時狠狠地打我耳光。家人知道我被綁架後,立即給楊繼武送了二千元錢,他才停止對我逼供。
第三天早上,強行把我和其他八名法輪功學員推上四輛軍車,全城遊街示眾。前面警車開路,依次是廣播車(污衊大法和大法師父的廣播)、標語車、由警察分別押著九名法輪功學員的四輛軍車。引來滿街人駐足觀看,用以欺騙不明真相的民眾,毒害了眾多的民眾。遊街完畢,我和周彩霞被背銬著押往錦山看守所(周彩霞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在保安沼監獄被迫害致死)。
在錦山看守所期間,國保大隊張英(於二零零四年九月遭惡報死於車禍)帶著打手布仁等惡徒刑訊逼供,把我的外衣強行扒掉,用繩子反綁雙臂,布仁用皮帶抽打,另一人打耳光,並且滿嘴髒話,殘酷折磨我數小時。我回到監舍後許多天都不能動,皮帶抽打過的地方都是瘀血、青紫。由於我絕食反迫害,於九月上旬被取保候審回家。
二十天後,我於十月一日再次被綁架到松山看守所。
在松山看守所期間,看守所為了創收,讓所有在押人員幹活,我被強迫挑豆子。二零零三年六月,在松山區法院非法庭審,我被非法判刑四年,同年八月被劫持到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松山看守所所長鄭虎向家人索要押解費五百元。
在內蒙古女子監獄期間,每個法輪功學員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刑事犯包控,每天吃喝拉撒睡全天候跟蹤限制,我也不例外。那裏為轉化法輪功學員專門辦了轉化基地。主管監獄長尼彩鳳、周建華、獄部毛敏和獄警肖梅、劉剛、趙鵬程、白桂榮等緊隨江氏流氓犯罪集團積極迫害法輪功學員。我因不放棄修煉大法,遭到強行洗腦,不讓睡覺、冬天挖戶外廁所。獄警趙鵬程在夜間一個黑屋子裏用帶尖頭的電棍電了我數小時,邊電邊罵。我手部、臉部、大腿被電擊過的地方都是焦糊狀。滿臉除了焦糊,就是扎破的血跡和傷痕。
大約二零零五年的一天,監獄裏突然從外面來了幾個穿著白大褂和戴著口罩、白帽子醫生模樣的人,給所有被關押在那裏的人抽血,還問是哪類犯人,是修煉法輪功的,就特意做了記號,血抽了大半管兒。當時也不知道為甚麼,出獄後,才知道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
四年冤獄期滿,監獄與赤峰洗腦班相互勾結,直接把我從監獄劫持到赤峰洗腦班數日後才放回家。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多,我在街上行走時又遭到赤峰市松山區國保大隊無辜綁架,當晚,楊小民等六、七個人沒有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強行從我的衣兜搶走鑰匙挾持著我到我家私自打開門開始抄家,搶走筆記本電腦一台,手機四部、EVD兩台、播放器兩個、U盤一個、讀卡器三個、四百元充值卡、身份證、內存卡、師父法像、大法書籍等。
十五日上午,他們把我劫持到松山區六醫院強行抽血化驗,我不配合他們的任何要求,他們就把我抬到帶車輪的擔架上,並由松山區向陽派出所的四個警察按住我的手和腳。我不配合抽血等各種檢查,他們就抓著我,致使我的胳膊和手呈青紫色。然後我又被劫持到松山區看守所,十九日中午才取保候審回家,同時向家人索要一萬元押金(後來歸還)。
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已經走過了二十四個年頭。法輪功學員仍以大善、大忍之心向世人講述著真相,救度著世人,維護宇宙的真理。首惡江魔死了,而他對世人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必將遭到歷史的審判與清算。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執行者,他們的罪惡也在宇宙的歷史中記載著。「善惡有報」是天理,每個人都在其中。還在以執行上級命令為由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警官和相關工作的人員們,希望你們趕快了解真相,立即停止對大法弟子行惡,為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機會不多了。
(責任編輯:林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