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生都是為法來（下）

【明慧網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這個日子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對我也同樣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這一天，我第一次聽到「法輪功」三個字，同時接收到的都是媒體對法輪功的抹黑宣傳。我在心裏也不由自主的抵觸和排斥大法。認同了邪黨對大法的誹謗言辭，從而在內心仇視法輪大法和大法弟子。那個仇視也不知來自哪裏，竟然那樣的濃烈和強盛，好似有深仇大恨似的。

二零零三年年底，我有幸得到一本《轉法輪》。在看《轉法輪》的過程中，感到是在聽一位慈善的老者給我講述如何做人的道理，淺顯易懂。我一下子明白了天安門自焚是中共嫁禍法輪功的醜劇、騙局。

──摘自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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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某610主任、某省領導和某國保隊長等人告訴我的真相

二零一零年，我找到當地的政法委與「610辦公室」。見到當時的「610辦公室」主任，我向其詢問作為政法委、「610」，抓捕、起訴、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法律依據究竟是甚麼？能不能讓我看一看？該主任直言不諱的告訴我：沒有。說她都做了五年的主任了，沒見過這樣的法律依據，省「610」也沒有這樣的法律依據。

二零一一年，我見到一位省領導。他告訴我，洗腦班是一個沒有刑期的黑監獄，（所以）家屬在修煉法輪功的親人被非法判刑後一定要向各部門要人，否則會被送洗腦班。他也願意盡自己力量幫助家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讓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早日安全回家。他在任期間，默默的幫助過多位法輪功學員的家屬營救被迫害的親人。

也是這個時候，我巧遇一位國保隊長，跟其諮詢抓捕、起訴、關押法輪功學員究竟有沒有法律依據時，他說他也在找法律依據，但是沒找到，只是看到人大的那個決定還像個法律，但還不能確定，讓我回去找找看看。

我回單位查找這個人大的決定，就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這個決定未點名法輪功是邪教，故該決定與法輪功無關。

完全站在證實法的角度來寫訴狀

同年，市局警察以我是法輪功學員對我非法勞教。在勞教所裏，我依法提起行政覆議申請。是那裏的一位勞教警察言語間給我透漏，如果讓勞教所幫助往上遞送行政覆議申請，只會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勞教所藉口是往上遞送，實際是扣押。

於是我委託家人直接拿著我的覆議申請親自去遞送。找到省公安廳。在一個沒有任何牌子的房間裏，一個人告訴我的家人，他們就是受理行政覆議申請的，直接交給他就可以，而且時效已經到了，當天就是最後一天，讓我的家人下午務必送到他的辦公室，他會在辦公室等著。

於是，我的行政覆議申請成功的遞送到省勞教委。遺憾的是，覆議結果是維持。我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可是勞教所警察要審閱我寫好的訴訟狀。我遞給當班警察審閱，該警察告訴我，我的訴狀寫的不好，並講出了哪些地方不好、為何不好。

我一聽，既然有缺陷，那就拿回去繼續修改。我拿回號室重新寫了一份，完全站在證實法的角度來寫這份訴狀，只要能夠證實法輪大法好，那麼我就自然無罪了。這份訴狀寫好後，勞教所另一位警察幫助我，讓我將訴狀通過會見的方式交給我的家人，由家人向法院遞送。

很快，傳來我的行政起訴狀立案成功，而且法院也很快安排開庭。整個官司，遞送文書的過程中，勞教所裏能夠和我接觸上的警察都站在他們各自的位置幫助了我，而且都是背著別的警察幫的我。他們希望我能夠通過打官司，讓自己無罪釋放回家。

同時，有警察給我找來了從一九九九年迫害開始，中共邪黨針對法輪功出台的所謂的「法律依據」，而這些依據，恰恰說明了中共邪黨是先抓人後制定依據，故而，從一九九九年迫害開始至今，無論出台甚麼樣的依據，都因為先抓人後制定依據的事實，證實對法輪功學員是長達二十六年的迫害，公檢法人員是犯罪，不是執法。

後來，中共對我的非法勞教期滿。當地派出所、街道、社區、司法所以及610人員到勞教所接我，那個負責人自始至終也沒有讓我簽甚麼字，還給我說，你沒有錯，只是認識不同而已。就將我送回了家。

壓力中 他們儘量保護法輪功學員

後來法院的人找到他們，希望他們強逼我簽字、撤回訴訟。他們沒有聽從法院的安排，以我不配合、聯繫不上托辭，沒有配合法院做壞事。法院就以我被傳喚兩次不到庭為由，按照「自動撤訴」結束了我之前的行政訴訟案。後來有警察讓我離開自己現住地，到別的地方去住。多年後，我才知道邪黨對法輪功學員會持續騷擾，他們卻以找不到我為由從來沒有騷擾過我。

二零一八年的一天，派出所民警見到我說，這麼多年不是他找不到我，而是他不願意打擾我和孩子的生活，所以才一直藉口找不到，沒有騷擾過我。

二零一四年，有法官告訴我，對於法輪功案件，無論是開庭時間還是判決結果，都是政法委和中院決定，一審法院根本沒有決定權。

同年，市檢察院的檢察官告訴我，對於法輪功的問題，當地政府有一個文件，就是不受理不答覆。當我提起控告，不涉及法輪功內容的時候，受理案件的單位還是拒收，不敢受理。我說，就是因為你們有內部規定，法輪功案件不受理不答覆，我才刪掉了法輪功的內容，我要求追究涉案人員的違法犯罪的法律責任，不是讓你們解決法輪功問題，你們為甚麼要往法輪功上面扯呢？全國各地都在無罪釋放法輪功學員、很多地方以撤案、不立案等等各種方式不再參與迫害，為何我們地區就不能這樣做呢？市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很無奈的說：我們也希望這樣，其實我們比你們還難。

後來再投寄控告狀之後，竟然接到市檢察院立案的通知。也是這一年，中院常年參與辦理法輪功案件的法官，告訴我，二審不要委託律師，二審的判決書早已經定好，只是等律師的辯護詞一遞交，判決書就送達當事人了。（即先判決，然後假裝庭審，其實庭審是走過場。）

有一位一審法院的法官，幾乎從一九九九年迫害開始，就參與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庭審，在家屬諮詢上訴的事宜時，很耐心的接待家屬，幫助家屬和法輪功學員及時完成上訴；有的法官還去看守所多次徵詢法輪功學員是否上訴，目的是希望能夠繼續上訴，而不是認罪。

我親眼就看到這樣的法官在辦理明顯的冤假錯案時，面對上面強權的壓力，不能判當事人無罪，只好將所有有利於當事人的證據材料寫入判決書，希望當事人拿著這樣的判決書來控告他這個法官。

在反迫害中 轉變觀念

二零二一年，街道人員多次上門找我，我以為他們脅從邪黨上門騷擾和迫害我，所以對前來的工作人員厲聲告訴他們，修煉法輪功不違法，他們上門沒有法律依據。他們還平和的跟我說上門的理由，而我卻十分的氣憤，認為太不講理。幾次見面之後，我終於緩和了態度，聽他們說話。

於是那個負責人告訴我，政法委書記要上我家，希望我不要開門，他們一去就是一、二十人，打開門我無法控制局面──原來他是為了我好才上門，他們也不願意這樣的惡行讓自己成為幫兇，而我先入為主的思維把他們鎖定在參與迫害的迫害者這個角色。

同年，我被非法拘留期間，剛送到拘留所，裏面的警察惡聲惡氣的厲聲問我：拍不拍照？我也厲聲回答：不拍。就被另一個女警惡狠狠的帶走了，帶到一個大房間，讓我取識別服（相當於美國的橘色囚服）穿在身上，還惡狠狠的問我：穿不穿？我也很厲害的說：不穿。女警氣呼呼的將識別服扔到原地，很厭惡的帶著我到了號室裏，讓我住下。

第二天，該女警又讓其他在押人員強行給我穿識別服，不穿，就先暫時停了下來。當時還有另一位同修和我在一起。白天，同修講真相給大家聽的時候，這位惡狠狠的女警反而一直不吭聲，一直聽同修講完，有時候還補充幾句，配合同修講真相。原來那個惡狠狠的背後只是虛張聲勢，用那表面的惡和狠掩蓋這個生命對大法的敬意和對修煉人的保護。

這裏的一位所長來查我們不穿識別服的事，過程中同修又給其講真相，他都很認真的聽。聽同修講完後，這位所長說，他的媽媽也是信佛的，信了很多年，他很尊重媽媽的信仰。卻隻字不提我們不穿識別服的事。

我被第二次非法拘留期間，我不吃飯，值班警察給我他們在外面買的餅子，說很好吃讓我吃。我不吃，又給我方便麵，我不要。我不穿識別服，在那裏發正念；他們表面上制止，卻不強勢，言行中看得出，他們知道對法輪功的迫害是無理的，他們是被動的、很不情願的執行，是那種對這種迫害還在持續的消極抵制，又帶著太多的無奈。

二零二四年，我被非法關押在監獄的時候，我不寫污衊大法的文字，包夾和惡警對我實施酷刑折磨。沒有其他人的時候，負責包夾我的犯人悄悄告訴我，她必須讓眾人看到她特別壞，否則在監區她無法活下去，別的包夾人會向警察告她。她不願意折磨我，但是她會附和其他包夾人虛張聲勢，讓我挺住。告訴我，一旦認定的事，哪怕腦袋掉了也不足惜，一定要堅持住。

有警察表面上找我談話，逼我轉化，言語間卻提醒我用監獄法來控告監獄，告訴我自己怎麼認識的就怎麼寫。她不認同監獄對法輪功學員的這種強制轉化，認為不轉化是法輪功學員自己的選擇，只要願意承受後果，轉不轉化根本不應該強制。

有一位監獄警察，曾經也參與過對法輪功學員的強制轉化，看到過那些非人的酷刑折磨，令人難以面對和忍受，所以特別希望法輪功學員能夠通過控告、舉報的方式，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制止監獄警察對法輪功學員非人的虐待暴行。

當我從黑窩回到家，面對上門騷擾的派出所警察和街道、社區人員時，看到他們的無奈，看到他們明知是在迫害好人，不願意參與又被動的無法抗拒，有人直接說：「共產黨倒台了，這樣的事就結束了。」

結語

法輪大法的真相，很多都是公檢法人員（世人）用不同的方式講給我聽的。我成為大法弟子後，那些被迫直接參與迫害的公檢法人員，用他們的方式積極主動的配合我反迫害，讓我親眼見證了眾生都是為法而來。

而與我有緣的眾生，有些仍在持續參與無法停止的迫害齒輪中的（已無可救要的除外），是我沒有修好自己，是我沒有聽師父的話，多學法，學好法。沒有真正從法上提高，不僅沒能救了與我有緣的眾生，還讓眾生在無邊的罪業中沉淪。

曲折的經歷終於讓我明白：眾生都是為法來。大法弟子只有聽師父的話，修好自己，才能真正解救與自己有緣的眾生。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