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對待騷擾迫害的一次經歷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七月，我實名寫了起訴江澤民的訴狀，通過EMS發往最高檢察院，很快就收到了回執。十月，周圍的同修開始受到派出所警察的騷擾。

十一月的一天，我接到單位通知，讓我去單位一趟，副書記M找我有事。我知道是因為訴江的事，就把準備好的訴江狀副本和一張寫著法律條文的紙一併放在衣兜裏，去了單位。法律條文的紙上寫的主要是《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和公安部二零零零年39號文件等內容。

進了辦公室的門，我和M寒暄幾句，說了幾句家常話。這時辦公室主任和人事科的幾個人就到了，一個人打開筆記本，開始做記錄。談話開始轉入正題，M說：「聽上級說你有誣告、濫告的行為。根據有關規定，要嚴肅處理；根據單位規定，要予以處罰。」我聽他說完後，便拿出準備好的訴江狀等材料遞給他，說：「你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這是我的起訴狀，我起訴江澤民了。」他接過起訴書和那張寫著法律條文的紙收起來。

看的出他們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也想知道個究竟。我就開始給他們講整個過程：「今年五月份，最高法院發出了『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的通知，我就想狀告江澤民，因為它迫害法輪功，迫害好人，有罪，它是迫害法輪功元凶，我就想告它。我打電話給12309，問既然有案必立，有訴必理，那麼能不能告江澤民？對方說能告。我就寫了起訴狀。」M問我：「是不是去北京了？」我說：「沒有，我是通過EMS把信寄到最高檢的，他們已經簽收了。我不是上訪，我這次走的法律程序。」我在迫害初期曾去過北京上訪，之後遭受過迫害。

我繼續說：「可是上個月，派出所警察找我丈夫，我們起訴江澤民的事他們居然知道了。我就打電話諮詢最高檢：『我們寫的起訴狀，派出所居然知道了，上門來詢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是不是違法？』對方說：『他們是違法。』我說：『那怎麼辦？』對方說：『舉報他們。』於是給了我一個號碼。我查了一下，是公安部監察部門的電話。我想我這次是想告江澤民，它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派出所的人也是被動參與，都是受害者，我不想告他們，我就沒留這個電話號碼。」

我接著講：「善惡有報是天理，迫害好人沒有好下場。周永康、薄熙來這些迫害法輪功的高官現在正在遭惡報……」M示意我不要講，看著他有點害怕的樣子，我看了看茶几上的手機，可能他們在錄音。我放低聲音，目視著前方說：「你不讓我說，你們怎麼能知道現在的形勢呢？你們甚麼都不知道，互聯網都給封住了，不讓你們看到真相，它們（江澤民那一夥）甚麼壞事都能幹出來，我都差點被活摘了器官，這不是正常人能想像得到的，太邪惡了。上級交代的這種事，你們別參與，成了他們的幫兇，最終要被清算的。」

M繼續說著他早已準備好的那一套話：「根據上級指示，誣告濫告要嚴肅處理。」我說：「單位要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你們不能和那些人一起欺負本單位職工。你們要頂住壓力，不能他們說甚麼是甚麼，單位要替職工說話，保護職工，要不然要單位幹甚麼？！」M繼續說：「如果違反單位規章制度，就要開除。」我說：「你們要是不講法律，欺負人，我能告了江澤民，我就能告了別人。」

M又說：「單位對你都挺好的，要體諒單位的難處……」他說話有點語無倫次，一味的說著空洞的套話。我說：「單位領導和同事對我確實挺好，我感謝他們，但不感謝黨。」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回到家，我平復了一下情緒，回想一下自己剛才說的話，有些話說的不合適，有些不善。我撥通了M的電話，說：「剛才說的話急了點，對不起啊！我沒想告單位，我只是告江澤民一人。」M說：「咱們互相理解，互相理解。」

又過了一段時間，派出所開始對訴江的事開始大面積騷擾。一天，丈夫急匆匆回到家，跟我說：「片警打來電話，說要見你一下，確認一下訴江的事，只是見個面，時間地點由你定。」我說：「你告訴他，我不會見他的，他是違法的。我訴江的事他們知道了就不對，就違法。你問他，我訴江的事，他咋知道的？」

丈夫給片警打電話問他，片警說：「是國保大隊的人告訴我們的。」丈夫又問：「那國保大隊的人是怎麼知道的？」他說：「算了，不找她了。」掛斷了電話。從那以後，沒再找過我。

跟單位的人談話之後，我想該說的都說了，訴江狀上也都寫的很全面了，還有法律條文寫的一目了然，結果怎樣我就不多想了，一切由師父給弟子做主。幾天後，我從網上銀行上看到自己這月的工資到賬了，還多出一部份錢，聽說是發的獎勵。我的工資沒降，反倒還漲了。

M也因在這件事情上頂住壓力，保護了大法弟子而得了福報。幾個月後，我看到M在辦公樓前和好幾個同事在談論著甚麼，神采飛揚。原來M的孩子一向成績平平，卻出乎意料的考上了全國重點大學研究生。

再後來，又聽說M調到了別的單位，升任為一把手。我真為這個生命做出正確選擇，從而得到善報而感到高興。

（責任編輯：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