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嗎？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公開資料通常將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刊登何祚庥的文章，以及隨後的天津警察抓人事件視為直接導火索。然而一直有質疑者認為，僅憑一篇文章和局部衝突，是否足以引發一個上萬人的上訪行動？當時中共內部對法輪功群體的態度已經發生嚴重分化，事件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被利用，成為了加速決策層「收網」的契機？

第二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因為控制思想、剝奪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中共的一大統治手段。法輪功講真、善、忍，鼓勵人在任何情況下遇到問題，要從真善忍這一普世價值為出發點和目的，判斷善惡是非，包括自己和他人的言行，並城市地講出自己的觀念或想法。例如，對於生命，法輪功講嚴禁自殺，說自殺的本質是殺生，而殺生會產生罪業。而共產黨呢？讓人宣誓為黨獻身，說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鑑於法輪功在民間的受歡迎程度，共產黨遲早要動手的，而且共產黨動手不需要找藉口，只需要製造一些新的口號或罪名。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第一個問題：是否一篇文章就足以引起一個上萬人的上訪事件？特別是一個講究平和理性的人群，在一個互聯網不發達、沒有智能手機的年代？答案是否定的。為甚麼不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順著時間線索去了解歷史：

1. 氣功熱
一九九一年，中國人民已經普遍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中共非常害怕在中國也發生「和平演變」，另一方面又擔心當時全國的氣功熱，於是中共成立了一個「九人工作小組」。這個小組成員級別很高，成員來自國家體委、國家科委、衛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財政部、公安部、總政聯絡部、武警總部等正副部級官員，目的是嚴密監控氣功組織。

2. 法輪功因祛病健身效果突出而遭調查
一九九四年，法輪功引起了公安的特別注意：因為祛病健身效果好，講真、善、忍，所以法輪功學員人數增加的很快。一九九四年，一些地方派出了公安人員到法輪功人群裏搞「臥底」，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情況」。一九九四年底，法輪功創始人停止在中國國內傳功。

3. 法輪功因有益身心而人數激增
一九九六年，法輪功學員人數高於任何其它氣功。因沒有名單，來去自由，所以沒有確切數字，但法輪功自己估計有幾千萬並直衝一億。當時在中國，修煉法輪功的人群中，有很多是黨政幹部，尤其是退休老幹部。對此，江澤民非常嫉恨，嫉妒法輪功創始人有巨大的影響力，恨法輪功不巴結他、不願為其所用。

4. 一九九六年的《光明日報》事件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時任中宣部部長、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下達「三不」政策，即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宣傳、不批判、不爭論」。

同年三月，張震寰主持了一次特異功能的表演，時任國防科工委某局副局長，後升任國防科工委政委的伍紹祖前往觀看了表演後。伍紹祖在看完表演後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當初哥白尼指出日心說，伽利略堅持地球轉動說，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摩爾提出基因論，都遇到世俗勢力的嚴厲抨擊，擁護新說的人甚至丟掉了性命，如布魯諾。蘇聯正式把基因論封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偽科學』，而事實卻恰恰證明，他們的李森科學說才是偽科學。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舊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現象，往往是科學躍進的先聲，一旦被發現並上升為科學的理論，就有著十分重大的科學意義和實用價值……」

而在一九八五年，出身於清華大學理論核物理研究生，時任國防科工委政委的伍紹祖，聯合中國核化工學家、原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騰籐，和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實驗核物理專業畢業、時任安全部部長和黨組書記及黨委書記的賈春旺，這三位政府重要部份的負責人，向上層領導信，闡述特異功能在科學上的意義，毛遂自薦來負責特異功能研究及其相應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有關負責人的批示和同意，從此中國有了「人體科學三人領導小組」。

時至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為了個人撈政治資本，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至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國家新聞出版署第50號令》廢止了中國對法輪功原著的出版禁令，這個話題，我們可以另文研究。

徐光春當時想給法輪功扣一頂名為「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然而《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後，有關部門收到了幾十萬封群眾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結果有關人員對法輪功的進一步打壓暫時擱淺。至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中共《法制晚報》公開重申了公安部【2000】39號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確法輪功不是邪教，這是後話。

5. 一九九七年的兩次秘密調查
一九九七年一月和七月，羅幹掌控的公安部兩次在全國範圍調查法輪功，欲定為「邪教」。結果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儘管沒有證據，公安部一局發出的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仍把法輪功稱為「邪教」。在中國社會，這種公開的執法犯法和媒體造勢，是慣用的政治運動的前奏。

6. 一九九八年的北京電視台事件
一九九八年五月，清華大學畢業、曾撰文斷言「量子力學的發展論證了江澤民『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羅幹的連襟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節目中刻意抹黑法輪功。很多法輪功學員聞訊前去北京電視台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真實情況。北京電視台了解了情況後做出了更正。

7. 何祚庥被背景禁言
何祚庥的挑事引起當時北京一位副市長的不快，下令不准其在北京的媒體上亂說。在北京被禁，這正是一九九九年何祚庥轉到天津去發表誣蔑文章的原因。

8. 公安部再度挑事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民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個人私有財產。

9. 離休老幹部提交調查報告
面對公安在各地的騷擾，法輪功學員紛紛給上級寫信反映情況。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結論是「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政治局看了調查報告後，時任總理朱鎔基很高興，作了批示，大意是不要去干擾法輪功學員煉功。朱鎔基的批示基於經濟和社會治理效率──如果一個功法能為國家省下大筆醫保費且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政府理應支持。一九九九年趕去參加「四﹒二五」上訪的時候，法輪功學員們才得知，朱鎔基總理在九八年底曾有上述批示。

江澤民看了人大離休老幹部的調查報告後，很不滿，並把報告交給了羅幹。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幹接到江澤民轉來的這份報告後，根據江澤民的態度做了甚麼，熟悉中國體制運作的各位，相信不難猜出八九不離十，包括羅幹是否直接扣押了朱鎔基的批示。

10. 一九九九年的天津事件
在羅幹的支持下，儘管被北京禁言，何祚庥仍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再度發表誹謗法輪功的文章，而且上升到「亡國」的高度，扣上了比「精神病」更可怕的大帽子。可想而知，無端受到污衊的各年齡、各教育背景、各職業背景的法輪功學員對此作何感想。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四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動用防暴警察毆打，導致學員流血受傷，並抓捕了四十五人。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由於公安部的介入，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群眾不會得到釋放。天津的公安直接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去北京」？北京那麼大，去哪裏能解決這個緊急事態呢？

行政訴訟、人大政協、媒體渠道都行不通，也就是「縣官」和「現管」都不管用了。那麼在民告官法院不敢管、喬石這種級別的退休老幹部提交的調查報告都被江澤民個人意志所否定被否定、媒體這種「第二信訪辦」更不敢發聲的國家，「包青天」家住哪裏、衙門開在哪裏呢？

試想，即便是現在，中國的老百姓遇到急事，除了撥打報警電話，有多少人知道政府的大門朝哪開？自己需要的法律程序有哪些呢？特別是遵紀守法的公民，對警察叔叔是信任的──問路找警察，撿到錢包交給警察，報案找警察，所以當有穿制服的警察指揮上訪群眾站到新華門外的圍牆邊等待，群眾服從安排是很自然的，既不違規，更不違法，對任何人和公共財物沒有任何傷害。

那麼，是誰無風三尺浪？又是誰不惜以億萬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和生命為代價，非要置法輪功於死地呢？是誰將維持這場迫害維持了近三十年？他們的動機和目的是甚麼？是為了人民的權益呢？還是為了一己之私？這場以法輪功為假想敵的政治運動，對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對中國的法治，又造成了怎樣的致命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