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的高興,她的目光顯出難以覺察的窘困,看的出她不太想往縱深說,尤其是怕談起最敏感的詞「法輪功」。我和她的心情恰恰相反,我還要救度她呢!七年沒見,又不能在幾分鐘說透,我問她甚麼時候休息?她說不休息,我問她甚麼時候下班?她說下班很晚。我想最好的選擇就是送給她一個護身符,她看到我手中欲要送給她的禮物,瞬間又不好意思拒絕,她便迅速而緊張的對我說:「我是××黨員!」我輕鬆的笑了說:「我們家所有黨員早都退出了共產黨。」她說:「為了孩子我也不能退。」我說:「我理解你,當年我們都是正直、善良、向上的年輕人。不過現在沒有人去入那個黨啦,連×××都不相信了,我們老百姓還傻乎乎的信?!中共黨校就有一批幹部聯名退出共產黨,軍隊、政府官員、都紛紛集體退出。她隨即說:「它幹壞事太多了?」看來她還是知道一點。
我說:「對!由於它作惡多端,歷次運動殺害百姓八千萬,所以老天就要滅它,我不願看到你去給它們陪葬!體現在人這兒就是:天災、人禍、疾病,誰能逃得了?!不是參與政治、不是反對共產黨、也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解體。歷史上一朝一代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一朝去了下一朝來,今天就到了共產黨謝幕的時候了。」
隨即我又告訴她:我看出你對我的迴避,我不勉強你,但是你要在內心與這個惡黨劃清界限,牢記: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遇難呈祥,躲過劫難。
她連連點頭說謝謝!並對我說:「我真的對你是有一份牽掛和擔憂,你那麼有才華,總是懷才不遇,我一直都在為你感到不平。」我說:「謝謝,我很好,過去我和你同感,走進大法修煉,我的所長都得以盡用,我真正懂得了:我就是為法而來的。」
九九年從十月二十八日開始,我們由每兩天去一次天安門廣場改成每天都去,十一月二日我與另八名大法弟子圍成一個圓圈在天安門廣場集體抱輪,這是我們這些沒有被抓的大法弟子經過切磋周密選擇的做法。當時天安門廣場的武警和便衣還不認識抱輪這個動作,所以我們抱了大約有五分鐘左右的時間,才從遠處跑來一名武警拽著我的胳膊大聲吼:是不是法輪功?是不是法輪功?接下來就是大批的便衣蜂擁了過來,有的奪下了外國記者手中的相機扯出膠片曝光,有的在驅趕圍觀的群眾。之後他們喚來了警車把我們搡進車裏,送了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後轉入駐京辦事處,三天後,當地分局非法將我們劫持回家鄉,非法關押在看守所。
七年多前,二零零零年「十一」,天安門廣場雲集了數以萬計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站出來護法。作為大法弟子,護法、講真相、救度世人都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就在我準備第二次進北京時,街道邪黨政法委和派出所早已派人監視我多日了,在這危難之時,在師尊的呵護下,我的這位同事帶著她的女兒找我有事,我說太抱歉了,我馬上就要乘火車去北京,就這樣在她和女兒的護送下,我順利的走出了家門,甩掉了監視我的尾巴,分手前她硬塞給我一百元錢。我病休多年,九九年後就下崗失業。這厚重的一百元,是她對大法的支持,我永遠不能忘懷。我執意不肯收,她也是堅決不退讓,一定要表示一點心意。帶著朋友的祝福,我擺脫了邪惡的圍追堵截,和同修踏上再次進京的列車。在進站、檢票、上車每道關,都有警察在不斷的搜尋出乘車的大法弟子,之後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關押。
當列車離開站台時,我終於鬆了一口氣。我看到黑壓壓的一大片,足足有幾十、近百的警察離開火車的站台,掃興的往回走。為了護法、證實大法、講清真相、救度眾生,我多次被抓、被勞教,遭受了非人的嚴酷迫害,幾近傷殘,有一次是奄奄一息的我被抬出了勞教所。
無論走到哪裏,經過的一切環節,我都盡最大努力,想方設法尋找一切機會與所有相關人員、警察、管教講真相,無論他們怎麼邪惡,我都要用師父賦予我的正念化干戈為玉帛。一個警督說:「等你們大法正過來我為你們請客」,專案警察拿起電話告訴妻子:「法輪大法好啊,法輪大法好啊」,一個教養院幹警說:「我們會為自己留後路的,一定會!」一個勞教局的警官說:「我怎麼才能幫助真正的大法弟子把痛苦降到最低。」帶我去醫院掛吊瓶的中年警察最後說:「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太苦了,我等當第二批的大法弟子。」
我知道我的這位同事對我所說「我真的對你有一份擔憂和牽掛」的涵義,除了對我的理解和同情,還有對惡黨的恐懼,所以解體邪黨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