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學時,就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嚴重時,痛得走不了路;上中學時又患上了神經性血管偏頭痛,頭痛起來非常難受,非常痛苦,幾乎每月都要發作一次,發作時頭昏眼花,伴有惡心嘔吐,必須上床躺著,才能好受一點。成年後,我又患上了中耳炎,穿過兩次孔。九零年,我丈夫又患「肝癌」去世,更感到人生苦短,生命無常,身體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為了有個好身體我每天清晨喜歡到公園活動一下。就這樣,我一看到氣功書就買,好的、壞的也不知道;一聽說有氣功報告就去聽,花了不少錢,但是甚麼也沒有得到,仍然在疾病的折磨中煎熬。九六年我開始修煉大法卻沒花一分錢,而所患的各種病都不治而癒了,我得到的東西是無法用價值來衡量的,因為師父只看我們這顆「修煉」的心。沒有師父的呵護,一個生命要能夠得正法、識真經、修正道是絕不可能的。
我在邪黨的監獄中幾次瀕臨死亡,都是師尊的呵護一次又一次的給了我新生。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被綁架關進了看守所,我一直向把我送到看守所的警察講真相,警察要離開看守所時問我:你還有甚麼要跟你女兒、兒子說的?我說:叫我的女兒、兒子(未修煉法輪功)硬氣點,不要去求任何人。我修大法沒有錯!那警察一下怔住了,眼淚差點就掉了下來。在看守所的九個多月,由於我沒有徹底否定舊勢力的安排,承受了迫害,超負荷的奴工勞動,使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感到全身乏力,只覺得身體很虛弱。二零零三年一月我被冤判五年,送到省女二監,一進監獄,監獄醫院作體檢,問我以前是不是有心臟病,我說:沒有。
一天夜裏,我突然感到特別的難受,心臟像被甚麼東西抓去似的,當時法理不是很清晰,不知道否定舊勢力的安排,只是想:不管他,甚麼也不想……,我就昏過去了,甚麼都不知道了,等醒過來後我卻好好的,甚麼事都沒有,是師父的呵護使我沒出甚麼危險。沒過幾天,監獄醫生帶我到外面醫院做檢查,醫生說是典型的「風心病」,要求做「彩超」。監獄醫生打電話向監獄請示:是否做?因為做「彩超」的費用很高,監獄怕出錢不讓做,就把我帶回來。獄醫反覆交待「包夾」不准我隨便洗澡,不能感冒,隨時都可以就診。
不到一個月,在師父的安排下,我回到了家。聽女兒說:是監獄打電話給女兒,讓她來給我辦保外就醫手續的。監獄要求女兒帶我到醫院作進一步檢查,要出示醫院證明。檢查的結果是: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心房纖顫、心功能Ⅱ級、心衰Ⅰ°)醫生建議我做心臟瓣膜手術,僅手術費就需要四萬多元。我想我是煉功人,我有師父管呢!一定會沒事,我堅持不做手術。在醫院呆了十多天就回家了,醫院開的藥我一粒都沒有吃,出院後全部都扔了。入院的第一天,醫生就告訴女兒不能讓我再騎自行車,有危險。可是我至今都是以自行車代步,風裏來雨裏去,跑東跑西,就像師父說的感覺一身輕,就像年輕人一樣。
從監獄回來後,我給社區負責人講真相不夠理智、智慧,我把「天安門自焚」真相光碟直接送給她,讓她好好看看,不要被謊言矇騙。可她卻把光碟交給了專職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六一零」,並說我還在活動,那時我回家才八個月,監獄來了六、七個警察,強行把我按在地上銬上手銬,又把我綁架到監獄。監獄的車子直接就把我拉到監獄醫院。一天,主管警察來看我說:我們已經給過你機會了,讓你「保外」出去,以後不會再給你機會了。我說:你說了不算!她說:誰說了算?我說:我的師父說了算!她一聽發著脾氣就走了。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問世後的幾個月,監獄就說法輪功是反革命組織,把堅持修煉的全部大法弟子都關了禁閉,不許跟外界接觸,不許跟任何人講話,當時的氣氛很緊張,壓力也很大。在監獄的一次「批鬥」會上,邪惡操控壞人上台亂說亂講,說了許多誹謗大法,誹謗師父的話,我心裏特別的難受,開完會回監室要上很多石階,我回到監房,氣都喘不上來了,就感到很憋氣,我想睡一下,剛睡下,我就感覺不行了,就像要走了一樣……,我先想:管他呢,死了就死了。但轉念又想:不行!我還有許多眾生沒有救度,我還要去救度他們。瞬間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等一個多小時後醒過來,我卻又好好的,甚麼事也沒有了。我知道又是師父將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不久,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監獄醫院檢查後發現我的「心臟病」很嚴重,她們怕出問題,就把我送到外面監獄總醫院,一進醫院就給我打上了點滴,突然間我感到特別難受,有一種來取命的感覺,我就大聲叫起來:醫生,趕快過來!我說:我特別難受,要他們把針頭拔了。醫生說:不給拔。我說:你不拔,我自己拔。醫生一聽,只好給拔了。監獄總醫院的專科主任「會診」後說:我的手關節骨已腫大,像我這種心臟病,不出兩年就會死人。
有一天晚上我躲在被子裏寫了一封信,題目是《也許是最後的訴說》,我寫了我們是佛法修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他是神,才有了現在的復活節;走出高牆外的大法弟子會把監獄迫害大法弟子的惡行曝光出來。如果我被迫害死了,你們(監獄)會受到國際互聯網輿論的譴責。寫好後我讓包夾交給當天的值班警察。第二天,兩個警察怒氣沖沖的到監室告訴包夾:從今以後不許老太太寫一個字。晚上把我叫到她們的窩子裏,六、七個警察氣急敗壞、歇斯底里的咆哮了一番,我默默的對著她們發正念,讓她們閉上謗佛、謗法的邪惡的嘴!
不久,我又再次保外就醫回到了家。二零零五年八月從監獄回來的我是滿臉黑斑,一副瘦弱蒼老的樣子。回來後,我趕快學法、煉功,做好三件事。很快身體就恢復了,現在一切都很好,整個人是白裏透紅、精神抖擻。
回來一年後的一天,三男一女四個警察(其中一個是戶籍警察)來到我家,氣勢洶洶的把一本《九評》擺在桌子上,叫我老實說,是不是我發的?有兩個警察手上拿著紙和筆,一副要做筆錄的樣子,我馬上請師父加持,保護弟子。我也去拿來紙和筆叫他們也給我簽下名字來。其中一個警察說:老實點,有(《九評》)就拿出來,不然我們就動手了!我大聲的對他們說:我只因為說了真話,說了「法輪大法好!」就被你們迫害進了監獄。我在監獄已經死過三次了,你們今天要怎麼辦?我告訴你們,我甚麼都不怕!這一叫(正念十足),把他們嚇了一跳。那個女警察用眼神問還作不作筆錄?一男警察用手示意了一下:不用做。就這樣,在師父的加持下,邪惡被解體了,四個警察灰溜溜的走了,至今再也沒來騷擾過。
有一年年底,社區叫我到街道辦事處,說有事。我進了辦事處的會議室,看到有七、八個人,一番所謂關心的客套話後,直接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談話中知道他們是省、市「六一零」的。)我很平靜的對他們說:你們跟大法弟子打交道已經多年了,對法輪功多多少少應該有所了解、有所認識了。法輪功好不好,大家心裏都明白。不用我多說,我的情況你們都知道,我煉法輪功沒有錯!我現在的命都是法輪功給的。醫院昂貴的醫藥費用對我們平民百姓來說,我們是看不起這個病的,我要不煉法輪功早就死了。隨後我又問他們:為甚麼你們每月都要我到辦事處來一次,你們這樣做是不對的,你們這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他們趕快解釋說:你誤會了,我們只是想和你溝通溝通。自此後,他們再也沒有來找過我。
是超常的大法,慈悲的師父一次又一次的給了我新生。我唯有精進,用正念正行來回報師父給予的一切。